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顶尊跪坐人像最新研究成果披露

本文转自：人民网-四川频道

人民日报记者 宋豪新

2019年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出土了上万件铜器，其中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其115厘米高的巨大体型以及跪坐人像头顶铜尊的独特造型，引人注目。

7月10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今年1月，四川省考古院为主的研究团队在《考古》上发表论文《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认为这件造型独特的青铜器为分铸成型——尊体、人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成后，在三星堆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了拼接组合。

值得一提的是，顶尊跪坐人像的尊圈足是被截掉三分之一后再与人像合体的。而顶尊、跪坐的形象表达，应是源于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真实场景，是实际需求的体现。

图为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

四川省考古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也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论文的第一作者。据他介绍，这些研究包括了金相、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和铅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方法。

“我们目测可以发现，铜顶尊跪坐人像中的人像较为完整，表面锈蚀较严重，手部因完全矿化已没有铜质基体，呈层状剥离。但是尊体口沿处虽严重变形且部分残缺，但锈蚀程度较轻。在同样的埋藏环境中，尊体和人像锈蚀程度和锈蚀产物均有所不同，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基体成分差异所致。”郭建波介绍，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从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中发现，“铜尊的铜锡含量与人像相当，但铅含量则普遍低于人像。”再结合铸造工艺分析，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成分差异可能与不同器物的制作工序和功能需求相关。“立人像的铸造采用分段铸造工艺，腰部和底座分别浇铸后再连接。这一过程中，使用接近纯铜的底座可能是为了增加承载强度。相比之下，立人像身体和尊的铸造注重整体造型，故而采用了含锡量较高、流动性更好的青铜合金。”

郭建波说，文物不同部位铅同位素比值明显不同的结果显示，尊体与其他部位的矿料来源不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尊来源于其他地方，它的矿料来源与生产地均不是三星堆，而人像、尊饰件均为三星堆本地铸造。此外，铸接铜液的铅同位素比值与人像和尊饰件相近，推断此件铜顶尊跪坐人像的最终成型是在三星堆。第二种可能是三星堆工匠使用不同的原料配比制作不同的器物，尊、人像等的铸造地和顶尊跪坐人像的组合完成地均是在三星堆。当地铸铜工匠可能掌握了非常娴熟的矿料识别能力、原料配比和铸铜工艺，根据器物功用、性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矿料进行制作。但这种能够准确区分矿料差异性的直接证据还不充分，似乎也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第三种可能是尊、人像等都是在外地铸造，产自一地或两地，再在某一地方进行组装，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在三星堆出土铜器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同属南方青铜文化圈。大口尊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商代中期和殷墟早中期的大口尊相同，明显是受中原商文化影响。但同时，南方出土的器物在装饰、用途、器用等方面又有地方特色。这件铜顶尊跪坐人像，大口尊有独特的龙形和牛首装饰，研究人员推测为是三星堆特有的创造。

青铜尊在三星堆的用途也有所不同。郭建波介绍，青铜尊在商周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主要的酒器之一。但这件顶尊跪坐人像的大口尊内部装有海贝，似乎并非用以盛酒。“尤其尊的腹底部还有一个人为破坏的圆洞，这种不注重容器本身的功能，而是有选择地将其应用于本地祭祀活动之中，并为了祭祀内容对容器进行改制的铸造特点，与中原商文化的青铜器使用情况有明显差异。”此外，作为底座的铜人像本应做成实心才更加结实稳固，“但目前这种空心设计，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节省铜料的考虑；另一方面或许反映出古人制作器物的用意是希望器物具有‘通达天地’之意。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我们更倾向后者。”

郭建波介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将中原风格的大口尊与三星堆文化特色的跪坐人像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数学者将这种造型与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三星堆祭祀场景的真实一面。“三星堆青铜器中，‘顶尊’和‘跪坐’的人物形象多次出现，但三号坑出土的这件顶尊跪坐人像形体巨大，尊为原始大小并经过一定改型，人像也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这种真实存在的尊与人像结合而呈现出的造型，反映出三星堆祭祀场景的真实一面——人手握神物，向前作揖膜拜，虽头顶一大尊，但面部还保持着严肃沉静，一副神圣而虔诚的样态，尊内还盛有海贝等珍贵物品。如此形象显然是经过古蜀工匠精心设计的，目的就是表达对神灵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