四川
镜头按下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站在陕北保安，举起相机，毛主席穿着红军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红星八角帽。
很多人记住的是那顶帽子。
可把目光从帽檐往下移，脸颊、下巴、衣领之间，就能看见长征留下的痕迹：人瘦了，脸窄了，衣服显得空。
这不是照相馆里摆出来的领袖照。
这是一个刚从二万五千里路里走出来的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
这一年，从江西瑞金出发的队伍，渡过大河，翻过雪山，穿过草地，一路打、一路走、一路减员。
数字很冷。
中央红军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中央苏区，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历时十二个月零九天，行程二万五千里，沿途进行三百八十多次大小战斗。
人却是热的。
有的人倒在湘江边，有的人陷在草地里，有的人翻雪山时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毛主席走在这支队伍里，身边不是地图上的箭头，而是一张张熟脸。
长征刚开始时，毛主席并不在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
贺子珍后来讲起苏区群众送别的情形，毛主席听完，只说他们欠根据地人民太多了。
他心里清楚。
这一走，不是简单换个地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越来越小，国民党军步步压来。红军若不突围，火种就可能被压灭在原地。
可突围之后，路也没有变宽。
湘江一战，队伍遭到严重损失。江边的枪声、渡口的拥挤、担架上的伤员，把许多人心里的疑问逼了出来：再这样走下去，队伍还能剩多少？
这个问题，压在所有人头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贵州遵义。
一栋小楼里，会议开了三天。窗外是冬天，屋里一遍遍讲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讲长征初期的被动，讲军队到底该怎样活下去。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路，终于换了走法。
四渡赤水，就是那之后打出来的一笔。
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时东时西，时南时北。敌军以为堵住了前头，红军已经转到别处；以为红军要北上，红军又突然回师黔北。
这不是轻巧。
每一步都连着粮食、伤员、追兵和疲惫的脚。
毛主席后来谈到四渡赤水，称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笔”。可在当时，得意二字还远没有到来，摆在眼前的只是怎么把这支队伍带出去。
带出去。
就这三个字。
过金沙江后，红军甩开大股追兵；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队伍又从险处挤出一条路；夹金山、懋功、草地、腊子口，每一个地名后面都有人倒下。
那是长时间行军、缺粮、寒冷、病痛、作战一起压出来的。
到吴起镇前，中央红军还带着敌军骑兵这个“尾巴”。毛主席到了陕北后，很快说，要把这个尾巴切掉，作为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
仗打完，队伍才真正站住脚。
十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可胜利两个字，落在每个人身上，都不是轻的。
毛主席望见的不是一支完整出发的队伍，而是一支被战争、饥饿、雪山草地反复筛过的队伍。
留下来的，都是从死地里走出来的人。
九个月后，斯诺到了陕北。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他来到保安，和毛主席长谈。谈中国革命，谈红军，谈长征，也谈外面的世界怎样认识共产党。
拍照时，毛主席身边没有合适的军帽。斯诺把红军送给自己的八角帽摘下来，戴在毛主席头上。
相机前，毛主席坐在那里。
帽子很新，红星很亮。
脸却很瘦。
许多年后，人们提起它，常说神采、从容、坚定。
这些都没错。
但若只看见神采，就看轻了那张脸上的风霜。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起陕北，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落脚点，是因为队伍终于停下来了。
出发点，是因为新的局面从这里打开。
斯诺那顶八角帽，后来一直被他珍藏。斯诺夫人一九七五年访华时，把这顶帽子转交给中国。
帽子留下来了。
镜头里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衣领贴着瘦削的脖颈，眼睛望向前方。长征已经走完，脚下却还不是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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