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凝视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人”与“己”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林教授自2016年起面向该校教育学部及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生开设生活史研究与写作相关课程，拓展从事日常生活史研究。2023年，他在前期讲义的基础上出版《凝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路及写作案例》，尝试对日常生活史研究进行学理回溯，着重探讨如何借助历史学的方法与视野，将文献、访谈、回忆、观察和实物等素材进行融汇，重建有温度、有学理的生命叙事，运用到其他关联学科领域。该书以生活史取向的教育叙事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和操作的参考。

2026年5月13日下午，李林教授以“凝视日常：生活史研究之理路与省思”为题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行讲座，讨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及对研究现状和方法本身的反思。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张仲民教授和曹南屏副教授参与对谈研讨，校内外师生40余人参与此次学术活动。

讲座现场（胡晓明摄）

李林：《凝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路及写作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

李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一、从现场情境出发的引论

我主要做制度史特别是科举考试研究，最近几年在专题研究上用时较多的，是搜集整理清代翻译科举的档案史料和阅读校释满文译本《四书》。关于生活史的研究和关怀，更多是因为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工作的需要，属于拓展研习。教育学部为硕士生设计了两个系列的研究方法课程，分别是质性研究方法系列和量化研究方法系列。我因为是历史学出身，归到质性研究方法序列中，起初是合开课程“文化与生活史研究”，后来自己侧重于生活史研究专题。这门课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开了十年，我一直都是边学边教、以教为学——在准备教、进行教、反思教的过程中进行学习。中国传统讲“教学相长”，正是这个道理。

该课开了几年之后，按照课程建设要求需要各自编写一本讲义，所以就将自己有限的看法和探索书写出来。限于体例和篇幅，很多内容只能点到即止；而且基本上是面向非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主要是想将历史学研究的一些观念、方法和思维带给教育学科的研究生。大约四五年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老师联系到我，希望我在他们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序列里也讲讲生活史研究。大家知道，今天的心理学研究是高度量化的，此范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历史学或者人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关怀，怎样才能与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有一些可以会通之处。总之，这些内容主要是面向非历史学专业的同学，而今天在座诸位大多是专业的历史学背景，因此可能是过于基础和浅显了。我自己近期也在持续修订《凝视日常》这本小书，希望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一些。

这次活动是海斌教授和仲民教授组织邀请。其实，今天我们三位在这里，就是一组很有趣的组合。我们都研究历史，在时段上是以清代、特别是晚清以及民国为主，不过关怀各有侧重。海斌老师的研究以政治史和外交史见长，仲民老师以社会史和文化史著称，我探索比较多的主题是教育史与考试史。这也启发我思考：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有一些对话、碰撞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学术研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科专业切分精细，学者离开了各自的专业领域，就好像无法对话了。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可能的会通点，即这幅图中间的“人”。海斌老师做政治史和外交史，不仅讲宏大事件，他的研究中还很细腻地呈现人物的交游网络、知识背景和性情特征，如何影响其在特定的政治和外交事件中的选择与决策，尤其是他系统研究的一系列晚清民国史上的“中等人物”。仲民老师从事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更是如此。他以往对阅读史、书籍传播、近代的医药广告所作的研究，更切近于“人”。

“人”作为会通主体的意义和可能

“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有其生活、喜怒哀愁、困惑和迷茫。在此意义上，我从事的教育和考试研究也是如此。历史学是“人”学，教育学更是“人”学。用我们所里叶澜教授的话来说，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我们三位可能的交汇点就在“人”上。甚至当我和心理学院的同学交流时，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会通点也在于“人”。今天的心理学虽然是以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为主，但它关注的还是人的个体和群体。

当然，如果这样“人”字放在中间，并加上一个框，意涵好像不是太好——它就变成了“囚”字的样子。不过，这反映的确是事实和常态，因为人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有形和无形的牢笼和枷锁中。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和反思，正是生活史研究中可以切入、并且去关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二、生活史研究的趋势与进展

十年前我开生活史研究的课程，以及大概六七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国内学界已有不少生活史研究，但不像今天这么多、这么“热”。最近两三年中，以日常生活、生活史为题的专题论文和研究著作显著增加，连我自己也觉得应接不暇。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可能是生活史研究“事热理冷”。大家都在做生活史研究，但对它的所以然和背后的学理探讨较少。我也在思考到底是为什么。或许就第一印象而言，生活史研究写写“生活”就可以，把生活史写成单纯的衣食住行也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生活史研究还有什么可以再作探讨的内容和维度？这是我在教学和写作过程中，一直困惑且不断反思的问题。

今天我打算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一是生活史研究的趋势和旨趣；二是视野与进路；三是方法与技艺；最后再略做省思和展望。

