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终末期父亲的最后时光：短短一个月，我眼睁睁看着他走向死亡

肝癌终末期父亲的最后时光：短短一个月，我眼睁睁看着他走向死亡

楔子

父亲走后的第七天，我在他枕头下发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丫头，爸不怕死，就怕你以后没人疼。”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第一章 电话

那个电话是在周三下午三点打来的。

我正在公司开会，手机震了三轮，我才看见屏幕上“妈”的来电显示。我心里咯噔一下，母亲几乎从不在工作时间给我打电话。

“喂，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母亲的声音传过来，很平静，平静得不像话：“丫头，你爸住院了。你有空回来一趟吧。”

“怎么了？什么病？严重吗？”我下意识握紧手机。

“你先回来再说。”母亲还是那个语气，“别着急，路上小心。”

她说完就挂了。

我坐在会议室里，空调吹得后背发凉。PPT上的数据还在一页页翻动，同事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我脑子里飞速转着，父亲身体一向硬朗，六十三岁，退休三年，每天早起打太极，下午下象棋，能有什么大病？

但我还是请了假。领导看我脸色不对，没多问就批了。

坐高铁回老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给母亲打电话，她不接，只回了条微信：“在医生办公室，等会儿说。”

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四月的麦子正青着，一片一片铺到天边。我忽然想起来，上一次回家还是过年，父亲站在院门口等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棉袄，远远看见我就笑，脸上的褶子挤成一朵菊花。

那时候他瘦了一些，我还说：“爸，你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怎么又瘦了？”

他摆摆手：“老了都这样，千金难买老来瘦嘛。”

我就没当回事。

现在想来，我真是蠢。

到站的时候是傍晚六点，我打了个车直奔县医院。县医院新盖了住院部大楼，白色的墙体在夕阳下泛着暖黄的光。我跑进大厅，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电梯口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一口气爬了六层楼。

消化内科在六楼。

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看见父亲半靠在床上，母亲坐在床边削苹果。夕阳从窗户斜进来，照在父亲脸上，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

“爸！”

我喊了一声，声音有点抖。

父亲抬起头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你妈给你打电话了？我说了不让她打，又不是什么大病，折腾你跑一趟干嘛。”

“你还说不是大病？”我把包扔在椅子上，走到床边仔细看他。

这一看，我心就往下沉。

父亲瘦得太厉害了。锁骨凸出来，像两座小山丘，手背上的青筋根根分明。过年的时候他还只是偏瘦，现在几乎可以用“形销骨立”来形容。短短两个多月，一个人怎么能瘦成这样？

“爸，你到底怎么回事？检查了吗？医生怎么说？”我连珠炮似的问。

父亲看看母亲，母亲低下头继续削苹果。

“就是肝上有点问题。”父亲说得轻描淡写，“住几天院就好了，你别大惊小怪的。”

“什么肝上的问题？化验单呢？检查报告呢？我看看。”

母亲削苹果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眼看我，眼眶有点红。我的心彻底沉下去，沉到冰窖里。

“妈，你说。”

母亲张了张嘴，又闭上。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父亲，父亲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又放下了，说没胃口。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钟，走廊里传来护士推车的轱辘声。

“肝癌。”母亲终于说出来，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晚期。”

我站在原地，耳朵里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拳。

肝癌。晚期。

这两个词像两块巨石，一块一块砸在我胸口。我张着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眼泪先一步涌出来，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别哭别哭。”父亲先慌了，他坐直身子，手忙脚乱地要找纸巾，“你看你，哭什么嘛，这不好好的嘛。”

“肝癌晚期你跟我说好好的？”我声音变了调，眼泪完全止不住，“什么时候发现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妈，你们瞒了我多久？”

母亲也哭了，她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

“没瞒你，我们也才知道。”父亲拉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干瘦却温暖，“上个月我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以为是胃病，去卫生院拿了点药。拖了一阵子不见好，你妈非拉着我来看，一查，就是这毛病。也就前几天的事。”

上个月。他上个月就不舒服了，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每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每次父亲都说挺好的，吃得好睡得香，让我别惦记。我在电话里听见他咳嗽，他总说是喝水呛着了。我让他去医院体检，他总说查过了，都正常。

都是骗我的。

“医生怎么说？还有办法吗？”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擦掉眼泪，但新的眼泪又涌出来。

“明天做介入治疗。”父亲说，“医生说先做一次看看效果。”

“什么叫先做一次看看效果？治疗方案到底是什么？做过全面检查了吗？CT、核磁共振都做了吗？确定没有转移吗？”

我问了一连串问题，母亲一个都答不上来。最后我说：“我要见医生。”

主治医生姓周，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有一种见惯了生死的冷静。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父亲的CT片子和化验单。办公室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我听了一刻钟的病情分析，每一个字都像刀，一刀一刀剜在我心上。

肝细胞癌，肿瘤直径十一厘米，门静脉有癌栓，属于晚期，已经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肝功能评级是Child-Pugh B级，勉强可以做介入治疗，但预后不乐观。

“还能……还能有多长时间？”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周医生沉默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这个因人而异，不好说。乐观估计的话，半年到一年，但如果病情进展快……”

他没说完，但我听懂了。

半年到一年。

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没有直接回病房。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外面天已经黑了，住院部的灯光亮起来，照得停车场里的车顶泛着冷光。

我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爸”的名字。聊天记录停在上周，他给我发了一条：“这周天气预报说降温，记得加衣服。”我回了一个“好”字。

就一个字。

我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眼泪滴在屏幕上，那个字变成模糊的一团。

手机响了，是男朋友赵明打来的。

“喂，到家了吗？叔叔怎么样？”他的声音带着关切，但隔着电话线，听起来有些遥远。

“肝癌，晚期。”我说出这四个字，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明天过去陪你吧。”赵明说。

“不用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拒绝，“你工作忙，这边有我就行。”

“那怎么行？你一个人怎么撑得住？我跟我领导说一声……”

“我说不用了！”我忽然提高了声音，然后意识到自己失态，深深吸了口气，“对不起，我先挂了。”

我挂了电话，靠着墙慢慢蹲下去。走廊里有人经过，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不管。

我就那么蹲着，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哭。

第二章 介入

父亲做介入治疗那天，是四月的最后一个周四。

早晨七点，护士来给父亲做术前准备，抽血、扎留置针、备皮。父亲躺在病床上，安静地配合着，一句话也不说。他穿着宽大的病号服，领口露出瘦削的锁骨，胳膊上的肌肉几乎消失了，皮肤松松地挂在骨头上。

