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匡时先生
陈匡时老师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引导我进入史学研究大门的领路人之一。
我是1978年10月入学的78级本科生，当时复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还分成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教研室，陈匡时老师在近代史教研室。给我们班上中国通史近代史部分的是杨立强、沈渭滨两位老师。陈匡时老师开的是选修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虽说对以后是否要从事历史研究还没有信心，但进入历史系后已经受到老师们的影响，明白学习历史首先要了解、熟悉并且阅读史料，因此课表上看到这门课，就觉得是一定要选的。有位同学用敬佩的语气在班里说，上海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二陈”之称，一位是响当当的华东师大陈旭麓先生，另一位就是复旦的陈匡时，后一位陈尤以熟悉各种近代史料而闻名于学界。所以我们班喜欢近代史的同学差不多都选了这门课。
我们入学时，“文革”结束不久，大学教学刚开始走上正道，不少课程是老师们新开设的。陈老师的史料学课没有指定的教材，那时也没有一本有关近代史料学的书，但他拟定了较为详尽的教学大纲。在课堂上，陈老师按照不同形态的近代史料分门别类地予以介绍和评论，还将相关的史料书带到教室里来展示，以便选课的同学有直观的了解。那是一个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的年代，对史料的了解还得靠传统的方法，手眼并用，查找翻阅。有关近代史料的著作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1982年我们毕业时才在书店里看到的。因此，陈匡时老师在课堂上介绍和评论的近代史料，都是他自己在长年的教学和研究中的积累。他对近代各种史料了然于胸，讲课中如数家珍，板书时常常大段默写。人们讲到舞台名家的表演时会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陈老师的近代史料学课也可如此评价。至今还记得，每每讲到得意处，陈老师会摇动手上的粉笔，露出开心的微笑。
因为有上近代史料学课的经历，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很自然就选了陈匡时老师作为指导老师，论文题目是“清末驻外使馆的建立及其活动”。选这个题目是因为读了徐中约先生的“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徐中约先生1980年来复旦访问，给历史系师生做了学术报告。那时国门虽已打开，但海外来访的学者还很少，做学术报告的就更少。徐中约学术报告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近代史还可以有另一种叙述和解读的途径。于是，就到上海图书馆借阅他论述近代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这本书，边查词典边阅读，这是我完整读完的第一本英语中国近代史著作。这本书有相当篇幅论述了中国驻外使馆的设立，这是国内教科书中没有的内容，引起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陈匡时老师同意我的选题后，要求我仔细阅读相关的史料。有些书籍，陈老师列出书名后，我在学校图书馆查不到，他就要求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阅。记得有一两本书是在上图位于长乐路的一个阅览室中阅读的。
做本科毕业论文时，于史学研究还没有入门，又读了徐中约的著作，被他不同于国内的叙述所吸引。初稿写出后，陈匡时老师看了就指出，整个稿子太跟着徐著走，缺少自己的看法，要修改。陈老师还就晚清驻外使馆的设立谈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在陈老师的启发下，我做了修改。虽然最后定稿，仍难完全摆脱徐著的影响，陈老师还是给予肯定。为写这篇文章，我请系资料室李春博老师将陈匡时老师给我本科毕业论文的评语找出来，特抄录于下：“本文就清末驻外使馆的建立及其活动特点作了初步的叙述和分析。作者对这一过去较少为人论及的课题，努力搜求资料，注意当前研究成果，在分析中并有自己一定的看法，持论是客观的。写作认真，文字通顺。”评定成绩为“良”。这篇本科毕业论文为我以后进入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本科毕业一年后，我重回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方向是现代史，三年后毕业留系工作。虽然此时近代史与现代史仍是分开的，我在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但在系里见到陈匡时老师，总感到特别亲切，陈老师见到我也总要聊上几句。
时间长了，我慢慢体会到，这不仅仅是因为陈老师曾经指导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而是他对恢复高考后进校的几届学生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班同学几次返校聚会，邀请上过课的老师一起参加，陈老师总是非常兴奋地到场，而且还带着他保存的班级花名册，一个个地喊着名字辨认毕业多年的学生，笑谈当年在学校中的往事。
这种情感在陈老师那一辈老师中间很普遍。也让我们学生在许多年后回想起来，感到格外地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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