如果我们关注生活史（life history），就会发现它已经是许多基本的“百科全书”之中，都要专写词条来处理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已然十分普及。即便简单检索“百度百科”，它也有“生活史研究”的词条，而且特别标记说明这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术语，但它的配图却是“疟原虫生活史”，为什么呢？《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也有“生活史研究”词条，其中做了一个简短的界定，称这是一种“对人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详细了解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样把它归属在社会学中，而且其中还有多条关于“生活史”的其他条目。其实，较早使用life history的并非人文社会科学界，应该是生物学研究领域。直到今天，我们在中国知网中检索“生活史”，也仍可看到一系列的生物学主题的内容，尤其是针对动物中体型小且生命周期相对比较清晰的动物。生物学意义上生命的产生、发展、蜕变和消亡周期，也因此被称作它的“生活史”。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采用生活史比较早且有特点的是社会学，尤其是针对底层工人的访谈研究。除了海外学者，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一些社会学者比如陈达等人，也尝试开始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因此，即便是看“维基百科”的诠释，也在强调这一特征，它称“life history is an interviewing method used to record autobiographical history from an ordinary person’s perspective”，其中特别强调这是一种采访、访谈的方式，从常人的视角进行研究。所以，生活史尤其是社会学视野下的生活史，非常强调通过采访、观察，去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之后在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特别是教育文化研究中，都把生活史作为可参考的重要研究角度和视域。

现在我们聚焦到历史学领域。我们讲的生活史研究也仍然需要放在史学史、特别是20世纪“新史学”的学术光谱中去理解和定位。葛兆光老师在给《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所作的推荐序中提到，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有四个重要变化：一是历史研究的“时间缩短”，因为把神话从严肃的历史研究中切分出去，神话的归神话，历史的归历史。二是“空间放大”，不仅是核心的地区，还超越传统疆域并涉及周边。三是“史料增多”，史料增多有很多的因素，不仅是事实上的史料的发掘和出现越来越多，还因为历史观念变化，以往不成为史料或者不被当成史料的东西进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涉及问题意识、评价立场等。若在此基础上拓展一个变化，就是“视角下移”，这与生活史密切关联。此外，在张广智老师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六卷中，讲西方史学的五次转折。到第四次和第五次时，即19世纪末以至20世纪60年代以降，“新史学”的产生和兴盛。所有这些，使我们对待历史研究的主题和视野、探讨的问题，切入史料的方法和技术，甚至书写历史的体例本身都有了新变化，生活史也是在“新史学”的脉络中展开的。

史学史系谱中的生活史研究

生活史研究应当放在历史和学术的脉络中去理解，但20世纪历史学的进展中有太多的变化、转向、流派、名家、代表作品。即便专门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同志，可能也很难“全光谱”地去跟进。我自己更无力于此，我通常会给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推荐两本基础的书，自己读后也是受益良多。

一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在1970年代组织编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主要趋势”报告之一出版；二是蒋竹山教授主编的《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理论、方法与实践》（台北联经出版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其中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就是仲民老师写的。这两本书连接起来，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历史学的主要趋势和流派有一个概要式的认识。前一本的大趋势梳理得很好，里面讲到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国别史与世界史等，此后继续繁荣发展；后一本则更专题聚焦，汇聚了两岸新锐学者和一些海外代表学者，提示了重要的学术趋势、代表作品，并从学理本身的意义进行归纳。其中提到多种学术转向和趋势，我自己比较重视的主要是以下四种，它们都和生活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当代史学的几种关键转向与生活史研究

第一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往的研究强调精英人物的经典作品，传统的文化史很注重这些内容。而文化转向就是转到另一个思路，即把“文化”视作一种由人实践着的不断生成的“生活方式”，未必是精英和经典，就是寻常的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的穿着、饮食、阅读习惯、参与学术互动的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实践着、生产着的一种文化的方式。这一点其实与生活史研究的关怀非常相似，因为生活与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地去产生、去更新、去实践的。如果我们去看剑桥在线词典，英文意义上的culture，是指the way of life，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日本的重要辞书《大辞林》中解释“文化”，也特别讲“生活様式”，亦即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与生活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文化转向。

第二是公众转向（public turn）。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先读过一个授课型硕士学位叫“比较与公众史学”（comparative and public history）。当时系里有位老师苏基朗教授，他主要做宋史研究。有一次交流时，他借亚伯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著名说法，提到公众史学关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写，就是of the public，for the public，by the public，即书写公众的历史，为了公众书写历史，以及由公众本身书写历史，因为公众可以自己记录，也可以用口述访谈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

第三是全球转向（global turn）。这一转向提示我们，如何基于但适当超越传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事框架和解释单元，去尝试思考人类特别是在15世纪以后全球化进程之中，由于人、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商品、各类货币以及知识的流动，新的制度不断在全球播散。尤其是在处理气候、洋流、战争、疾病等问题时，全球史的视角尤为重要。但初看之下，这个转向好像和日常生活史没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它要讲一套很宏观的、全球的事情。不过，今天讲的全球史研究，不全是像早期的全球史家，书写的单位必然是“全球”。当然，能做这个尺度的全球史书写，仍然值得推重。今天越来越多的全球史研究，实际上是在地的全球史和从微观出发的全球史，就是基于一个具体的可能甚至是微小的人、事、物，去看其中全球的互联、互动和交织。比如高晞老师写何鲁，她主要聚焦一个人，但从中仍可看到全球史的关怀和影响（《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中华书局2024年）。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像重要的商品如茶叶、咖啡、烟草等在全球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以及它们怎么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的“品味”。所以，它又回落到了一个“日常”的关怀和意义之中。