“爸，你别紧张，就是个微创手术。”我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紧张。”父亲笑了笑，“你爸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阵仗没见过？早年我开大货车的时候，盘山公路上差点翻下去，那才叫吓人呢。”

他又提起那些陈年旧事。年轻时候他开大货车跑长途，天南海北地跑，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那时候我天天盼着他回来，因为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好吃的，有时候是一包大白兔奶糖，有时候是一串冰糖葫芦。

“你就爱吹。”我说。

“谁吹了？你问你妈，那次在四川那边，山路就这么窄，”他用手比划着，“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体，对面来了辆重卡，我往旁边让，后轮离悬崖就这么点距离……”

他说得眉飞色舞，好像那是什么光荣事迹似的。我笑着听他讲，心里却酸得厉害。

九点钟，手术室的推车来接他了。我和母亲跟着推车一直走到介入手术室门口，护士拦住了我们。

“家属在外面等。”

父亲躺在推车上，偏过头看我们。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我们，嘴角还挂着一点笑。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他那张蜡黄瘦削的脸一点一点被门挡住，最后只留下一条缝，然后彻底关上。

手术室外的灯亮了。

母亲坐在长椅上，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我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时钟走得特别慢，每一分钟都被拉得老长。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门终于开了。周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额头上有一层细汗。

“手术做完了，过程还算顺利。”他说，“但患者的肝功能基础不太好，接下来要注意观察有没有术后并发症。”

“谢谢医生。”我忙说。

又过了半小时，父亲被推出来了。他躺在推车上，脸色比之前更黄，嘴唇干裂发白，人昏昏沉沉的。护士说麻醉还没完全过去，让他先休息。

回到病房，父亲醒了一会儿，张张嘴想说话，嗓子却发不出声音。我拿棉签蘸了水给他润嘴唇，他舔了舔，又闭上眼睛睡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医院陪床。

母亲年纪大了，我让她回去休息，她不肯，最后还是被我和父亲一起劝走的。病房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

父亲睡得很不安稳，隔一会儿就哼哼一声，眉头紧紧皱着。我坐在陪护椅上，借着床头灯的光看他。他睡着的样子像个孩子，脆弱、无助，和我记忆里那个顶天立地的父亲判若两人。

记忆里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

是那个能扛着一袋五十斤的大米一口气上六楼的父亲。是那个修水管、换灯泡、组装家具什么都会的父亲。是那个下雨天骑自行车来接我放学，让我躲在他雨衣后面的父亲。是那个高考前陪我熬夜复习，自己困得直点头也不肯去睡的父亲。

从小到大，父亲就是我的天。天是不会塌的。

可现在，天塌了。

凌晨三点，父亲醒了，说口渴。我倒温水给他喝，他抿了两口就不喝了，说胃里难受。

“爸，你想吃点什么吗？我去给你买。”我说。

“不想吃。”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又说，“丫头，你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那家豆腐脑吗？”

“记得，老街那家。”

“对。那时候你才这么高，”他比了个高度，“每个周末都拉着我去吃。两毛钱一碗，你一个人能喝两碗，喝得嘴上全是辣椒油。”

他说着说着笑起来，我也跟着笑。

“等你好了，我们再去吃。”我说。

父亲没有接话，眼睛看着天花板，半晌才说：“丫头，爸这次怕是……闯不过去了。”

“你说什么呢！”我打断他，“医生说了，介入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靶向药，还有免疫治疗，好多办法呢。你别瞎想。”

父亲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我读不懂的东西。他伸出手，在被子外面摸索了一下，我赶紧握住他的手。

“爸不怕死。”他说，声音很轻很轻，“爸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跟你妈，都是倔脾气，以后我不在了，你们俩好好的，别老吵架。”

“爸！”我眼泪又下来了。

“好好好，不说不说。”他拍拍我的手背，“哭啥，爸这不是还活着嘛。”

那个后半夜，我握着父亲的手，一直坐到天亮。

介入治疗后，父亲的状况并没有好转。

医生说介入治疗会有“栓塞后综合征”，发烧、疼痛、恶心呕吐都是正常反应。但“正常”两个字放在父亲身上，就是彻夜难眠的疼痛，是烧到三十九度五的高热，是吐到只剩胆汁的干呕。

我在医院照顾了父亲一周，把年假全部用完了。赵明来了一趟，带了些水果和营养品，坐在床边陪父亲说了会儿话。父亲强撑着精神跟他聊了几句，还叮嘱他要好好对我。

赵明走的时候，我送他到楼下。四月底的风已经有些热了，医院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的粉的挤成一团。

“小茹，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赵明问我。

“我想再请几天假。”

“你们公司能批那么多假吗？”他顿了顿，“要不我帮你联系一下我妈在医院的同学，看看能不能找个好一点的护工……”

“你什么意思？”我站住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赵明赶紧解释，“我是怕你太辛苦了，你看你这几天，眼圈都黑了……”

“辛苦？”我盯着他，“里面躺着的是我爸，是我亲爸。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找护工？”

“我没说不让你照顾，我只是……”

“行了，你走吧。”我打断他，转身往回走。

“小茹！”赵明在背后喊我，我没有回头。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父亲正费力地想坐起来。我赶紧上前扶他，他靠在我身上，轻得像一把干柴。

“赵明是个好孩子。”父亲忽然说。

我没接话。

“你别跟人家发脾气。”父亲喘了口气，“爸知道他，他家里条件不错，人也不坏，就是……太年轻，还不懂什么叫责任。”

“爸，你别操心这些了。”

“我怎么不操心？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父亲咳嗽了两声，震得整个人都在抖，“我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总得有人照顾你。”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嘴硬。”父亲瞪我一眼，但眼神软软的，全是心疼。

那几天，父亲只要精神好一点，就会跟我说起从前的事。说他年轻时开货车的经历，说他和母亲怎么认识怎么结婚的，说我小时候的糗事。他像一个急着交代后事的人，想把一辈子的话都挤在这几天说完。

有一天晚上，他说到堂哥陈志强的事。

“你志强哥要是有良心，也该来看看我。”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失落。

陈志强是我大伯的儿子，比我大八岁。大伯走得早，大伯母改嫁后，志强哥就跟着爷爷奶奶和我父亲生活。父亲把他当半个儿子养，供他读书、帮他找工作、给他操办婚事。结婚时买房的首付，大半是父亲出的。

但这些年志强哥来得越来越少，电话也越来越少。去年父亲六十大寿，他都没回来，只让人捎了个红包。

“人家现在混好了，在省城买了房，开了公司。”母亲以前说起这事就不高兴，“翅膀硬了，不认得穷亲戚了。”

