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毕淑敏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从阿里换书往事到“昆仑之约”

本报记者 张 妮 李迅典 刘雅婷

开栏的话：笔墨成书，以书铺展漫漫人生。好书自古就有重塑人生、滋养心灵的力量。伴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深耕，环球时报文化教育版全新推出“‘书’写人生”栏目，专访文化等领域名家，请他们分享与书相伴、以阅读淬炼人生的心路历程。新栏目首期对话著名作家毕淑敏，不久前，其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斩获 “2025 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采访中，她娓娓道来心中与昆仑的赤诚约定，以及阅读贯穿半生的温暖故事。

《我的童年》开启高原换书经历

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一名终身的阅读者，我今年70多岁了，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大半辈子阅读生涯——阅读给了我最持续的滋养。阅读跨越山海，连接古今，哺育灵魂。我也想和大家聊聊，我是如何在几乎没有阅读的年代里，开始了阅读。

在16岁多一点的年纪，我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当卫生员。那里海拔4500米以上，终年大雪封山。每年与平原的交通完全断绝的日子，长达9个月。而在能通车的那3个月里，忙碌的汽车兵们，忙着给边防一线拉武器、拉弹药、拉帐篷、拉给养、拉药品……无数形形色色的战备物资和生活用品，跋涉几千公里，运送到共和国这片最高的领土上。也许是运输任务太繁重了，汽车兵从没有给我们拉来过书。

没有书读的日子里，我望着天边的浮云，想起部队作家高玉宝写过的一部书的名字——《我要读书》。身处旧中国的高玉宝，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喊，是因为他家境贫穷，从小不能上学，所以他不识字没法读书。可我在阿里高原，发自肺腑地渴望读书却无法得到满足，这不是因为我不识字，而是因为当地根本无书可读。

我在病房当卫生员，一天，有一名地方重症病人对我说：“谢谢你这么多天照顾我。”我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又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我回：“我们不能要礼物。”他不由分说地把枕头掀开，底下压着一本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他说：“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要知道，在阿里高原，一本书是多么可贵！可是我不能要。第二天，这位病人被转送到1000多公里外的平原医院去了。他走后，我收拾他睡过的病床，换上干净的被褥，以供下一个病人使用。换枕套时，我又看到了那本《我的童年》。我明白，这是他特意留下的，我就把它收下了。

之后，我开始了用这一本书和别人换书的经历。我放出的“风声”是：我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谁想看，请拿你的书来换。我本来以为一本书换不来多少书，却没想到这种古老的换书模式，居然让我在几年之内，将西藏阿里军分区机关的私人藏书，几乎都换来读了。

慢慢地，我的“以书易书”有了点小名气，甚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有一天，我在卫生科院子里碰到了一位地方同志，他拦住我说：“你是那个有书可以和别人换着读的女兵吗？”我想了想，似乎也没有第二个人干这个营生，便回答说：“嗯，是我。”他说：“我要跟你换本书读。”我扫了他一眼，两手空空，全身上下也不像藏着一本书的样子，便问：“那你的书呢？”没想到他马上从衣袋里拿出了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说：“这就是我的书。”我想不出书怎能是这副样子。便问：“这是什么书呀？”

这位同志便将方块纸抖开。打开一层又一层，直到最后它变成将近一米长的纸条——一张标准视力表。我对他说：“这能算书吗？书是印出来的。”他回答道：“对啊，这是印刷品。”我无话可说。这的确是印刷品，不是人用手工画出来的。我不甘心地说道：“书要有作者的。”他肯定地说：“它当然是有作者的。”我张口结舌。是啊，视力表是科学的产物，肯定有发明者的，又是机器印出来的，逻辑没毛病。我不甘心，又问：“书是有读者的。您这本书有人看过吗？”他振振有词道：“当然有人看过。很多人看过的。”

的确，阿里高寒缺氧，紫外线极强，眼疾高发，人们常常对着视力表检查视力。这张旧视力表，背面还有灰，想必曾常年贴在墙上，很多人对着它比画过啊……我败下阵来，没法否认面前的视力表是被无数人眼眸凝视过的特殊书籍。我只好把自己的书换给了他，并请他将视力表带回去，重新挂到原来的墙上。他带走了我的书。遗憾的是，不知是路途遥远还是另有不便，总之，他没有把书还回来。