最后一个是数位转向（digital turn）。这给了我们很多历史研究的新条件，也带来了很多挑战。史料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以及史料过多而抬高研究门槛，我们若再不做出更详实的研究，反而就更处于不利的地位。还有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常给人带来“虚假的承诺”和“虚无的恐慌”，即我们都很焦虑，但又不确切知道为什么，乃至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这两种心态放在普通人那里，导致日常出了问题；若放在有决策权的人那里，这种虚假的承诺和虚无的焦虑，会让他们据此去做决策，进而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今天，很多历史学同仁都在关注日常生活、书写生活史。但目前为止，我自己尚不敢说当代史学真有一个“日常转向”（everyday life turn）；但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值得我们充分留意。提及20世纪的历史学，尤其是对生活史研究启示和贡献很大的流派，尤其不可忽视年鉴学派的贡献。《礼记·中庸》里有句“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果要从20世纪的历史学流派中找一种既能“致广大”又能“尽精微”的，年鉴学派可谓当之无愧。其中既有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那样能广泛关注宏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学者，又有生活史研究常常列举的该学派第三代学者及其作品，比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菲利浦·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儿童的世纪》，以及他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合编的《私人生活史》等。他们有一个特点，即使是像布罗代尔那样展开宏大研究的人，也很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和生活史研究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三、生活史研究的内涵和特征

生活史研究“事热理冷”的现状，可能也是因为它好像没有什么学理可言。生活史研究当然要关注生活，但我们若从学理上适当地再想一想：什么叫生活？研究什么样生活？比如写写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它们当然是生活的。从社会史角度切入的生活史研究，对此书写较多。此外，我们研究生活，研究谁的生活？为什么要研究它？生活史是研究关乎整体历史的，还是细细碎碎写一写就好？它有没有一个更系统、更形而上的思考？这是困惑着我的，也是我尝试思考的问题。葛兆光老师在《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里写的一句话，很适合这里的语境。他说：“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生活史研究要讨论什么？更多的是把它再转一次，转到了“日常生活史”，英文说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或者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讨论生活史的人，经常是在讨论日常生活史。在这方面，连玲玲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日常生活史的学理和范式（《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新史学》十七卷四期，2006）。连玲玲指出，从学术的源头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主要来自两个学术传统：一个是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a），“两者均强调对市井小民的历史作深入的叙述，并赋予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能动性（agency），同时批评社会科学式、结构论式的历史研究”。如果我们对人类学有印象，就会马上想到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深描”。

生活史研究在表达方式上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启发和影响，且赋予了日常生活场域中的人的一种能动性（agency）。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词。agency在人文社科当中，一般翻译成“能动性”。但是我们还要在理解上稍作转换，即理解“能动”，顾名思义就是它会动，人是“动物”嘛，但这只是一种身体和生理意义上的动。更关键的是，人作为一种会思考的主体，他会与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进而做出自己可能的选择。这种能动性可能相当微弱，但它值得被看见和重视。这是生活史研究真正要做的。

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学的研究，非常强调人的能动性，但我们也要考虑能动性的限度。日常生活史研究从表面看，可以写的主题包括衣食住行，人的交往活动，后者非常关键。因为由人组成的社会，其基本的特征就是连接，无论做什么领域、什么主题，只要涉及“人”，就可以关注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什么技术方式，依靠什么知识体系和社会关系连在一起的？之后他们又做了什么，以及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因此，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其中有人、有事、也有物，但背后还有一些“理”，值得我们看见，比如背后的文化实践、社会网络关系等等。

身份和认同也是关键概念，这两个词英文都可以对应identity，但是二者间又有微妙的张力。身份，很多时候是在社会的职业区分或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赋予人的一个标识甚至是标签；而认同，则是主体选择一个东西作为对自我的表述。人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对象，他要选择适当的身份表述，进而去维系适合这个身份的言和行。这一点对研究会有所帮助。看那些历史材料时，要想一个问题，即这个人写这些东西时，他可能潜在预设的读者和对象是谁，这会影响到他写什么和怎么写。除此之外，这背后还有他们的时空观念，对时间的认知，对空间的感知和安排，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人作为人，除了生活，衣食住行、吃饱穿暖、繁衍生息外，还有一层意义世界（或者称精神世界）要去安顿。这里的“意义世界”，是借张灏先生所讲的universe of meaning（高力克等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1890—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人在什么意义上安顿他们自己超越于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这仍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更具体言之，“日常生活”在英文中对应两个表达：daily life和everyday life。一般学术语境中，并不刻意强调区分二者，反正是“日常生活”即可；在英文中，dailylife和everydaylife，基本上也是近义乃至可以等换的词。不过，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些学者，则尝试分开剖析这个问题。李小东先生就尝试分析二者，主要是转引国外学者的阐述，因为也只有在英文语境之中，才好细致区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这种区分或许带有意义赋予乃至建构的成分，daily和everyday在语源上能否承载我们今天理解的学理意涵，我是有所怀疑的。不过，这种建构本身又有一定的启示，反映学者在处理和解释问题时的倾向和投射。

这种区分的要领是，daily life很多时候指在前近代，尤其是在一个自然时间的状态下，人们随顺着自然节律而展开的日常生活。如果找一句古诗来表达，可能很像陶渊明所说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与此相对，everyday life则指向工业时代开始，随着一种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一种严格的社会钟表时间的限定，人们的作息被框定在流水线生产下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单调而乏味。这很像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所写：“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说不定会产生错觉。”（林少华译，《1973年的弹子球》，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