父亲总是替他说话：“人家忙嘛，年轻人打拼事业不容易，理解理解。”

可现在，在病床上，父亲终于说出了那句话：“要有良心。”

我听着心酸。父亲的委屈，他一直憋着，憋到快死了才肯说出来。

第三章 回家

五一假期过后，父亲的病情稳定了一些，但远远谈不上好转。他依然吃不下东西，依然每天低烧，黄疸越来越重，眼白变成了淡黄色，皮肤也像蒙了一层黄纱。

周医生找我谈话，话说得很委婉，但我听明白了——继续住院的意义不大，介入治疗的效果有限，肿瘤没有明显缩小，肝功能指标在持续恶化。

“你们可以考虑……带老人回家休养。”周医生说，“熟悉的环境对病人的心情有好处。有什么情况，随时可以再来医院。”

就是让我们回家等死。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面前的白墙上挂着一幅人体解剖图，肝的位置被标成了暗红色。我盯着那幅图看了很久，直到眼眶发酸才移开视线。

“我知道了。”我说。

办出院手续那天，父亲很高兴，像个要放学回家的孩子。他让母亲给他找出来时穿的那件夹克，坚持不穿病号服出院。夹克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袖子挽了两道才露出手。

“终于回家了，这医院我是一天都住不下去了。”他坐在轮椅上，兴致勃勃地说。

我推着他走出住院部大门，五月的阳光洒下来，他微微眯起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是外面的空气好。”他说。

叫的出租车到了，我扶他上车。他弯腰坐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背的骨头一根一根凸出来，隔着衣服都看得分明。

回到家，左邻右舍都来看他。

我们家住在县城的老居民区，这一片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谁家有什么事，不出半天整条街都知道。父亲在院子里养了许多花，月季、茉莉、三角梅，还有两棵种了二十多年的桂花树。五月正是月季开花的季节，红的粉的黄的挤满了花坛，一派生机。

邻居们看到父亲的样子，都吓了一跳。虽然已经知道他生了病，但没想到两个月不见，人就瘦脱了相。王婶当场就红了眼眶，背过身去擦眼泪。

父亲倒是豁达，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跟老街坊们聊天，说起自己的病一点都不避讳。

“肝癌，晚期。医生说时间不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这辈子也值了，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闺女也养大了，没什么放不下的。”

“老陈你别这么说，现在医学发达了，总有办法的。”有人劝他。

“对对对，保持好心态最重要，心态好了病就好了一半。”

父亲笑着点头，说那是那是。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知道父亲的豁达一大半是装的，他不想让别人可怜他，更不想让我和母亲看到他脆弱的样子。但正是这种“装”，让我更心疼。

有一天下午，父亲精神不错，让我扶他到院子里坐坐。五月的风暖暖的，带着花香，他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晒太阳。

“丫头，你志强哥来电话了。”他忽然说。

“哦？他说什么？”

“说忙，抽不开身，等有空了一定回来看我。”父亲语气很平静，“我等不了了。”

“爸……”

“我知道他是嫌麻烦。”父亲睁开眼睛，看着院子里那两棵桂花树，“他从小就这样，遇到事就躲。你大伯走的时候，他才九岁，哭完了就跑到我们家来，说要给我们当儿子。那时候多亲啊，谁知道长大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对陈志强，我心里是怨的。不只是怨他不来看父亲，更怨他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带着这份遗憾。

“算了，不说他了。”父亲摆摆手，“丫头，你帮我把那个小本子拿来。”

“什么小本子？”

“就是书桌抽屉里那个黑皮的。”

我进屋找到了那个本子，黑色的硬皮封面，边角都磨白了。父亲接过本子，慢慢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是什么？”我问。

“从查出病那天开始写的。”父亲说，“想着有些话要说，但一时半会儿又说不完，就先记下来。”

他翻到其中一页，递给我看。

字迹歪歪扭扭，有的地方墨水洇开了，但还是能辨认出来。上面写着：“丫头，爸要是真的走了，你要好好吃饭。你小时候就挑食，瘦得跟猴似的，爸看着心疼。以后再忙也得按时吃饭，别把胃弄坏了。”

我合上本子，说不看了。再看下去，我肯定要哭。

“看看吧。”父亲说，“都是给你的。”

“我不想看。等你好了再说。”

父亲叹了口气，没有坚持，把本子收起来放在膝盖上。阳光透过桂花树的叶子洒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丫头，爸跟你说实话吧。”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医生跟我聊过了，我这个情况，最多也就……”

“爸，你别说了。”

“你让我说完。”他的语气忽然强硬起来，是我记忆里那个说一不二的父亲，“我自己心里有数。不是这一个月，就是下个月的事。所以有些话，我得提前交代。”

我咬着嘴唇，用力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用疼痛来压住眼泪。

“咱家这套房子，是写的你的名字。存折在你妈那儿，密码是你生日，里面有十二万。爸没本事，一辈子就攒下这点东西，你别嫌少。”

“爸……”

“你听我说完。”他喘了口气，“你妈这个人，嘴硬心软，我走了以后她肯定很难受。你多陪陪她，别跟她吵架。她说什么难听的你都忍着，她心里苦。”

“还有你自己的事。”父亲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担忧，“你跟赵明的事，爸不掺和。但有一条，找男人不能光看条件，要看人品。关键是对你好，真心实意地对你好。要是他对你不好，千万别委屈自己，知道吗？”

“知道了。”我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行了，该说的都说了。”父亲重新靠回椅背上，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整个人松弛下来，“剩下那些话都在本子里，你以后慢慢看。”

那天晚上，我把父亲送回房间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桂花树的影子在地上微微晃动，邻居家的狗远远地叫了几声，县城夜晚的灯火影影绰绰。

手机响了，是赵明。

“叔叔怎么样了？”他问。

“不太好。”

沉默了一会儿，赵明说：“小茹，我妈说认识省肿瘤医院的一个专家，要不要把叔叔的病历拿过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一直在帮我打听。心里涌起一股暖意，又夹杂着之前的愧疚。

“谢谢你。”我说，“不过周医生说，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换哪个医院结果都差不多。”

“那……需要我做什么吗？你尽管说。”

“不用。”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上次的事，对不起。我心情不好，冲你发火了。”

“没关系，我理解的。”赵明的声音温柔了一些，“你安心照顾叔叔，这边有我呢。”

挂了电话，我望着满天的星星发呆。县城比大城市能看见更多的星星，一颗一颗，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夜空。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他说天上的星星每一颗都对应地上的一个人，人死了，星星就亮了。

