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名人与统计（四十四）——享誉世界的华人经济学家刘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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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中（Liu Ta-Chung，1914-1975年），享誉世界的华人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家。他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人学者，也是首位入选世界经济计量学会荣誉委员的华人经济学家。同时，他是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研究的开拓者。

刘大中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刘大中出身于名门望族，系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刘纶的后代。其父亲刘成志，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曾任交通部代理航政司长、天津航政局长、粤汉铁路总务处长、北平交通大学教授。刘大中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在北京度过，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汇文中学。受家庭的影响，1932年，他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36年大学毕业后，刘大中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37年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① 1941年，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商务参事处副商务参赞。

1946年，刘大中回国，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经济学和统计学。1948年，他再度赴美，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专家，并兼任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兰德公司顾问。1958年，刘大中任康奈尔大学最高荣誉的史密斯讲座教授，成为首位担此殊荣的中国人，并兼任比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暨数量方法研究中心主任。1960年，任美国经济计量学会年会计划委员会（Program Committee， Summer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主席。1970年，任康奈尔大学经济系主任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大中于196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当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1965年当选世界经济计量学会荣誉委员。他还是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

刘大中是最早开展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经济学家之一。笔者在介绍巫宝三（见《名人与统计（四）》）时曾经提到过，巫宝三是从1942年开始研究国民所得核算的。刘大中对国民所得的研究，也始于1942年，当时他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副商务参赞。他为参加同年12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撰写并提交了题为《中国国民收入与战后工业化的初步探讨》的学术论文，对中国国民收入做出了初步的估算。该文由杨叔进译成中文，发表在1944年5月2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题为《中国国民所得与战后工业化》。这是刘大中对于中国国民收入的第一次估计。

在该论文中，刘大中运用“最终产品法”“资本增加法”“增加价值法”“分配项额法”和“所得支配法”等五种方法，核算了1929-1934年间的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结果是年平均国民收入为352亿元。与当时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的机构和个人一样，刘大中有关核算中国农业增加值的基础资料，也来自于卜凯的农村调查资料（参见《名人与统计（四十一）》）。刘大中的上述估计，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估算数据“被中央设计局采用，以初步估计战后五年建设总计划国内资金可能筹集的数目”，中央设计局还对刘大中的估算数据作了修正。

在这之后，刘大中在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干的支持下，继续开展中国国民收入统计问题的研究。经过四年的努力，他完成了英文著作《1931-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一个探索性的研究》，1946年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该书是以现代统计方法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开创性著作，也是关于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最早论著之一。为该书撰写导论的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哈罗德·默尔顿认为，“这项研究是由受过良好的统计分析方法训练的中国学者进行的，它是一项先驱性的研究。”关注各国国民收入核算的著名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刘大中的研究给予极大的支持，“为原稿提供了大量的修改意见”。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该书“是构建中国国民核算的第一个尝试”。③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刘大中的这项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方显廷指出：“刘氏复采取‘价值总和’估计法，对中国战前国民所得，重新估计，计算精确，材料丰富。当此一般统计数字贫乏之时，刘氏对中国之贡献不可谓不大。”④雍文远认为，“中国为一缺乏数字之国家，中国之国民所得究为若干，无一权威估计，惟近年来研究之者，亦不乏人，如刘大中先生所写之中国国民所得（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一书，即为其中稀有之著作之一，刘氏计算方法之较精密，资料引用之较详实，在我国数字贫乏之状态中，诚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⑤

刘大中不仅是最早开展中国国民收入估算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长期开展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为数极少的经济学家之一。刘大中在经济学顶级刊物《美国经济评论》曾发表过5篇论文，⑥ 其中有3篇是直接与中国国民收入估算相关的，这3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1933年至1952-1957年》（1959年）、《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1952-1959年》（1961年）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价》（1973年），其中前一篇是刘大中一人独著，后两篇是刘大中与叶孔嘉博士合作撰写的。⑦

1965年，刘大中与叶孔嘉合作出版了著作《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该书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部分，共5章；第二部分是附录和参考资料，即估计数据和统计图表，约占全书正文的60%。这是刘大中和叶孔嘉开展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刻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经典作品。吴承明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大中与巫宝三的研究成果：“这两家仍是研究中国GDP的权威，而两家数据互异，国内学者大多用巫宝三体系，国外学者则多用刘大中、叶孔嘉体系。”⑧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在比对了刘大中、叶孔嘉与巫宝三的统计结果后指出，“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括如下”，并介绍了刘大中的统计数据及估算方法，把它作为1912-1949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中“国民收入”部分的主要内容。