Daily Life与Everyday Life的辨析与启示

人类日常生活的状况，似乎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而越来越舒缓和改善。相反在某些方面，它好像正愈演愈烈。所以，我们思考和理解日常时，这种判分或许有建构成分，但它让我们理解何为日常，以及前近代的日常与工业化时代以后的日常的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思考，又会导向一种批判。这就是日常生活史研究除了写人、事、物细细碎碎的一面之外，它可通向、可理解、可反思和批判的一面。这一点更多是来自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的启示。二战结束之后，摆在德国人面前的是一组沉重的时代命题：“国家”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是谁、怎样把一个国家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管控机制，再到种种寻常的生活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德国的学术系统中，带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性。若再进一步拓展反思和批判，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正是要去反思和批判近代工业化以来的日常生活。

四、日常生活之困境与批判

生活史研究还需追问的是：“日常”为什么会越来越成为问题？近代以来的日常生活，呈现如下的特征和困境，我尝试借这五个关键词来描绘。第一是祛魅（Disenchantment）。此处借用韦伯（Max Weber）的概念。以往人们认为宏大的、崇高的，值得去追求和安顿精神世界的资源和方案逐渐失效了，被一套现代科学技术和理性挤走了。但是，人作为追求“意义”的动物，仍然需要寻找安顿身心的资源与方案。日常如何安顿，成为新的问题。

第二是异化（Alienation）。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的目的本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尤其以劳动为例，劳动本来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工业化时代和大机器时代的到来，让人的劳动越来越需要注意效率，而且本身是高度重复的，更关键的是其背后导向严重的剥削和不平等。劳动本身变成了一种日复一日且单调乏味的日常。它控制了躯体，也影响了人的思维，可能还会让我们形成新的思想“惯习”。记得钱穆先生曾用过一个词，叫做“心习”。今天我们爱说思维惯性，即我们的心已习惯于这样，遮蔽了日常新的意义和可能。

第三是漂泊（Drift/Floating），在地理空间意义和心灵空间意义上，现代人大多漂泊无依。离开了熟悉的地方，身体远离了熟悉的人群，在心理和精神意义上同样如此，这也成为日常。

第四是加速（Acceleration）。有研究发现了这样的趋势：近代以来，人类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睡眠质量逐渐降低，似乎一切都在不断加速。加速导致人和机器间的悖论：人制造机器，原本是为了缓解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人的身体，进而让人作为人的存在，可以去追求精神的享受和意义的充分实现；但结果是，人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和种种时间观念的节奏，去适应机器的速度。而且时间的规划和分隔本身，成了一套新的规训机制，笼罩日常。

最后一点是技术统治（Technocracy），在当今AI 时代尤其如此，尤其值得批判反思。这些是生活史研究超越于琐屑的衣食住行和庸常之外，可以去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日常之困：五个关键词的透视

五、生活史研究的目的与旨趣

王汎森教授讨论过二十世纪史学研究中“人的消失”的问题（参考《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版）。现代史学研究和书写中，我们看到很多大的结构，比如阶级、国族、文明、革命、启蒙等，都非常宏大。它书写和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历史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在多数的时间里怎么生活的问题上。

我给心理学院的学生上课时，也有同学提到跨越学科的类似困境。他看到诸如客观、理性、抽象的统计，宏大叙事和脸谱化的种种特征，认为心理学研究似乎也在往这一极发展。心理学研究原本关注的应该是人本身，但实际去研究和切近人的方式，则是把他们放在脑成像仪上，去扫他们的脑电波；或者让他们去量化自己的情绪分别是几分，然后把所得的数据放到程序当中去跑，把人给抽象统计出来。但我们可能忘了，白纸黑字背后原本是一个又一个独特的、有感性和理性的人。人的存在本身，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一篇规整的学术论文，人被概念化和符号化了，因而看不到具体的、鲜活的人。另外，一些学生认为历史学的思维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启示。其中一部分人是在职读书的应用心理学专硕，甚至有一些就是临床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或许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在用日常生活史的方法，但是在他们的实践中，却时时处处都没有离开日常生活史的思维和方法。通常，坐到咨询师对面的“来访者”，背后正是有日常生活的问题需要去安定和解决，而且出现问题的恰恰就是平时习焉不察的日常。那时所希望的，就是回到日常——每天能睡觉、能吃饭、能正常做事的那个日常。

从历史观、方法论的角度看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它与历史学的发展大势下，对传统的几个中心，比如精英的、男性的、成人的视角反省密切相关。同时，它还意味着人类对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若干宏大叙事的反省和批判。人们曾经相信，科学和理性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还能解释和解决许多问题。同时，也相信它能够把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人类的理性可以把社会制度设计得越来越好，生活会更加轻松自如，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就能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近代以来，许多不同流派都曾描绘类似的乌托邦，但20世纪的发展却带给人类一次次的冲击和反思。我们越来越“文明”，科学越来越发达，人类设计社会制度的水平看似也越来越高。但为什么导致历次大规模战争，却是更有效率地、大规模地去杀人！这一点的冲击非常之大。20世纪的很多伟大作品，都在直接或间接反思这个问题。