那时候我问他，爸爸，你的星星是哪一颗？

他指着天边一颗不太亮的小星星说，那颗就是。

我说那颗不好看，太暗了。

他说，没事，等以后它就亮了。

第四章 病重

五月中旬，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

他的肚子开始胀起来，像吹气球一样一天比一天大。周医生来家里看了，说是腹水，肝功能衰竭导致的。他建议抽腹水，但同时也说得很明白，抽了还会再长，治标不治本。

“抽吧。”父亲说，“胀着难受。”

抽腹水那天，我看着护士从父亲肚子里抽出一大瓶淡黄色的液体，足足有两千多毫升。抽完之后，父亲的肚子瘪下去一些，人也舒服了不少，但仅仅过了三天，腹水又长回来了，比之前还多。

他的腿也肿了，脚踝肿得像馒头，一按一个坑。母亲给他擦身子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大腿小腿全是水肿，皮肤被撑得发亮，像要裂开一样。

食欲彻底没有了。以前还能勉强喝点粥，现在连水都喝不进去，喝了就吐。母亲变着法子给他做吃的，熬鱼汤、炖鸡汤、蒸鸡蛋羹，他闻一下就想吐。

“别做了，浪费。”父亲说。

他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眼窝和脸颊深深凹陷，颧骨高高凸起，活像一具包着皮的骷髅。黄疸越来越重，全身的皮肤都变成了深黄色，眼白已经完全变成了黄色。

疼痛也开始加剧。

以前父亲还能忍，哼都不哼一声。但现在他忍不住了，整夜整夜地呻吟。那种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压抑、沉闷，像受伤的野兽在低嚎。我睡在隔壁房间，夜夜都能听见，每一声都像钝刀子割在我心上。

周医生给开了止痛药，先是口服的曲马多，后来不管用了，换成贴片式的芬太尼，再后来，连芬太尼都压不住了。

“只能上吗啡了。”周医生说，“但吗啡需要来医院开，而且管控很严。”

我去县医院开吗啡，排了三个小时的队，拿着父亲的病历、诊断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填了一堆表格，才拿到那几支小小的注射液。

社区诊所的护士来家里给父亲打针。针打进去，父亲紧皱的眉头慢慢松开，紧绷的身体也松弛下来，沉沉睡去。

我看着睡着的父亲，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吗啡止痛，也让他意识模糊，一天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醒了，眼神迷离，看着我叫不出名字，要反应好半天才认出我是谁。

“丫头啊。”他迷迷糊糊地说，“我还以为……你是护士呢。”

那一刻，我心都碎了。

亲戚们开始频繁地上门探望。

父亲的兄弟姐妹多，他是老小，上头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大姑从外省赶回来，一进门看见父亲的样子就哭了，哭得站都站不稳，我二伯扶着她坐到沙发上。

父亲的精神反而比他们好。他看着哭成一团的哥哥姐姐，还笑着安慰他们：“没事没事，人都有这一天嘛，我走得早一点而已。”

二伯听了这话，眼泪止不住地流，这个一辈子要强的老工人，蹲在院子里哭得像个孩子。

来探望的人里，始终没有陈志强。

父亲已经不问了。我猜他心里是知道的，只是不再提起。但我咽不下这口气，趁去院子里透气的工夫，给陈志强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久才接。

“喂，小茹啊，什么事？”陈志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敷衍。

“哥，你能不能回来看看我爸？”我压着情绪说，“他真的……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我知道。”陈志强叹了口气，“但是小茹你理解一下，我这边公司出了点状况，实在是走不开。等我把这事处理完，一定回去。”

“什么状况比我爸的命还重要？”我的声音高起来。

“你这话说的……”陈志强的语气有些不好听了，“我当然关心二叔，可我也是身不由己啊。你别为难我行不行？”

“我为难你？”我气笑了，“陈志强，我爸供你读书、帮你找工作、给你出首付买房，你现在跟我说为难？”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也没说不还啊。”陈志强的声音冷下来，“再说了，二叔帮我，那是他自己愿意的，我又没逼他。你总不能因为他帮过我，就绑架我一辈子吧？”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行，陈志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记住今天说的话。”

我挂了电话。院子里那两棵桂花树沙沙作响，五月的风明明是暖的，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回到屋里，父亲正醒着，靠在床上，母亲在给他喂水。他看见我进来，虚弱地笑了一下。

“跟谁打电话呢？生这么大气。”

“没谁。”我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

父亲看着我，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他没再问，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知了在窗外叫个不停，夏天来了。

第五章 陈志强

陈志强是三天后到的。

他来得毫无预兆。那天下午我正给父亲擦脸，听见院子里有人喊“二叔”，声音陌生又熟悉。我愣了一下，放下毛巾走出去，看见陈志强站在院子里，手里提着两箱牛奶和一兜水果。

他比过年时见到的时候又胖了些，肚子微微凸出来，穿着一件名牌的POLO衫，胳肢窝下夹着一个手包。整个人看起来体面、富态，和这个破旧的小院格格不入。

“小茹。”他冲我点点头，表情有些尴尬。

我看着他，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屋。

陈志强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自己跟进来了。他走进父亲的房间，看见床上躺着的父亲，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我知道他在惊讶什么。父亲现在的样子，任何人见了都会吓一跳——一个曾经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实男人，现在瘦得不到八十斤，皮包骨头，肤色蜡黄，眼眶凹陷，整个人像是缩水了一圈。

“二叔。”陈志强叫了一声，声音有点抖。

父亲缓缓转过头，浑浊的眼睛努力聚焦，好一会儿才认出来人。他的眼睛亮了一瞬，然后又暗下去，嘴角扯出一个虚弱的笑。

“志强来了啊。”父亲的声音很轻，有气无力的。

“二叔，我来看你了。”陈志强把东西放下，走到床边，想握父亲的手又不敢握，就那么站着，手足无措。

“坐吧。”父亲说。

陈志强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低着头，不敢看父亲。父亲倒是一直看着他，目光平静，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屋里的气氛安静得诡异。母亲借口去烧水，走了出去。我也想走，但父亲拉着我的手没松，我只好留在原地。

“志强。”父亲先开了口。

“哎，二叔。”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坐在我床边的。”父亲说话很慢，每说几个字就要喘一口气，“那时候你出水痘，发高烧，我守了你三天三夜。你烧糊涂了，一直喊爸爸……”

“二叔，我记得。”陈志强的声音有些哽咽。

“你记得就好。”父亲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又睁开，“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二叔。公司上了正轨，去年买了套大房子，你侄子上的是省城最好的小学……”

