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的一场欧盟领导人晚宴,本来要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失衡,结果27国只同意继续对话、研究新工具,没有立即推出统一行动。法国政府倾向加强贸易防护,西班牙等国担心报复,德国态度也比会前谨慎。
几天后,梅朗雄提出退出北约、奉行“合作型不结盟”、扩大对华合作。两件事连在一起,法国面对的选择便显现了出来:是继续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欧盟防护政策中寻找有限自主,还是重写法国与美国、欧洲、中国之间的关系。
欧盟晚宴上的分歧,首先说明成员国对中国的判断并不一致。多数国家承认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依赖和部分产业承压,分歧集中在手段上。法国、意大利、波兰、荷兰等国支持增加关税、配额和供应链多元化工具,西班牙反对匆忙增加限制,德国顾及汽车、机械和化工企业的中国市场,也没有完全接受法国式强硬方案。
最后形成的安排只有两项,一项是继续同中国谈判,另一项是让欧盟委员会完善贸易防护和产业政策工具。欧盟已有共同焦虑,但没有共同的代价承受方案。
这恰好说明法国现行路线的困难。巴黎希望欧洲提高产业保护能力,又希望欧洲保持对美战略自主,还要维护法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利益。三项目标经常互相牵制。对华措施过重,航空、奢侈品、农业和能源企业可能承担反制成本。
措施过轻,法国制造业和欧盟委员会会认为产业安全得不到保障。继续依托美国,法国主张多年的“大国地位”会被压缩。脱离美国主导的体系,安全投入和欧洲协调成本又会迅速上升。马克龙政府曾用“欧洲战略自主”解决这种矛盾,做法是在北约内部争取更多欧洲权力,在中美之间保留回旋余地,在贸易领域支持“去风险”。
现在这套安排的可操作空间正在收窄。美国要求盟友在科技、投资和供应链领域加强一致,欧盟委员会又把经济安全工具逐步制度化,法国能够单独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小。27国晚宴没有形成即时行动,欧盟的统一政策已经很难满足法国的全部诉求。
梅朗雄没有继续修补现有路线,他直接把讨论推进到法国是否还应留在大西洋主义框架之内。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种方案:一种是在既有联盟中争取自主,另一种是先摆脱联盟约束,再重新组织合作。梅朗雄提供的新意,主要来自第二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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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在拉博埃西学会的演讲中,把美国相对衰落视为国际秩序变化的起点。他认为,G7代表性不足,G20仍未覆盖全部国家,法国应重新重视联合国,并减少对封闭集团和军事联盟的依赖。他提出法国退出北约,同时保留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共同防御义务,实行“合作型不结盟”。在中国议题上,他反对法国参与对华军事对抗,主张加强对话与合作。
安全决策权是这套主张的起点。法国拥有核力量、海外领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相对完整的军工体系,梅朗雄认为,这些条件足以支撑独立判断,没有必要让北约的威胁认定自动变成法国的威胁认定。退出北约在他的设想中,是切断政策自动跟随机制。
外交对象的排序也会随之变化。法国仍与欧盟国家合作,也继续同美国交往,但不把西方内部协调置于其他关系之上。中国、印度、全球南方国家和联合国平台会获得更高位置。这样的排序接近法国外交传统中的“独立性”,但梅朗雄给它加入了反集团政治和全球南方色彩。
法国的对华关系也被重新定义。梅朗雄要求法国在合作与对抗之间选择合作,在美国设定的竞争议程与法国自主利益之间保留判断权。法国仍会在市场准入、补贴、产业竞争和人权议题上同中国存在分歧,分歧不必自动升级为军事敌意或全面封锁。
这个新选择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法国角色: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依赖,经济上同时维护产业与合作,国际制度上提高联合国的地位。梅朗雄把三个部分放进同一套政策框架,形成了与马克龙路线的明显区分。法国政治长期争论如何实现自主,他给出的办法更激进,争议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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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把中国放在突出位置,需要从法国的现实利益来理解。中国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法国航空、消费品、农业、核能、汽车零部件和绿色转型产业同样无法绕开中国市场及供应链。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扩大,2025年达到约3606亿欧元,法国和欧洲企业同样关心准入不对等、补贴竞争与技术保护。