生活史研究中，同样需要重新去问这些问题：我们写谁的历史？怎么去写历史？以及什么是历史？王笛老师在《茶馆》上半部中译本的前言中称，我们对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事无巨细地去了解，但问题是占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的情感、生活方式、对世界的看法、遭遇、文化，还有他们的思想，是否值得关注？该怎么去写？（《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这是生活史研究可有的内涵和探讨的主题，关注常人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即the way of life，它是在不断实践着、生产着的一套文化。就像看戏一样，我们看得多的是舞台上的人，而且在舞台上，我们都不太把眼光看向聚光灯之外的人。灯光一直聚焦那几个人，它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王笛老师在2024年的一个学术访谈中，讲到“日常就是最宏大的叙事”。这句话相当有力量感。当然，做历史研究要尽量少说最高级，慎做全称否定。因为历史研究是有局限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适当转换并加以思考，即日常怎么能通向宏大的叙事？它为什么就是宏大叙事的一个载体？这是王笛老师的观点给我们的启发。

如何理解和实践生活史（life history）？我们在讨论时，经常把它的语境更进一步地具体到它的“日常属性”。无论是田园牧歌式的dailylife，还是一种琐屑庸常的everydaylife，它都被赋予了日常属性。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再作展开。

第一是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前面已经讨论过“文化转向”，以今天的现场来说，今天坐在这里的同学带的大都是笔记本电脑，南屏老师是经典的、传统的人，拿着笔记本来记，海斌老师也是。这仍然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对于自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书写，能够让我们更舒适、有效，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这背后仍然是一套文化实践。

第二个是强调批判意识（Critical）。即除了叙事本身外，在叙事的结构、叙事的选择和叙事的旨趣中，呈现出对现实敏锐的关注、反思和批判。尤其聚焦人们是怎样在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

第三个是反身自觉（Contemplative）。若历史研究都只研究别人，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要强调一种客观的、相对抽离的研究。同时也要自觉，历史学家也是人，历史学者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安顿自己的日常？在我所理解的生活史研究中，应当可以把自身纳入到这样的框架中来关怀和思考，否则容易将自身对象化和工具化。

以上，我总结了3个字母C开头的字，就是cultural、critical和contemplative。当然，最后一个“反身自觉”，用reflective可能更好一些。这里稍有凑字的考虑，不过也大致能通（contemplative意为沉思的）。

生活史研究的3C旨趣概要

六、生活史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如何定义和进行生活史研究？我在华东师大教育学部上课，生活史研究是被放在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之中。不过直到今天，我仍不认为生活史研究是一种操作性的方法，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取径（approach），approach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既是一个approach（路径），也是如何去approach（接近）。另外，它还是一种视野（perspective），关系到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事情并剖析它？我没有特别强调它是一种特定方法，或者它具有操作方法意义上的排他属性。不宜把生活史研究局限化，反而应把它放到历史研究的大脉络中，凡是历史研究通行的法则，在生活史研究中都应适用。

另一方面，还应该把生活史研究放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图谱中分析。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什么新启示？过去研究生活史的学者们的特色是研究范围微观化、目光向下、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并且尝试重建“全面史”等。（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虽然，今天我们缩小了研究尺度，但背后的关怀还是整体史的。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概括了生活史研究的五个常见视角。

一是常人视角。此即常人的日常，就是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首先，常人一般是和精英相对而论，所以常人视角在研究对象上，一般选择与精英相对的常人，即研究普通人。其次，这也是我想重点阐释的常人视角，它还指研究作为“常人”的精英。称一个人是精英时，就是前面我们讲的identity中的身份，这是在社会区分的意义上，基于某一种区分方式，给对象一个身份。更关键的一点是，作为常人的精英还表现着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外，也有要去安顿的意义。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在做社会区分，比如社会收入、社会阶层的区分。在教学中，心理学院的同学，特别是做临床心理咨询者仍然给了我启示。他们提到，坐到他们对面的往往都是社会区分意义上某一种层面的“精英”——或是公司的高管，或有很高学历。但他坐到这里恰恰是因为他的日常：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安顿他的日常有一些障碍，需要我们去倾听、疏导和帮助。

我在修改《最后的天子门生》时才开始有这种明确意识。王朝国家设计的选拔人才的制度选出来的进士，当然是精英人物；但我越修改到后面，越能明白这些精英们都总是某个人的儿子、丈夫，也可能是某个人的爸爸，这就是他们作为常人普通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理解生活史作为研究方法，会特别举出contemplative，即反思性、反身性。因为前面几层都是指向研究对象，最后一层则是日常生活史研究还得回过来再考虑的问题。此外还要明晰，历史学者其实也是“常人”，也有日常生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留意精英视角和庶民视角之间的紧张。临床心理学因为掌握一套判断人的状态的“权威知识”，以此去评判人、诊断人、分类人和矫正人；我则建议他们也读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更加深切地理解这套知识的由来、特征与限度。其实，历史学的知识同样也有类似的一面，值得留心。

二是日常视角。日常就是日复一日的，好像乏善可陈，而巨变是精彩纷呈的。但这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转换关系。常是常态，变是变态。常是恒久，变是暂时。只有这些寻常的东西才会恒久。常是普遍的，变是特殊的。给学生上课时，我也常和他们半开玩笑似地提到，大家选择一个学校起初是被那些“变”所吸引，比如学校发表了多少重大成果，产生了多少杰出人才。这些指标是该校学科实力关键的体现，是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学校的很重要的参考信息。但进入学校后，很快会发现那些伟大的高光时刻，即便和我们不是毫无关系，但关系比较少、比较浅。真正影响我们念书和研究体验的，是一个又一个普通的老师平时怎么上课和指导学生，怎么和学生相处。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重新去看待和理解日常时，就会有与之前不同的一些视角。

