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考古学的初心是爱国——读王立新教授《中国考古学史教程》有感

王立新教授的大著《中国考古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出版在即，要求我在书前缀言以推介，令我很是惶恐，也让我不由得想起日常教学中的困扰。“为什么要学考古”“学考古有什么用”，这几乎是所有高校考古学教师需要直面的“灵魂之问”。长期以来，考古专业的学生，是各高校中专业思想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包括我本人——进入考古专业都是高考录取“调剂”的结果。日常教学中屡屡遭遇这样的“尬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学生的质疑，固然有个人诉求的因素，但更多是来自学科定位的迷茫。三十多年来，为了解开自己的心结，同时也为了给学生解惑，我一直在思考考古学科的使命与意义，为此也做过一些努力。

2018年，我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在开学典礼上，我代表学院做了“考古何为”的致辞。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这篇致辞——既是为了给新同学解惑，也借机表达我对学科的新理解。我向同学们谈到，比起探索“考古为何”的具体知识答案，我们更需关切“考古何为”这一根本性话题，只有真正理解了考古学的初心与使命，才能生发出对考古志业的毕生追求与坚守。

在致辞中，我主要讲了三层意思，即回答“考古何为”，需要我们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来回应“时代的声音”；需要我们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激烈碰撞中重塑文明源流，重判文明价值；需要我们告别“考古学的贫困”，建立学科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机制。致辞中的这段话，我至今仍觉得是可以给年轻同学以启迪的：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历史中人，都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提炼出学科的时代命题，并作出自己的回应。回顾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从她诞生之日起，从来都不是枯守书斋的“神州袖手人”。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从顾颉刚的“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到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李济追寻“中国文化的开始”到苏秉琦“六十年圆一梦”“修国史，写续篇”，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早已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图存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

很遗憾，这篇致辞虽不至于“无人喝彩”，但在学科范畴内也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转眼到了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历程。这一年，考古学界举办了很多活动，但同仁们大多聚焦在考古学科的百年辉煌，而较少或不愿展开对学科发展的百年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现在，这一缺憾将因为王立新老师这部《教程》的出版得以弥补。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史是由高校考古学教师而非考古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来完成，这绝非偶然——因为高校考古学教师不仅要传授“考古为何”之业，更要引导学生思考“考古何为”之道。正如王立新老师在《教程》“前言”中所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学科发展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对此我深表赞同。知其所来，才能明其所往——这正是梳理学科发展史的意义所在——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创新发展，都需要回到本学科诞生的时代大环境和学科奠基人的初心宏愿。

著名近代史家陈旭麓先生敏锐地指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国的好东西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本质上是“救亡图存”的强国之学、报国之学——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就是“爱国”！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造就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觉者。1894年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举国震惊，故梁启超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此后戊戌变法，企图吸取西学以变政。梁任公政学兼通，以学辅政，“维新”之际极力呼吁“史学革命”，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这一时期，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是梁启超、章太炎等“革命儒生”以学救国的迫切之举。

作为一门自西方引进的学科，有关考古学的学科属性，长期以来学界颇有争议。但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迄今最权威的界定，仍是夏鼐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首中的定义——“考古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正确定位不仅为新中国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的迅猛发展保驾护航，也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

从学科史的维度来看，对现代考古学有引进奠基之功的首推傅斯年。在思想上，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曾自我评价“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在学问上，傅斯年继承了梁启超“史学革命”的衣钵，致力于推翻旧传统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并以一己之力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愿“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史语所的建立，融考古于史学，极大地“扩充了工具”“扩充了材料”，真正实现了梁启超“史学革命”的夙愿。

中国考古学草创阶段，是傅斯年“搭台”，李济、梁思永等人“唱戏”的学术架构。李济自述在少年时代，“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便“常觉欢欣莫似”，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1928年冬，李济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傅斯年的邀请，出任史语所考古组组长，并第一时间奔赴殷墟发掘现场。虽然此前李济的考古实践极其有限，但他很快就生发出借助殷墟遗物来“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之宏愿。稍晚，在梁思永辨析出“后冈三叠层”之后，李济更是敏锐地意识到此发现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赞誉它“替中国建筑‘新中国上古史’的同志辟开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出发点，由此往前就可以渐渐地到那平坦大路”。追本溯源，李济的这些学术敏感仍然是继承了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学人“以史救国”的爱国初心。