“那就好。”父亲打断他，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志强，二叔没多少日子了。叫你回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见你一面。见到了，就行了。”

陈志强终于抬起头，眼圈红了。

“二叔，对不起，我……”他张着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我应该早点回来的。”

父亲摇摇头，没有责怪他，但也没有说“没关系”。他转过头看着我：“丫头，你出去一下，我跟志强说几句话。”

我不放心，但父亲的眼神很坚持。我只好松开他的手，走出房间，轻轻带上门。

我站在门外，听见里面传来父亲断断续续的声音，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听出是父亲在说，陈志强偶尔应一声。说了大概有十多分钟，里面忽然传出陈志强的哭声。

那是成年男人压抑的哭声，呜呜咽咽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拼命想压住却又压不住。我从未听过陈志强这样哭过，就连大伯去世的时候，九岁的他也只是无声地掉眼泪。

哭声持续了很久，然后门开了，陈志强走出来。他满脸是泪，眼眶红得像要滴血，整个人失魂落魄的。

他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转身快步走出院子，甚至忘了拿他带来的那两箱牛奶。

我进屋去看父亲。他躺在床上，脸上也挂着泪痕，但表情很安详，像是放下了什么沉重的包袱。

“爸，你跟他说什么了？”

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说：“丫头，你志强哥也不容易。别怪他了。”

我忍着眼泪点头。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父亲跟陈志强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怪你，但你自己要记得，你欠我一条命。’”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你爸一辈子没跟人说过重话，这是最重的一次。”

我听完，沉默了很久。父亲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出了最重的话。他终究还是怨的，但他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和解——既是和陈志强的和解，也是和他自己的和解。

后来我才知道，陈志强的公司根本没有出什么状况，他就是不想回来。是那天我打完电话后，他老婆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要是不回去看你二叔，这辈子你良心过得去吗？”

就这一句话，把他逼回来了。

第六章 最后的清醒

五月二十号，父亲忽然精神好了起来。

那天早上他醒来，居然说饿了，想喝豆腐脑。母亲高兴得不行，赶紧去老街那家店买。我跟父亲两个人待在屋里，他靠在床上，眼睛比前几天亮了许多，说话也有力气了。

“今天几号了？”他问。

“五月二十号。”

“五月二十号……”他念叨了一遍，“小满刚过。你爷爷在世时常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咱老家那边的麦子，这时候该灌浆了。”

父亲开始说起老家的事。说他小时候在村里生活，跟小伙伴们去田里捉泥鳅、去河里摸鱼。说爷爷那辈人是怎么种地的，春种秋收，一年到头忙个不停。说奶奶做的红薯干特别好吃，晒在房顶上，他偷偷爬上去拿了吃，被奶奶追着打。

他说了很多很多，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甚至比生病前说得还好。说到兴头上，他还笑了，笑声虽然虚弱，但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笑。

母亲买回豆腐脑，我喂父亲吃。他居然吃了小半碗，虽然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好久才咽下去，但毕竟是真的吃下去了。我和母亲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久违的亮光。

“爸，你今天精神真好。”我说。

“是啊，感觉身上轻快多了。”父亲自己也挺高兴，“你扶我起来，我想去院子里坐坐。”

我和母亲一左一右搀着他，慢慢挪到院子里。他坐在藤椅上，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桂花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子，绿油油的一层。

“这桂花树，今年秋天该开花了。”父亲看着那两棵桂花树说，“到时候满院子都是香味。”

“是啊，到时候我摘桂花给你做桂花糕。”我说。

父亲笑了笑，没接话。他闭上眼睛，仰头靠在椅背上，让阳光照在脸上。那张消瘦蜡黄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久违的平静和满足。

“丫头，给爸唱首歌吧。”他忽然说。

“唱什么？”

“就唱你小时候最爱唱的那首。”

我愣了愣，然后轻轻哼起来：“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是一首童谣，《虫儿飞》。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学的，回家天天唱，父亲特别喜欢听，每次都要我唱好几遍。后来长大了，我再也没唱过这首歌，连旋律都快忘了，可此刻一开口，歌词却自己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

父亲听着，嘴角慢慢翘起来，翘成一个满足的弧度。

我唱完一遍，他没有睁眼，轻声说：“再唱一遍。”

我又唱了一遍。这一遍唱到一半，我的声音开始发抖，因为我看见两行泪从父亲紧闭的眼角滑下来，顺着脸颊的沟壑，流进耳朵里。

但我没有停，坚持唱完了。

“好听。”父亲睁开眼，眼眶湿润润的，“真好听。”

那天下午，父亲说了很多话，跟我和母亲说了，又让我给几个老伙计打电话，在电话里一一道别。他语气平静，甚至带着笑意，好像只是要出一趟远门，过些日子还会回来。

老伙计们接到电话，有的在那边泣不成声，父亲反而安慰他们：“没事没事，这辈子有你们这些朋友，值了。”

晚上，父亲破天荒地吃了一小碗粥，还喝了半杯水。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以为父亲的病情出现了转机。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父亲吃完粥后，握住母亲的手，说了一句：“素琴，这辈子跟着我，苦了你了。”

母亲叫周素琴，父亲平时都叫她“素琴”，但这一次，他的语气和以往都不一样，带着一种交代后事的郑重。

母亲显然没想那么多，红着眼眶说：“说这些干嘛，你赶紧好起来才是正经。”

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那天晚上，我躺在外间的床上，心里莫名地不安。父亲白天的精神确实很好，但那好得太突然、太反常了。我想起周医生说过的话，心里隐隐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我爬起来，轻轻推开父亲房间的门。床头灯还亮着，父亲没有睡，他半靠在床上，手里翻着那个黑皮本子，一页一页地看。

“爸，你怎么还不睡？”

“就睡了。”他合上本子，放在枕头下面，“你也快去睡吧，这几天累坏了。”

“我不累。”我走到床边，替他掖了掖被角，“爸，你今天感觉真的好了吗？”

父亲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手很凉，但动作很温柔。

“丫头，爸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说那么多话，能听你唱歌，能吃上你妈买的豆腐脑，能跟老伙计们告别……爸很高兴。”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人这一辈子，求的不就是个善终嘛。”

我的心猛地揪起来。

“爸，你别瞎想，你会好起来的。”

“嗯。”他没有反驳我，只是说，“丫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记住爸的话。”

“我记住了。”

“去睡吧。”他拍了拍我的手背，“去吧。”

我退出房间，没有关门，留了一条缝。回到自己床上，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耳朵一直竖着听隔壁的动静。过了很久，我听见父亲的呼吸变得均匀绵长，他睡着了。