三是微观视角。微观是与宏观相对而言。微观视角包括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对象上的、切入点上的等。大家接触多的是时间、空间和对象方面的。切入点上的还可留心“伟大”的人物作为常人的生活的一面。这些年即使做政治人物研究，也有一部分人物研究转向日常，比如研究人物的阅读、心态、生活起居等。另外，从常人的日常中，可以看到一种社会文化的常情和常态，包括我们拿来“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存在于这样绵延的文化和社会之中。

四是地方视角。大家理解、接触乃至实践更多的生活史研究，在于具体的“地方”。“华南学派”所做历史人类学就非常典型。这方面相信大家了解较多，这里不多展开。

五是边缘视角。随着新文化史、生活史和微观史的兴起，学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各种“边缘”：女性、孩童、边地、少数族群，研究视野因之一新。也要留意，“边缘”这个词本身就值得反思，甚至有些许敏感。尤其我们讲性别史研究，若先贴上“边缘”标签，本身可能就是“立场”问题，值得反思。

在新史学中，微观史带给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很多。因为它在研究对象、方法、表达，还有研究立场上，都有新东西值得思考。首先是研究对象层面，研究规模小，对象阶层低是微观史学的特征，但不是排他特征。其次是方法层面，生活史和微观史都很重视细致入微地解析素材，同时进一步反思和呈现研究过程本身。在表达上，生活史很受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常用细腻生动的笔法。很多叙事就用细节的描述，这都是很重要的特色。我们读一些作品时，总能在细节处被打动，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视角的转换。

我上课时，会和学生一起读一些学术作品，探讨和分析其中的选题视角和写法。以下是其中的几种。第一种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李孝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的第一史源可能是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福惠全书》是所谓“官箴书”，教人怎么去做州县官，包括如何审案、判案。在周保明老师点校的版本中，有几页专门写到如何审理一桩离奇命案（广陵书社2018年）。王氏被丈夫掐死，她蹬草席，蹬坏草席，甚至在草席上留下粪便。后来官员去查案时看到草席，看到粪便。这些细节都是《福惠全书》中的。《王氏之死》写作的灵感原点可能就是《福惠全书》，再加《郯城县志》和《聊斋志异》，史景迁把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材料拼接在一起，展现一套高妙的叙事方式。当然这种写法在历史学界也不无争议。

第二种是王笛老师的《茶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茶馆作为一种微观的政治空间，涉及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怎么进入地方社会和包括茶馆之中。茶馆也是地方社会空间的一个缩影，里面有各色人等打交道，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交换信息，等等。其中，将地方社会中的人物关系写得淋漓尽致。王笛老师的《茶馆》结构上分为三部，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面相，每部各分几章加以展开，其思路也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三种是《母乳与牛奶》（卢淑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讨论“母职”，聚焦在近代（1895-1937年），由于牛奶和奶粉的传入推广，加之出现了新职业和新教育，女性用传统哺乳的方式喂奶，抑或买奶粉给孩子吃的问题。其中涉及职业、经济、科学的问题，也关乎仲民老师所讲的广告和商业营销问题，还涉及身体和审美。

第四种是研究特别群体的书《读书的料》（程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讨论当代农家子弟怎样考入高水平的大学的历程。作者要回应和对话的理论，兼有威利斯（Paul Willis）的文化生产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一般认为，文化资本倾向于出生在很好的文化资源家庭，有很好的社会文化资源的人，他们更容易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今天的高等教育也有一个扎心的事实，顶尖大学中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越来越少，亦即“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但总有一部分人成功了，他们为什么成功？该书揭示了这些人在跨越阶层的过程中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结构，并提出“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指出不是只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才有文化资本，决定他们在教育和社会流动意义上成功，出身底层的人也可能拥有一种“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和解释引起了很多关注和共鸣，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都能给我们启示。

几种著作的选题及进路启示

七、生活史研究的方法和技艺

（一）拓宽史料的视野

生活史研究需要拓宽史料视野。新史学代表人物鲁滨逊说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纸，都是史料来源。”（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王汎森教授2000年前后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方兴未艾”，也强调年鉴学派的贡献，并称材料其实很多，但要“史学眼光改变了，才会从这些材料中看到意义”（《现在历史是什么？》，收入《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否则，材料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可用的材料。在生活史研究中，尤其强调私人书写，比如书信、日记、自传和回忆录等会成为很重要的史料，此外也很重视口述。这里稍举几个我之前做过的研究小例子。