梁思永选择考古学，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均出于乃父梁启超的安排。1922年，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王太子阿道夫·古斯塔夫来华，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希望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梁启超相信，“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由于当时在中国从事考古相关工作的多是安特生、德日进、鸟居龙藏等外国学者，梁启超更希望中国学者自己“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1924年，梁思永从清华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归来的梁思永初入史语所不久，就受傅斯年委派前往黑龙江昂昂溪遗址调查发掘，目的就是用翔实的出土物证来揭穿日本人企图占领中国领土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谎言，是傅氏“书生何以报国”呐喊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了考古学“用以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学科抱负，积极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道路。本《教程》的主体就是总结分析新中国考古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并细分为：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1949—1966）、中国考古学的成熟（1972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三大阶段，这些都是把握学科演进内在理路和洞察学科发展大势的卓见。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写学科史和学术史，绕不开的总是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成果，这应该是中国传统学术史流行“学案体”的缘由。每一个时代标志性的学者，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学术高峰；每一个学科的代表性人物，则代表了这个学科曾经达到的学术高度。如果要举出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学者，我想很多同行一定都会首先想到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家庭。1928年，青年苏秉琦目睹国家破败，毅然“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20世纪30年代，刚刚投身考古事业的苏秉琦，念兹在兹都是“吾爱吾国，甚至把身心奉献，让国土和民族不至沉亡，反得永生。”苏秉琦对学科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的个人学术成长史其实就是中国考古学演进史的缩影。从地层学到类型学，从考古学文化划定到区系类型理论提出，从古史重建到文明阐释，苏秉琦始终站在学科最前沿，引领中国考古学不断向前。对于苏秉琦先生在上述领域原创性、引领性贡献，《教程》都给予了专门而细致的论述，尤其有利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握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大势。

新中国成立伊始，年届不惑的苏秉琦对新社会充满了憧憬，很快就写出了《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这篇篇幅不长但意味深长的重要文章。他在文中写道：

假如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假如我们还想使我们由西方新学来的一套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根繁殖，假如我们还想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国家，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爱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地发明和改进了农业和陶业，征服了森林，驯养了家畜，发明了文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笔墨纸砚，看他们又是如何地由活剥生吃到煎炒烹调，由山洞土窑到楼台亭榭，从树叶兽皮到锦绣衣冠，由轮子的发明到机械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和改进对于当时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所发生的影响，这就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任务。这个任务，正如加里宁在苏联科学院二百周年纪念会致词中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由群众中吸取他们的创造精神，再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结果还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和任务。对于这个工作和任务的完成，考古学者的参加是不可少的。

苏秉琦后来进一步解释道，“五四运动前后，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热烈的思潮，就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那时候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苏秉琦自觉地开启了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的一部“大众化的著作”。书的主旨，正如书名所示，是苏先生对“考古学科在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过程中所走过的并不平凡的历程进行一番回顾。”苏秉琦一生事业的源泉，最根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们读苏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终其一生，考古从来都不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避风港，也不是“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工具，而是苏秉琦书生报国的一腔热情和赤子之心。

1997年1月，已届米寿之年的苏秉琦接受了香港《明报月刊》的四次专访，后以“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为题刊出，此时距离他逝世不足半年。他说，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运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与民族魂三大问题是他一生奋斗的中心。他始终坚信“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历经六十年探索而终于圆梦“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

1997年6月30日，苏秉琦先生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考古事业。此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启动一年，这是一项由时任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倡导并推动，来自全国20多家单位近两百名学者共同参与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冠以“工程”名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宋健同志强调“读史爱国，人人有责”，在目睹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的种种浅薄认识后，他深为痛心，直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遂有“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年表”的深深感慨和断然举措。

2002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等学者的精心筹划下，由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提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在科技部正式立项，由此揭开了中国学者探究古老文明的新篇章。此后二十年间，在“预研究”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实施了五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阐释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关心推动考古事业向前发展，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论述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盼，深刻揭示考古工作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纵观百年考古学史，历经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民族复兴的三大发展阶段，蕴含着一代代考古人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为民族写史，为文明立传，这是百年中国考古学的世纪梦想，更是一代代考古人的初心使命。新时代的中国考古人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秉持学科初心，怀抱学科梦想，勇担“考古释中华”的学科重任，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作出无愧于学科、无愧于时代的更大贡献！

《中国考古学史教程》

王立新 编著

定价：168元

ISBN 978-7-03-085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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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樊鑫、王国洪，摘自《中国考古学史教程》

审核：张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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