我这才放下心来，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七章 诀别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是一阵剧烈的响动把我惊醒的。我从床上弹起来，听见隔壁传来母亲惊恐的叫声。

“老陈！老陈你怎么了！小茹！小茹你快来！”

我光着脚冲进父亲房间，看见母亲扶着父亲，父亲趴在床边，地上是一大摊暗红色的血。他还在呕，一口一口的血从他嘴里涌出来，染红了被单，染红了母亲的衣服，在水泥地上汇成一片。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腥甜的味道。

“爸！”我扑过去，托住他的头。

父亲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上全是血，下巴上、脖子上都是。他的眼睛半睁着，瞳孔微微涣散，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

“打120！快打120！”我冲母亲喊。

母亲手忙脚乱地去找手机，手抖得按了好几次才拨出去。

我抱着父亲，用手去擦他嘴边的血，擦不完，血一直在往外涌，顺着我的手指缝流下来，滚烫滚烫的。

“爸，你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你坚持住啊！”

父亲的眼睛动了动，似乎在寻找我的脸。他的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只有血沫从嘴角溢出来。

“爸，你别说话，别说话，留着力气……”

他不听，还是在努力说什么。我把耳朵贴到他嘴边，才勉强听清几个模糊的音节。

“……别……怕……”

然后他忽然用力吸了一口气，像溺水的人浮出水面那样，胸膛猛地起伏了一下。紧接着，那口气又泄了出去，他的身体在我怀里一下子软了下去。

“爸！爸！”

我大声喊他，摇晃他，他没有反应。他的眼睛还半睁着，但里面的光已经消失了，像一盏被风吹灭的灯。

母亲扑过来，抱着父亲的身体嚎啕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在凌晨寂静的屋子里回荡，像要把天都哭塌。

我跪在地上，抱着父亲的头，整个人是懵的。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感觉不到呼吸，感觉不到地板的冰冷，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救护车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急救人员做了心肺复苏，推了肾上腺素，折腾了二十多分钟，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死亡时间，凌晨三点四十分。

后续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有人来了，好像是亲戚们陆陆续续都到了，好像有人把我从父亲身边拉开，有人给我披了件衣服。

我只记得我一直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就是父亲昨天坐过的那把藤椅。椅背上还搭着他用过的小毯子，毯子上有他的味道。我把毯子拿下来抱在怀里，就那么坐着，不哭也不动。

大姑过来劝我，说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我说我不想哭，我说我爸不喜欢看我哭。

天亮了。五月的太阳照常升起，照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上，照在那些盛开的月季花上。父亲种的花都还活着，可种花的人已经走了。

二伯和几个亲戚开始操办后事。按照老家的习俗，遗体要送回老家安葬。老家的规矩多，要请阴阳先生看日子、看墓地，要设灵堂、烧纸钱、哭丧，一套一套的。

父亲的遗体暂时安置在殡仪馆。殡仪馆在县城边上，一座灰白色的建筑，周围种了一圈松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整理过了，脸上的血迹擦干净了，换上了一身他生前最喜欢的藏蓝色中山装，安安静静地躺在冷藏棺里，像是睡着了。

我隔着玻璃看他，看了很久。他瘦得完全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跟我记忆中的父亲判若两人。只有嘴角还微微翘着，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让人想起他生前说笑话时得意洋洋的样子。

“爸，你说话不算数。”我对着玻璃棺说，“你说好了要等我结婚，要帮我带孩子的。”

没有人回答我。冷藏棺发出嗡嗡的低鸣声。

灵堂设在老家堂屋里，中间挂着父亲的遗像，黑白的，是他六十大寿那年照的，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看起来精神又喜庆。

我跪在灵堂前，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觉得那不是我父亲。我父亲应该是那个在病床上疼得满头大汗还跟我说“没事”的人，是那个明明吃不下东西还硬喝两口粥让我开心的人，是那个把后事安排得妥妥帖帖就怕给我添麻烦的人。

我的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连死都是选在最不麻烦人的凌晨，安安静静地走，像是怕吵醒谁似的。

陈志强是第二天中午到的。

他穿着一身黑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白花，低着头走进灵堂。他跪在我旁边，对着父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头，然后跪着不起来，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没有看他，也没有说话。父亲的遗言是让我别怪他，我记着。但这不代表我能原谅他。

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送葬的队伍排了很长，除了亲戚，还有父亲的工友、老街坊、下棋的棋友、打太极的伙伴。他们说起父亲，都说他是个好人，热心肠，谁家有困难他都帮忙。

我听着这些话，心想，好人有什么用呢？好人也会生病，好人也会死，好人走了以后，活着的人该怎么办？

下葬的时候，天开始下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是天在跟着哭。阴阳先生念着冗长的祭文，我跪在泥地里，膝盖下面是湿漉漉的泥土和草根。棺材缓缓落入墓穴，泥土一锹一锹地盖上去，最后隆起一个土包。

父亲的墓碑很简单，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字：“慈父陈国良之墓”。

我跪在墓前，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模糊了视线。我盯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好像要把那三个字刻进眼睛里。

“爸，你放心。”我对着墓碑说，“我会好好的。我会照顾好妈。我会好好吃饭。我会……”我说不下去了。

雨越下越大，有人给我撑了一把伞。我回头，是赵明。

他全身都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看起来有些狼狈。他来了我甚至都没注意到。

“你怎么来了？”我问。

“我不放心你。”他说着，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自己的大半个身子都露在雨里。

这个细节让我想起父亲。小时候下雨天他骑自行车接我放学，也是把雨衣都罩在我身上，自己淋得透湿。男人爱一个人的方式，有时候简单得让人想哭。

“你先起来吧，别跪着了，地上凉。”赵明伸手拉我。

我没有拒绝。跪了太久，腿已经麻了，站起来的时候一个踉跄，赵明赶紧扶住我。

“走吧，我送你回去。”他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的墓碑，雨水顺着碑面流下来，像一行行泪。雨雾中，那座新坟静静地卧在半山腰上，四周是连绵的青山。

父亲就葬在这里了。他生前说过，老家山上风水好，能看见整个村子。小时候他带我来上坟，指着远处跟我说，那边就是咱们家，看见没有，冒烟的那家，那是你奶奶在做饭。

如今他也成了这座山上的一部分。

第八章 遗物

父亲走后的第七天，按照习俗，要“头七”了。

头七的说法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说人死后的第七天，灵魂会回到生前住过的地方看一看。母亲很信这些，提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收拾屋子、准备供品、烧纸钱，把父亲生前用过的东西整整齐齐摆好，说是让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家里一切如常，好放心上路。