一是刚刚海斌老师提到的民国“学校市”。因为我在教育学系和基教所工作，有时需要去各地的中小学听课评课、考察学校。这个选题最初来自太仓市实验小学的校史墙，当时在那里看到“学校市（大同市）”的表述和架构，这超出了我以往的知识框架。实际写作中，该案例用到的材料各有不同，但重点关注的是普通学生怎样在学校的日常中，通过我们所讲的“学校市”，即一种学生自治的模拟架构，去安顿和被管理，这是学校日常生活。（《学校市：民国时期一种“学生自治”的实践及得失》，《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近代的“教员肺痨”，即教师肺结核问题，这是从研究和翻阅近代教育辞书中得到的选题启示。辞书是一定时期规范知识的载体，其中会收有关“教员肺痨”的词条，值得留心。“肺痨”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式表达——教师工作辛苦，生活清贫，因劳致痨，这是普遍印象；肺结核则是近代意义上的医学术语。在作此研究时，我综合了各类材料，也去上海市档案馆看档案。其中也有涉及仲民老师关注的虚假医疗广告问题。我还看到一位女老师的个案。她去治疗肺结核，但几次之后就死了。于是，学校将医生告上法庭，称是因为医生操作失误导致的医疗事故。此事后来惊动了上海市医师公会，最后做的裁决认为人工气胸手术是当时可靠的治疗方式，医生并未失职，还引用了美国的医学刊物进行证明。当时，上海市的小学老师们还要进行全员体检，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很高的程度。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中，教师的结核病很严重，因为教师能影响儿童的健康，而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所以教师要好好做检查、接受治疗。（《教员肺痨：一种近代“职业病症”的意涵及应对探微》，《史林》，2022年第5期）

第三个是最近发表的一篇小文章。原初是因为我看到20世纪40年代老家的老人们读的《四书》零册。在这个案例中，用的材料也是可以拓展的。它本身是一个地方化的经典文本习读，所以我结合了地图、方志、家族的家谱，还有访谈材料、实地考察等，写了一篇非典型且“不规范”的文章（《经典余响：聆听1940年代黔西村塾的<四书>习读》，《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6年4月21日）。这或许也是一种面向公众的写作和传播。

（二）留心史料的“缝隙”

史料中的很多“缝隙”也值得我们留意。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之前我和学生讨论论文时找出来的一条材料，除了材料正文，还可留意史料的中缝处，可以看到“官报”和“课吏馆”字样。如果足够敏锐，会发现这里可能藏着两个可以写成硕士论文乃至博士论文的题目。另一案例是，我做晚清进士馆研究，起初也是一些零散的地方引起了注意。翻阅任何一本关于中国教育史的教材，大多会有这个学制系统图。其中，居然有一个“进士馆”，前后不挨。按理来说，学制系统需要上下左右连贯，但它居然都不挨。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进士馆学生不是从下面升上来的，毕业后也不再进入更高的学堂。这些都值得我们留心探究。

两份常见文献中的“缝隙”

（三）解读史料的层次

做生活史和微观史，尤其要注意具体史料的内部或许有很多层次。我上课时，以两幅图为例和大家探讨。这两幅图是民初修身教科书中的插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身份、身体、设施、制度、观念等层次，每一层里面又有许多要素和内涵，值得我们一层层地解读。我是去年年初写这篇文章的，当时DeepSeek尚未流行，但有Claude和Chat GPT。所以，我边写边分析，得出下面的分层分析框架。此外，还把该图交给大模型，然后向它反复提问和质疑。我完整记录了该过程，发表时题目叫做《看·见：图像、 AI 与人文》（《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5年1月21日），也是反思AI到底能做什么，“看”与“见”的意涵是什么，AI的“看见”和人类的“看见”有何异同。你越和AI对话，就越能发现当它拿我们的知识和框架做分析时，确实能分析出很多细微的内容，也更能看到它的限度所在。

图像史料的层次与内涵示例

（四）辨析“前台”与“后台”

解读史料时，还要辨析“前台”与“后台”。这是从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中借鉴的。戈夫曼提出了很著名的“拟剧理论”（Dramaturgy）。生活确实处处就像在剧中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角色，以及特定场景中的任务。这对我们解读历史文献材料也有启示。葛兆光老师称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这是非常敏锐的表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作为事件的历史本身不会卸妆，卸妆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人。所以，我们就要非常留意去区分一个人，特别是那些重要人物，他在公、私文书中所要建构的自身形象和原本的真人之间，往往就有“前台”与“后台”的区分。我在做晚清进士馆研究时，处理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人物。对于群体中成就很高的人，比如沈钧儒、谭延闿等，仔细阅读他们的家书、日记等材料，均可见到“前台精英之为后台常人”的一面。

（五）思考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是生活史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常说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叙事”（narrative），它是一种探究方式，也是一种表达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尤其是在临床心理学中，它还是一种疗愈的手段。第二是文化人类学的“深描”或“厚描”（thick description），它强调不仅观察人，还观察语境；不仅强调事件本身的意义，还强调主体的诠释和呈现。三是庄孔韶教授所谓“不浪费的人类学”，也有启示。我们在用材料做研究时，会有很多所谓“边角料”。其实一项研究中没法用到或没法很好呈现的材料，在做其他主题或其他形式的写作中，很可能就好用。人类学中所提示的这些“边角料”的意义，或也可为生活史研究提供参鉴。

