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台测谎仪是怎么诞生的？

1922年夏夜，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冲进旧金山医院。他究竟是悲痛欲绝的幸存者，还是精心策划谋杀的凶手？为了找到答案，美国警方第一次试图借助机器判断“谁在说谎”。

一群警察、心理学家与技术狂热者走到了一起，他们试图将血压、脉搏与呼吸频率，转化为可以被记录、分析与验证的数据。他们相信：机器不会撒谎。测谎仪由此诞生。枪战、谋杀、审讯、骗局、法庭攻防……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几桩案件背后，隐藏着一场更危险的实验：人类第一次试图用技术识破谎言、读取内心。

《血色战栗》既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真实犯罪史，也是一部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迷恋“技术真相”的思想史。从黑帮时代的美国街头，到今天AI与算法主导的世界，人类始终没有停止幻想：技术能够看穿人心。

《血色战栗：谋杀、执念与测谎仪的诞生》，[英]阿米特·卡特瓦拉 著，王人力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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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

一辆黄色的汽车从山上下来，往北朝着旧金山方向疾驶而去。四周薄雾弥漫，圆圆的前车灯，在雾气中划出两道光束。亨利·威尔肯斯手握方向盘，冒险看了一眼后视镜。很显然，有人在跟踪他们。

那是1922年5月30日的晚上，星期二——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时称为“装饰日”）。那辆车已经尾随他们几个小时了。亨利屏气凝神，盯着身后的那辆车。夜色笼罩着太平洋上空，雾气逼人，那辆哈德逊车越来越近了。耀眼的灯光直刺亨利的视线。两辆汽车呼啸着冲下山坡，开往市区。哈德逊车渐渐靠近普莱米尔车，好像要超车。亨利一直在路的中间道行驶，这时他将车移到右边，让哈德逊车通过。哈德逊车却没有超过他。

相反，那辆追车愈靠愈近，两辆车的踏板已经相距不到一英尺了。亨利朝对面望了望，看见两个人坐在前座上，他们有一支枪。“我看见一支猎枪，一支锯短了的猎枪。或者说，如果不是猎枪，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手枪。”他后来说。

那辆车突然转向，逼得更近，迫使亨利将方向盘转向路边。安娜越过她丈夫往普莱米尔车左边的窗口一看，瞥见一个男人的背影从车上爬出，踏在车的踏板上。她大声喊道：“这是拦路抢劫。”

不一会儿，亨利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普莱米尔车“砰”的一声撞到了日落区靠近第十九大道和莫拉加街拐角处的街沿。发动机噼啪一声熄了火，车灯也熄了。那辆哈德逊车紧急刹车，传出轮胎刺耳的摩擦声，停在下坡路大约20米的地方。

一切都静止了，静止了几秒钟的时间。附近的麦考密克养狗场，狗在狂吠，在嚎叫。安娜的目光转向孩子，他们在后座上已经惊醒。“把你们的头藏在毯子下面，他们就看不见你们，”安娜惊恐不安，睁大一双蓝眼睛对他们说，“你们假装生病，假装我们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她抬头一看，有一个男人站在她的窗前。据亨利后来的描述，那个男人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一对灰绿色的眼睛。他身穿一套深色的修身西装，戴着深色的帽子，脸上蒙着一块蓝色的手帕。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那个男人朝后座瞥了一眼，然后把注意力转向这对惊恐不堪的夫妇。“把你们的钱都交出来。”他对亨利吼道。亨利在口袋里东掏西摸，掏出一个钱包递了出去。他告诉警察，钱包里有三张100美元的钞票，相当于今天的5000美元现金。

然后，亨利说，那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准备转身离开，但是他的目光突然注意到了安娜亮晶晶的首饰。他把手伸回车里，想用力扯下她手指上的戒指。亨利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这种侮辱他实在受不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怒吼道，“你还没拿够，是吗？”他猛地伸手去够藏在汽车侧边储物格里的自己的枪。但他太慢了。

亨利刚将右手的左轮手枪举起，那名劫匪便已抬枪还击——一支点三八口径的手枪骤然开火。“别开枪！”安娜尖叫起来。她扑倒在枪前，保护她的丈夫。子弹从一个角度击中了她，击穿了她的右腹，打在心脏下面。她疼痛地叫了起来。“我的天哪！我中枪了。”

那辆哈德逊车没亮车灯，开足马力，疯狂转动方向盘，绕过另一辆车，消失在车流中。在普莱米尔车里，亨利双手发抖，放下枪，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妻子。

安娜的世界正在逐渐消失。鲜血从她一侧的伤口里渗出，眼睛几乎睁不开了。她呼吸微弱，两腿也动不了。“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她喃喃道，“送我去医院。”

亨利按下了发动机的按钮，猛地一声换了排挡。他一下子记不清最近的医院在哪儿。安娜无力地指了指附近的一栋房子，想让他停在那儿，寻求救助。他没听她的。

海伦在后座上哭了，小亨利从毯子下面出来，将他垂死的母亲原地抱住，不让她滑到车内的地板上。“他们紧紧抱住他们的母亲，”《旧金山呼声报》报道说，“他们吻她，用他们的双手和沾满污迹的小手帕，捂住从她胸前的伤口涌出的血，他们的父亲在与死亡赛跑。”