傍晚的时候，母亲在院子里烧纸。纸钱在火盆里慢慢蜷曲、发黑、变成灰烬，灰黑色的碎屑被热气托起来，飘到半空中，又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桂花树叶子上，落在月季花瓣上，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

母亲蹲在火盆前，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我听不清她念的是什么，大概是让父亲在那边好好的，别惦记家里之类的话。

我在父亲房间里收拾东西。

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父亲的房间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样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头柜上放着喝了一半的水杯和一瓶没吃完的药。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和他身上特有的那种气息混在一起，让人恍惚间觉得他只是出门遛弯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

书桌上摆着父亲用了十多年的老花镜，一条腿用透明胶带缠着，是上次摔断了不舍得换新的自己粘上的。旁边是一本台历，日期停在五月二十号，那一页上父亲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一个“家”字，旁边还画了一个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字，现在也无从问起了。

抽屉里有他的退休证、社保卡、一张泛黄的结婚照，还有一些零碎的票据和证件。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归类整理。翻到最底层的时候，我的手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那个黑皮本子。

父亲住院时给我看过一次，后来他要给我我没要的那个本子。我后来把它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父亲放回了抽屉最深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拿了出来。黑色的硬皮封面，边角磨得发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靠在父亲的床边坐下，翻开第一页。

扉页上只有一句话，用钢笔写的，字迹有些潦草但还是认得出：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个本子，说明爸已经不在了。”

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模糊了字迹。我深吸了一口气，擦掉眼泪，继续往下翻。

第一段话是四月写的，应该是刚确诊那几天：

“丫头，今天医生告诉我，肝上长了个东西，不太好。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是你。你还没结婚，还没生孩子，爸要是走了，谁帮你带孩子呢？”

后面断断续续记了很多，有长有短。有的只有一两句话，有的写了好几页。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可以想象父亲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的——有时候精神好，一笔一画地写；有时候身上疼，强撑着写几个字就要歇一歇。

有一页是写给我的：

“丫头，你从小脾气就倔，像爸。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不容易被人欺负，坏事是容易钻牛角尖。以后遇事多想想，别冲动。跟赵明那孩子要是真不合适，也别勉强，爸宁可你一个人过，也不想你受委屈。”

有一页是写给母亲的：

“素琴，这辈子跟了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我年轻时开货车常年不在家，你一个人带孩子，又上班又做家务，苦了你了。本来想退休了好好陪陪你，没想到老天不给机会。对不住了。”

有一页是写给陈志强的：

“志强，二叔不欠你的，但你也不欠二叔的。二叔帮你，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你是我哥的儿子。但我心里有一个疙瘩，这些年你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少，二叔心里确实有些难受。你叫我一声二叔，我应了三十年。现在二叔要走了，你要是回来看我一眼，我就原谅你。你要是不回来，我也不怪你。只是你要记住，做人不能忘本。”

我翻到最后一页，是五月十九号写的，也就是父亲去世前一天：

“今天精神不错，可能是回光返照吧。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心里踏实多了。丫头给我唱了《虫儿飞》，好听。这辈子有她，值了。”

最后一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丫头，爸不怕死，就怕你以后没人疼。”

我合上本子，紧紧抱在怀里，哭得浑身发抖。我把脸埋进本子的封皮里，闻着上面残留的父亲的味道，哭得喘不上气。

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我。她没有说话，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伸出手臂搂住我。

“妈，爸说他怕我以后没人疼……”我靠在母亲肩膀上，哭得像个孩子。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她的手上全是老茧，粗糙却温暖。

窗外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的火盆还泛着暗红色的光，偶尔有一点火星子飞起来，一闪一闪的，像萤火虫，像天上的星星。

头七的夜晚，父亲没有回来。也许他回来了只是我看不见，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灵魂。但我知道，父亲一直都在，在这个院子里的每一朵花里，在桂花树的每一片叶子里，在我血管里奔流的血液里。

他哪里都不会去了。

第九章 桂花落

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我开始收拾家里的老物件。

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院子里那两棵桂花树倒是精神得很，叶子油绿油绿的，遮出一大片阴凉。父亲生前种的那些月季还在不知疲倦地开花，红的粉的黄的，挤挤挨挨热闹得很。他要是还在，这时候该给花施肥了。

我把父亲的衣物整理出来，能穿的留着给二伯家的堂弟，不能穿的就按老规矩烧掉。衣柜最底层压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毛衣，深蓝色的，叠得整整齐齐。我抖开一看，是一件织到一半的毛衣，袖子还没收针，线头还挂在上面。

“这是你爸织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件半成品毛衣，声音平静，“去年冬天开始织的，说是要给你织一件厚实的，你怕冷。后来手上没力气了，就放下了。”

我摸了摸那些针脚，不算太整齐，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歪歪扭扭的。父亲那双修水管扛米袋的大手，怎么也不像是会织毛衣的样子。可我眼前却能清清楚楚地浮现出那个画面——冬天的晚上，他戴着老花镜，笨拙地拿着毛衣针，一针一针地织，母亲在旁边指点，他不耐烦地嘟囔：“我知道我知道。”

织到一半停下了。永远地停下了。

我把毛衣叠好，放进了自己的行李箱里。

下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银行。父亲的存折我一直没动，母亲让我去把钱转出来。密码是我生日，存折里整整齐齐存着十二万，都是零存整取，每个月存一两千，存了好多年。

银行柜员问我要不要销户，我想了想说，留着吧。留着这个存折，好像父亲还在某个地方，还在按月往里面存钱。

从银行出来，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县城变化不大，还是那些街道，还是那些店铺。老街口的豆腐脑店还在，老板娘胖了一圈，但味道没变。我坐下来要了一碗，加了两勺辣椒油，就像小时候那样。

豆腐脑端上来，白白嫩嫩的，上面飘着一层红油。我低头吃了一口，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太难吃了。

不是豆腐脑难吃，是没有父亲陪着吃，什么都变得难吃了。

下午我回到家，看见陈志强在院子里。他一个人来的，坐在父亲常坐的那把藤椅上，对着满院子的花发呆。

“你怎么来了？”我问。一个多月过去，我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但也谈不上热络。

“来给二叔烧点纸。”他站起来，手里果然提着一袋子纸钱，“顺便……来看看你和婶子。”

母亲听见动静出来，招呼陈志强进屋坐。我帮母亲泡了茶，三个人坐在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问了他老婆孩子的近况，他答了几句，然后就是漫长的沉默。