我们曾有过无书可读的年代，现在随手有这么多的书可读，多么幸福！抬手就能拿到书读起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是我们的荣幸。

“在阅读启蒙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文集》”

书多了，便有了选择的必要。经常有人打电话来问，“请您推荐一套书单。”或者是“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我通常都会拒绝推荐。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他一般不荐书。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鲁迅，向鲁迅学习。

在我的阅读启蒙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鲁迅文集》。鲁迅先生在我心中，是伟大的文坛先辈。我与他的人生轨迹，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就是先学医学，后来开始文学创作。他看待世事人性，极具批判深度，文笔犀利通透、一针见血。作为写作者，每个人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各不相同，但优秀的创作特质，始终是我努力追寻的目标。我也希望自己的文字，既能尖锐地直指世间本质，又能带给读者些许的温暖与安宁。

读者常说，我的文字时有锋芒，以为必是个严厉的人。现实相处接触，觉我性情温和平易。我想，这种骨子里的温和，可能源于我早年从医的经历。医者的训练，让我牢记生命宝贵，不由自主心怀悲悯，愿以慈悲之心看待世间万物。我这大半生，历经诸多坎坷，亲身碰壁受挫后，才慢慢悟出些人生道理。如今我期许自己能将积攒的人生感悟，分享给年轻群体，尤其是年轻女性。哪怕有一句话对她们有帮助，我心足矣。

“最重要的便是把我对祖国的热爱写出来”

谈到AI写作，某次我和AI方面的专家朋友讨论，说到我72岁那年完成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写完后便急诊入院。我问：“AI能否创作出《昆仑约定》？我就不用那般辛苦了。”对方直言：目前尚且做不到。AI在功能性写作、整理整合海量资料这类创作中有优势。但《昆仑约定》这类作品，目前的AI无法独立完成。若想让AI尝试创作，它至少要问询上万个问题。譬如书中一位女子与3位男子的情感走向，AI会逐一询问设定方向。他粗略估算，倘若每个问题需要百字作答，汇总下来便足足有100万字。

我吓了一跳，我的原著全文不过60余万字。如此一来，借助AI创作长篇小说，目前非但无法缩减工作量，反而更耗时耗力。比如，书中描写烈士身上弹伤处倒扣着一只碗的情节，AI便会接连发问，此处的碗有何深意？倒扣在肠管上，肠管是空肠还是结肠？碗的颜色、尺寸、新旧程度、材质等等细节，均需逐一作答。这番操作，会使思路中断混乱。反倒不如亲自提笔创作来得通畅。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苛求AI，它目前在文学创作中所能做到的仅为辅助工作。文学创作的本质，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凝结。文字创作除却客观事实内容，更饱含创作者倾注的真情实感，而这些情感内核，皆由创作者自身的价值观所决定。这是目前AI难以触及与复刻的核心症结。

我对文学的理解，从开始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化。我手写我心。我写我相信喜爱尊敬的故事，并希望我所热爱的人，在我的故事中永生。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便是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对祖国的热爱，把我亲眼目睹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边防战士的故事写出来。5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战士戍边，冰雪呼啸着覆盖我从16岁到28岁的青年时代。当年我曾发誓：如果能活着回到平原，我要拿起笔来，写下边疆将士的故事。回到平原后，为将士们讴歌的朴素理想，让我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之余提起笔来。我的第一部小说叫《昆仑殇》。几十年过去了，没有说完的高原故事，仍在我的血液中沸腾。70岁时，我又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昆仑约定》。这也是军人和祖国的约定。因为有人坚守国境，祖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个约定，重于泰山。我想告诉身处和平之中的人们：和平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造地设。当我们说到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时候，那是有人用热血用生命，用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保卫着，维护着它的完整。

对于此次《昆仑约定》获奖，我为我的战友们高兴。他们的故事，跨越万水千山，跨越50年的风霜雨雪，依旧能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和喜欢并获得广泛共鸣，说明他们精神不朽。

阅读是日复一日的生命的沉淀，它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明晰方向，在孤独的时候获得力量，在平庸的时候重焕光芒。希望我们共同在阅读中丰盈自己，让每一天都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