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站在观测台上，将地球摆在了宇宙正中央。每当一颗行星的轨迹与他的本轮模型对不上，他就调整一个圈层，再叠加一个圆，像修补一张越来越臃肿的绣毯。这套繁复的修补术支撑了近1400年，直到1543年，哥白尼在病榻上接过《天体运行论》的样书，用一句话撕碎了所有附加的圆圈：是太阳，不是地球，才是行星们环绕的中心。一个更简洁的图景推翻了层层补丁，也点燃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类似的剧情反复上演：相对论让“以太”这种假想的介质彻底退出舞台，大陆漂移说用几块拼图版的大陆就解释了远隔重洋的相同化石，而无需再设想沉没的陆桥。自14世纪修士奥卡姆的威廉以来，我们把这把剃刀握了近七百年——在能够解释现象的所有理论中，选择最简单的那一个。科学研究从课堂到实验室，都把“从最简假设开始”奉为座右铭，遇到数据实在兜不住时，才小心地增加一个变量或一个机制。
但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研究所的认知科学家玛丽娜·杜博娃却把镜头对准了科学家自己。她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微观世界”实验，把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观察手段反扣到研究者的思维习惯上。结果让她警觉：包括奥卡姆剃刀在内，好几条长久以来被珍视的探索法则，脚下的地面并不稳固。那个“总是从简单起步”的惯性，可能恰恰在阻挡我们看清现实中那些隐藏的复杂结构。
杜博娃在接受《新科学家》采访时指出，奥卡姆剃刀在科学中表现为偏好最少的假设、最少的因果机制，或者偏好那种极其僵化、只能做出非常具体预测的解释。但她追问的，是这个节律是不是科学家的特权。事实上，普通人解释身边事件时，也天然地向着简单版本滑动。“我们有证据表明，当要求人们解释不同事件时，他们倾向于……”
当未来的科学工作越来越多交由“人工智能科学家”自动化执行，杜博娃的这些发现变得尤为关键。如果我们把今天这种崇尚简化的思维惯性写进明天的机器，就可能把旧时代的认知偏见固化进科学探索的底层代码。她所主张的另一条路，不是抛弃简洁，而是允许在某些时刻，先从复杂性出发，再逐步放大那些原本看不见的结构。这才是和现实保持最高密度接触的方式，也是科学最根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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