陈志强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送他到门口，他忽然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接过来，信封沉甸甸的。

“五万块钱。”陈志强低着头说，“不是还二叔的，二叔的恩情还不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你和婶子……”

我把信封塞回他手里。

“我爸给你钱，不是为了让你还的。”我说，“你要是真有心，以后逢年过节来看看我妈，清明去给我爸烧烧纸，就行了。”

陈志强站在那里，眼圈慢慢红了。

“还有，”我看着他的眼睛，“我爸原谅你了。他在日记本里写了。所以，你也原谅你自己吧。”

陈志强愣了几秒钟，然后眼泪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流了下来。他别过头去，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头顶的星空，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他说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对应地上的一个人，人死了星星就亮了。

我抬头找了找，天边有一颗不太亮的星星，安安静静地悬在那里，不争不抢，却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了。

我想，那就是父亲了。

第十章 虫儿飞

父亲去世快半年了。

秋天来得悄无声息，院子里那两棵桂花树像是约好了似的，在某一个清晨齐齐开了花。金黄色的小花密密匝匝地挤在枝头，风一吹，香气铺天盖地地涌过来，灌满了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母亲说，往年桂花开了，父亲总要搬梯子摘一些下来，晒干了泡茶喝。他泡的桂花茶特别香，整个冬天屋子里都是桂花味儿。

今年没有人摘桂花了，那些细碎的花瓣就自己落了，铺在地上，黄澄澄的一层，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雪。

桂花开了又落，一如他种的月季，一期一会，生生不息。而他躺在后山那片向阳的坡地上，再也看不见了。

年底的时候，赵明正式跟我求婚了。

没有想象中浪漫的仪式，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散步，走到一个街角，他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戒指盒，单膝跪地。

街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的行人笑着起哄。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紧张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忽然想起了父亲的话。

“找男人不能光看条件，要看人品。关键是对你好，真心实意地对你好。”

“小茹，嫁给我吧。”赵明说，“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会努力成为最适合你的那个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在里面看到了真诚和紧张，还有一种笨拙的、小心翼翼的温柔。就像父亲给母亲夹菜时那样，就像父亲给母亲揉肩膀时那样，就像父亲偷偷给我织毛衣时那样。

“我愿意。”我说。

赵明站起来，手忙脚乱地给我戴戒指，戴了两次才戴上。我看着他高兴得不知所措的样子，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

我想，爸，你看到了吗？有人疼我了。

清明节，我回老家给父亲扫墓。

山上的草已经绿了，父亲的坟上长出了新草，嫩嫩的，绿绿的。墓碑上的字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雨打，还是清清楚楚的。我蹲下来拔掉坟头的杂草，把带来的供品摆好——一碗豆腐脑，一碟桂花糕，一壶他生前最爱喝的茶。

“爸，我来看你了。”我坐在墓碑旁边，就像坐在他身边一样，“我挺好的。妈也挺好的。志强哥清明也来了，比我来得还早，纸钱都烧过了。”

山风吹过来，带着松柏和泥土的气息。远处能看见整个村子，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阳光下泛着淡蓝色的光。

“爸，我要结婚了。”我摩挲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轻声说，“赵明对我很好，你放心。他跟你一样，下雨天会把伞往我这边偏。”

“还有，我不挑食了，每顿都好好吃饭。胃也没再疼过。”

“你让我别跟妈吵架，我做到了。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被她气到，但我忍住了。她现在身体挺好的，就是老念叨你，说你种的桂花今年开得特别好。”

我就这么坐着，跟父亲说了好久的话。说我的工作，说我的生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打电话也是这样，我在这头说，他在那头听，偶尔插一两句。

现在他不说话了，但我知道他在听。

太阳慢慢落下去，天边烧起一片晚霞。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

“爸，我给你唱首歌吧。”

我清了清嗓子，对着满山的松柏，对着天边的晚霞，对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轻轻唱起来。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风吹过来，桂花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好像是父亲在跟着哼。

“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

唱到最后，我已经泣不成声。但这一次，眼泪不再只是悲伤，还有一种奇怪的温暖，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拥抱着。

我知道，那是父亲。

尾声

婚礼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婚纱，站在酒店大厅门口迎宾。

赵明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母亲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服，坐在主桌旁边，笑得合不拢嘴。来的亲戚很多，二伯一家、大姑一家、表哥表姐们，连陈志强都带着老婆孩子来了。

交换戒指的时候，司仪按照流程让我说几句话。

我拿着话筒，看着台下的亲朋好友，看着母亲泛红的眼眶，看着赵明紧张又期待的眼神。灯光打在我脸上，暖暖的。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说，声音有些发抖，“我很幸福，也很感恩。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遗憾，就是我的父亲不能亲眼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台下安静下来。

“我爸走了一年多了。他走之前跟我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我记了一辈子。”我深吸了一口气，“他说，丫头，爸不怕死，就怕你以后没人疼。”

“爸，”我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好像能透过那层混凝土看到天上的星星，“你看到了吗？有人疼我了。你可以放心了。”

台下响起了掌声，有人红了眼眶，有人偷偷抹眼泪。赵明握紧了我的手，他的手心温热，力道很稳。

母亲坐在主桌旁边，用手帕捂着嘴，泪水顺着指缝滑下来，但嘴角是弯的。

婚礼结束后，我和赵明回到新房。忙了一整天，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我坐在床边，低头看着手上的两枚戒指，一枚是赵明今天给我戴上的婚戒，一枚是父亲留给我的那个银戒指，我串成了项链挂在脖子上。

赵明走过来，挨着我坐下。

“累了吧？”

“嗯。”

“今天你说那番话的时候，我看见好多人哭了。”他搂住我的肩膀，“连你那个堂哥陈志强都红了眼。”

“是吗？我没注意。”

“小茹，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赵明轻声问。

我想了想，发现很难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父亲。他太普通了，普通到扔进人群里就找不着；但他又太特别了，特别到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他是一个……”我斟酌着词语，“平凡的好人。”

“平凡的好人。”赵明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窗外，城市的夜空看不见几颗星星，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抬头去找。天边似乎有一小点光亮，若隐若现地闪烁着，安安静静的，不争不抢。

“爸。”我在心里说，“我很好。你放心。”

远处那颗星星闪了一下，像是回应。

院子里桂花又开了。来年桂花还会再开，一年又一年，生生不息。就像父亲给我的爱，从未消失，从未远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变成了院子里的桂花香，变成了我身体里流淌的血，变成了我往后余生里每一个微小而笃定的幸福。

“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父亲，我都知道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