全面压缩经贸联系又会产生新的成本,尤其在稀土、清洁能源设备和制造业中间品领域。欧盟领导人最终选择先谈判、再准备工具,原因也在于此。梅朗雄的新选择,是把收益计算从“跟随盟友换取安全”转向“保持自主换取多方合作”。
法国留在美国主导的对华竞争框架中,能够获得情报、安全和技术协调便利,同时需要接受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阵营一致性的约束。扩大对华合作则有机会保住市场、投资和产业项目,也会增加法国独自处理欧盟规则、美国压力及国内产业反对的难度。两条路线都有收益,也都有账单。
梅朗雄选择后者,与他的世界判断有关。他认定美国主导能力下降,关税和军事压力难以恢复原有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和全球影响已成为长期条件。按照这一判断,法国继续把主要资源投入维护旧秩序,回报会不断减少。尽早扩大同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合作,法国便可能在气候治理、能源转型、基础设施、金融改革和和平外交中获得更多议价空间。
美国的时代已结束,梅朗雄认为法国不能再默认美国有能力长期提供秩序、市场和安全三项公共品。法国若接受这一前提,就要提前建立替代性联系,中国自然成为重要合作对象。
法国必须要求更稳定的市场准入、更透明的竞争条件和能落地的产业项目,中国也会要求法国抵制歧视性限制、维护政策连续性。双方能否把各自关切写入长期安排,决定这条路线能否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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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的方案扩大了法国外交政策的讨论范围,落地难度同样很高。退出北约会牵动指挥体系、情报共享、军事规划、后勤标准和欧洲盟友信任。
法国曾在1966年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依旧保留北约成员国身份,直至2009年重新加入一体化指挥体系。梅朗雄提出的是更彻底的调整,成本明显高于历史先例。欧盟条约虽然设有成员国相互援助条款,这一机制与北约集体防御仍存在能力、指挥和执行方式上的差异。
法国还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俄罗斯安全压力仍在,欧洲国家愿不愿意接受法国减少北约承诺,同时继续要求欧盟共同防御?
国内政治同样会造成障碍。法国左翼内部对欧洲、防务、乌克兰和中国均有分歧,中间派和右翼会把退出北约描述为削弱法国安全,产业界则会分别担忧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梅朗雄需要把“合作型不结盟”转换成预算、军力、贸易规则和危机预案。缺少这些内容,新选择容易停留在竞选叙事。
对华合作还要经历法国和欧盟两层审查。共同贸易政策属于欧盟专属权限,法国总统无法单独取消欧盟关税或投资规则。法国能够发挥的作用,是影响欧盟议程、阻止过度对抗、推动谈判型安排,并在双边领域增加科研、航空、农业、气候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梅朗雄即使执政,也只能通过持续的制度调整改变欧洲政策重心。
这些限制并未消除其政治意义。法国过去的主流争论,多在“跟随美国多少”与“欧洲自主多少”之间摆动。梅朗雄增加了第三个选项:法国从北约框架中退出,以联合国、欧盟防务义务和多方向合作构建新的外部关系。
梅朗雄给了法国新选择,它意味着法国总统选举开始出现一套完整的替代方案,能够把安全、经贸和全球治理连成一体。27国晚宴暴露的分歧,为这套方案提供了现实入口。梅朗雄关于时代变化的判断,为它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对华合作,则成为检验法国能否摆脱自动站队的一项具体政策。
法国最终可能拒绝梅朗雄的方案,也可能只吸收其中一部分。无论结果怎样,这场讨论已经改变了选项范围。法国是否愿意在中美竞争中站到自主决策、和平合作和多边协调一边。这个问题,才是梅朗雄留给法国政治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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