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6年春，陕西凤翔，国民党部队驻地。
蒋介石的围剿命令一份接一份往下传，弹药往前线调，底层士兵的口粮却一天比一天少，沈启贤是四营营长，手下两个连，几百号人，全是从陕南山里出来的穷孩子，他站在营房门口看着士兵们端着稀得见底的碗，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仗打得没有道理。
六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把一支军队看透，他看到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军饷被层层克扣，基层士兵常年吃不饱，长官打骂下属是常事，日本人已经打进东三省，国土一块块在掉，蒋介石的命令却只有一个方向，剿共，本该抗日的队伍，被逼着打自己人，沈启贤心里那杆秤早就歪了。
跟他一起歪的还有一个人，同乡何振亚，两人是汉阴高等小学的同学，1932年，两人在平利县驻守期间秘密联络了11名信得过的排长和战士，成立了“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沈启贤当主席，何振亚当总指挥。
11个人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名，约定各自返回部队，分散联络，积蓄力量，伺机起义，这件事藏了四年。
1935年12月，何振亚率先在长安县引驾回率部起义，处决反动连长张锡武，带一百多人上了山，沈启贤没有跟着走，继续留在原部队等待机会。
1936年春，团里开始有人怀疑他，营房周围昼夜有人盯梢，特务四处监视，沈启贤每隔几天就被叫去问话，团部还命令他带兵进山追剿何振亚，沈启贤带着队伍进了山，绕开何振亚藏身的区域转了一圈就回来，报告说山路难行找不到人，团长当面质问他是否与何振亚有联系，但拿不出证据，只能继续让人盯着他。
沈启贤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一旦事情败露，不光他自己，两个连的兵都得跟着遭殃，他选了一个晚上，把两个连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没有多说废话，大家心里都清楚他要干什么，他开口说，只有停止打自己人、调转枪口抗日，才有活路，没人犹豫，所有人都跟着他走。
队伍收拾好武器和干粮连夜出发，避开大路和城镇，沿着秦岭偏僻的山道北上，途中几次遭遇民团和国民党巡逻队，交手突围了好几回，他手下的兵都是打过仗见过血的，硬闯了过去，最难的不是打仗，是在山里摸黑赶路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但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陕北苏区，抵达了红十五军团驻地。
抵达陕北苏区红十五军团驻地时，徐海东亲自带队迎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专程赶来慰问，这支建制完整、装备齐全的队伍，为长征后兵力匮乏的红军补上了关键力量。
队伍后来被整编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沈启贤出任参谋长，1937年2月，经军团长徐海东和团政委李雪三介绍，沈启贤和何振亚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这一天，离他带队起义过去将近一年。
沈启贤在心里给自己划了三条线，入党晚，1937年才正式加入，没走过长征，起义出身，这三条线加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在红军体系里排不上号，此后的日子他没停下过。
抗日战争，他进抗大学习，之后奔赴敌后战场，跟着大部队转战苏皖，大小恶仗打了无数次，解放战争，辽沈、平津、渡江，全程参与，从北打到南，抗美援朝，他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指挥年轻的志愿军空军迎战世界最强的美国空军。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授衔之前，全军上下都在议论评级，有人担心评低了，有人四处找老首长反映情况，沈启贤私下跟同事说，自己这辈子能安安稳稳跟着革命走到胜利就已经很知足，凭自己的经历，能评个大校就心满意足，他是真这么想的，不是谦虚。
1955年11月，南京授衔典礼正式举行，礼堂内灯火通明，军官们着崭新军装列队就坐，司仪的声音在会场里一字一字地清晰落地，台下的人一批接一批站起来，走向台前，低头，接过肩章。
轮到沈启贤的时候，他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走向台前的这段路，他走得不快，脑子里还盘旋着那个反复算过的数字，大校，他站到台前，等着那两个字落下来。
司仪念了，不是“大校”，沈启贤，授予少将军衔，他愣了几秒，没有立刻动，旁边有人轻声提醒他，他才慢慢抬起手，接过了那枚肩章，这个结果，完全颠覆了他自己的计算，事后他说了一句大实话，我真以为顶多是大校，组织太照顾我了，这份荣誉太重，我一辈子不敢辜负。
1955年授衔，沈启贤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10年1月24日，沈启贤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从一个国军营长变成开国少将，中间隔着的不是运气，是1936年那个深夜他站出来说的那句话，只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才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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