刘大中把宏观经济学迅速发展后兴起的总量分析（收入分析）称之为“综括分析”。刘大中深感中国统计资料十分落后，无法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所以他希望中国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同道，一方面努力搜集为估算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所需的基本统计数据，另一方面致力于“综括分析”技术上的研究，以便将来我国宏观统计数据趋于丰富和完善之后，可以应用这种分析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刘大中对于估算中国国民收入的满腔热忱。

刘大中不仅估算中国国民收入，还利用估算结果，将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借鉴。《1931-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一个探索性的研究》一书的第五章，就是“中美国民生产总值比较”。1946年，他用英文发表了题为《国民收入表的结构和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后来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也力求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和结构。

对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重要贡献，只是刘大中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大中的研究方向是经济计量学，他在经济计量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颇有创新，构建了多种经济计量模型。他根据1919-1952年的统计资料建立的美国经济计量模型，准确预测了美国经济走势，受到美国政府重视。

刘大中不仅学术卓著，而且关心并投身于经济建设事业。1948年，胡适向蒋介石推荐帮助制定经济政策的三位经济学家，其中就有刘大中。1954年，他与蒋硕杰联合建议台湾推动外汇制度改革。1964年，在他的建议下，设立了台湾国民所得统计评审委员会，建立了总体经济模型，编制了台湾地区《统计提要》。1968年，刘大中主持了台湾的赋税改革，被誉为“台湾赋税改革之父”，对推动台湾经济起飞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大中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学生。他是著名经济学家、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的博士生导师。⑨ 他培养的学生还有著名经济学家、1969年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马克·纳洛夫，著名统计学家、经济史学家叶孔嘉等。著名经济学家、“美国GN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著名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之父”劳伦斯·克莱因，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都是刘大中的至交好友。刘大中逝世后，库兹涅茨专门撰写了一篇长达16页的悼文。克莱因、纳洛夫和蒋硕杰联合撰写了纪念文章。

刘大中痴迷于京剧艺术。他逝世后，他的亲朋好友、弟子撰写的怀念文章中，无一例外地着重提到了这一点。刘大中自幼嗜好京剧，他就学的北京汇文中学有许多戏剧界人士的子弟，同学中也多有嗜戏者，⑩ 这促成了日后他在京剧上的成就。刘大中曾师从程继先、陈少霖等京剧名角，文武行当，样样精通。刘大中生平多次彩串登台，在票友演出史上也是可圈可点。如1948年清华大学校庆40周年期间，他与程砚秋联袂表演《奇双会》。后来，他在美国、台湾等地，多次参加义演，曾有“票界第一人”之誉。就在他逝世前几个月，他还计划在台湾举行两场公演，他自己挑大梁主演《奇双会》和《锁麟囊》。刘大中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缠绵病榻之际，他写下了《遥想公瑾当年——闲话历史、诗词、小说和国剧中的周瑜》，成为一生绝唱。

刘大中的妻子戢亚昭，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戢翼翘，是同盟会元老和国民党军政要员。戢亚昭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儿大学教育研究所进修。刘大中与戢亚昭在美国认识，并于1940年结婚。婚后戢亚昭就隐身幕后，成为刘大中不可或缺的贤内助。1975年初，刘大中因腹部不适在美国就医，先被诊断是胆结石，3月份第一次手术中才发现患了肝癌。4月份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并化疗，一度曾控制了癌细胞发展，但不久病情恶化。当刘大中和戢亚昭意识到中、西医均无甚疗效后，1975年8月13日下午，他们两人拿了一只小提箱，开车离家，到了一家假日旅社住下。次日，两人一同饮药自尽，履行了“无论哪一个先走，另一个一定跟了去”的约定。消息传出，在美国和台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刘大中重要著作：

1.《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一个建议性解决方案》，《美国经济评论》，1941年6月。

2.《1931-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一个探索性的研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46年。

3.《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倾向：战前与战后》，《美国经济评论》，1950年9月。

4.《中国大陆经济的结构变化：1933年至1952-1957年》，《美国经济评论》，1959年5月。

5.《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1952-1959年》，《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5月。

6.《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

7.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一个数量上的评价》，《美国经济评论》，1973年5月。

注释：

①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之一，也是非常重视国民收入统计核算的非营利性组织。尽管刘大中在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仅一年左右时间，但他后来有关中国国民收入的估算工作，得到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继续支持和资助。

②见刘大中为该书英文版所作的“作者致谢”。

③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