沿第十九大道下行方向，雅各布·戈芬克尔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这位47岁的律师戴着厚厚的圆眼镜，精心梳理着前额逐渐脱去的乌发，巧妙地遮住他光秃的头顶。他和家人正开车回家，途经朱尼佩罗·塞拉大道时，有两辆车从他身边奔驶而去。当他经过路边停下的车辆时，还听见了激烈的喊叫声。“那个晚上雾很浓，任何结伴的车辆不会冒这个险，跟得这么近。这是追车，我当机立断。”他说。

戈芬克尔16岁的儿子约翰痴迷于汽车。晚上七点半刚过，他再次听见那辆哈德逊特有的引擎声——这一次，它车灯全灭，呼啸而过。几分钟后，这辆黄色普莱米尔车与戈芬克尔的车并排而行，亨利拼命挥手，示意他们停车。

他当时已经六神无主，棕色的头发凌乱不堪，手上、衣服上都是血。他问戈芬克尔，更是在求他，帮他把安娜送到最近的医院。“我的妻子中枪了！”他哭着说。她已经没有时间了。

亨利紧跟着律师的车，沿着第十九大道往下行驶到金门公园的边缘。这支沉重的车队往东转向位于斯坦扬街811号的公园急诊医院。医院里面，一位名叫托马斯·伯恩斯的住院医生对安娜的伤势进行了评估。伯恩斯很快意识到，自己经验不足，无法为安娜提供有效救治，于是他迅速安排将安娜转移到位于波特雷罗大道上的传教区急救医院（现在的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

晚上差不多八点半，救护车到达了医院。没过几分钟，安娜就上了手术台。29岁的弗兰克·希伊是从洛杉矶临时借调来的住院医生，H. L. 威廉姆森是在旧金山市区工作为数不多的女医生。他们争分夺秒地抢救她的生命，但已经太晚了。

第二天早晨，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层层雾霭之中。安娜的死登上了主要报纸的头版。“劫车案，一名妇女遭枪杀”，《旧金山纪事报》头版触目惊心，“年轻的母亲为救丈夫献出了生命”。

这起罪案触动了本就人心惶惶的市民情绪。在新闻发布会上，旧金山的警察局长丹尼尔·奥布莱恩发誓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采取迅速和一致的行动。”这位身材魁梧、年近五十的男子说道。

“杀害威尔肯斯夫人的这类罪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奥布莱恩告诉记者，“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把这帮暴徒和抢劫犯从我们中间驱逐出去。”

但是搜捕杀害安娜凶手的警察，大多数还没有受过正规训练，而且收入低、文化程度差。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是他们唯一能合法获得可观收入的机会。贪污和腐败猖獗，臭名昭著的“第三度审讯”更是家常便饭——这不过是为榨取证据或供词，对嫌疑人实施暴行的委婉说法。光凭法律将真凶绳之以法，难乎其难。

警方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共同承诺，立即制止该市的犯罪活动。他们联手制定了一个“拉网”行动。十二辆满载武装人员的汽车在城外各条道路上巡逻，车上人员均配备截短型霰弹枪，着重巡逻安娜被枪杀的日落区。其余警察则挨家挨户搜查常有罪犯聚集的出租房和旅馆，希望找到歹徒的蛛丝马迹。

但是他们手边的线索十分有限。枪击发生的当天晚上，当警探亨利·麦格拉思和迈克尔·格里芬到达医院时，亨利已经恢复了意识，但仍然惊魂未定，他对现场的描述支离破碎，缺乏实质内容，可供他们追查的细节微乎其微。他告诉警探，对方车里有三名男子，其中一个跳了出来，抢走了300美元和两枚钻戒，就在亨利伸手拿枪时，这名男子向安娜开了枪。

奇怪的是，亨利是汽车行家——但考虑到他当时情绪紧张，也许可以理解——却误认了尾随他的车辆，即使是在医院与雅各布·戈芬克尔交谈之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戈芬克尔十分确定那是一辆深色车身的哈德逊旅游车，但亨利告诉警探，那是一辆旧的红色道奇车。

第二天早上，邻居们神情肃穆，聚集在亨利和安娜在瓦列霍街的公寓外，但是窗帘是拉上的，家里没人。孩子们住在安娜的叔叔阿道夫·朗格家里。亨利在他的修车行，像一个幽灵在车间里晃来晃去。来访的朋友和前来安慰的人络绎不绝，向他表示哀悼。他一一与他们握手，默默无声，连说话的力气也鼓不起来。

他的心碎了，脑海中不断回放着那晚的一幕，反复质问自己——难道他应该拼命逃跑，难道他不应该试图拿枪？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记者重复着这个故事，声音嘶哑，泪水汩汩而下。他发誓要将杀害他妻子的凶手绳之以法。“我要用我的一生来追捕他们。”他说。

原标题：《世界上第一台测谎仪是怎么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