八、生活史研究的意蕴与限度

首先，生活史研究仍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遵循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即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讲过的“尽量少说否定话”——确切来说应该是慎作全称否定。稍作扩展而言，我们做的历史研究都是某种程度的“案例研究”。所谓“说有容易说无难”，因为我们能看到的通常只是有限的局部。假设历史事实是图中外面的大圈，被记录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被记录下来并且留下的东西再减少，留下来又被我们看到的东西更少。所以，它这个圈是在不断缩小的。在严先生讲论的基础之上，其实还有一层：我们对材料的理解和解读，本身会决定我们重新去看哪些是材料以及材料在哪里，这个圈不是一定全部包含在里面，其中还涉及诠释问题。

材料与阐释关系图示（参考严耕望《治史三书》）

其次，不宜过分夸大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生活史研究不仅不能包打天下，它还要不断自证合理，本身就需要做很多的思考和呈现。其中我们常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你的代表性在哪里？会不会过分碎片化？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研究的都是碎片到某种程度的案例，但如何从这个案例中，使它从“案”成为“例”，需要下功夫。

第三，或是真正值得警惕的问题，即过度的诠释、过分的深求。因为我们只抓住很小的点，希望把它写得丰富，以至于过度诠释它，这是值得警惕的。其中，就需要洞察力和大局观，不宜局限在叙事本身，既要有大局观，也能从细部入手，还能提出真见解。项飙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天的大众要求学者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系统分析，“他们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4期）。这话说得非常扎心，但确实也是值得留意的。

今天的生活史研究与写作，或许仍然可以从清人的学术理想和文章轨范中得到一些启示。尤其是义理、考据、辞章再加经济之说。若作简单转化阐释，要重视史料的辨析考据，重视在表达上的功夫，同时尽可能予人一种启发和感悟，带给人思维上、审美上的愉悦。

九、研究方法的意义与超越

做生活史研究，心思宜细密，但眼界尽可能宽宏，同时还要追求对方法的超越。黄宗羲讲“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不是简单的以水济水，只在量上的增加；而尽可能做到水火相济，使不同的学理、思想汇集，相互碰撞，相互冲突，这样或许会产生新的风险，但也创造了超越方法的条件。在我们选问题和解析时，应当重视人文社科中真正重要的“见识”，否则模型再漂亮、结构再严整、格式再规范，总会少一点冲击力、启发感和审美感。有些优秀的研究者，他做的无论是严格的论文，或是一点随笔杂记、漫谈，甚至拍几个镜头，都能给人启示。

在思考方法的过程中，又要回到前面讲的agency上，并进一步和大家反思性地看discipline和subject的启发、局限和意义。我们前面讲agency（能动性），这是生活史研究中值得尊重和被看见的，但也要明白能动性有局限。discipline和subject两个词都有“学科”之意，前一个侧重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后一个侧重于课程和教学意义上的学科。两个词都是学科，但带有一层除学科之外的规训之意。subject除了表示学科和主体之外，还有臣服、屈服的意思。我们称自己建立了主体性，我能主张我是谁、表达我是我时，看上去是主体性，但背后也有可能是臣服的结果。比如我说自己是一位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人，这是我的一种主体表达，言下之意可能也是我认可甚至臣服于历史学给我建立的这一套规范和训练。但是，我们也不能陷于完全的相对主义，没有这套专业训练的话，可能连问题是什么都意识不到；而是看到其局限之后，需要在写和做中尽可能突破这种局限。

生活史研究需要重省的几个核心概念

研究生活史，最后还是要回到“人”。人作为人本身的独特性、能动性，还有他对意义本身、对文化本身的实践和建构。而且，还要理解个体的日常生活总体属于私领域，但这种私领域无法自外于公共性的影响和支配。这种趋势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已被高度强化。尤其是技术的发展，让国家这个传统上所谓的“利维坦”机制如虎添翼。公领域私域化，同时又让一些私领域被过度公开化，这是现代日常中的另外一种悖论；此外，还把日常非常化，又把非常日常化。这些提示我们思考，日常不总是自在自为和不值得探究的。而我们讲回归于人，本身不应只是抽象的人，也不只是任何他人，还应包括我们自己——作为具体的“人”的自己。

为了让非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能够直观理解，我尝试画了下面的图，简要解析历史研究的基本维度和要素，重在说明在时间、空间交互的体系中，如何探究人、事、物和理。

历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及其对于生活史的启示

我们通过凝视和静观，确实可能让平凡的常人与常事折射出丰富多彩的内涵。但这中间，仍有两点值得我们警惕。

第一，如此做法实际上是把日常陌生化，即历史研究通常讲的去熟悉化，甚至是把它问题化、对象化，进而把主体客体化。如果我们思考问题、处理问题都只是对象化、问题化地去做，这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可能还有风险。怎么去做？解铃还需系铃人。研究日常生活史，最后还是要回归日常。因为学者也是常人，最终我们还是要把日常生活化——生活就是生活，不用故弄玄虚。

第二，我们需要用反身的方式理解和思考日常，但也要警惕这种思考和做学术的方式如果过度了，可能还会“反噬”自身，因而需要“返朴”。还要考虑到，能以此种理路展开细密研究者，不少是属于心理学意义上的“高敏感群体”。返回到日常生活中，类似禅宗所讲，最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因此，这里面还蕴含着从“凝视日常”到最终“回归日常”的路径。

如果我们穿越抽象的学术丛林，背后其实只关乎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人能不能、怎样过一种自适的生活？我想这是生活史研究的起点，也是归宿。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我们不做生活史研究，不写生活史论文，能够过好日常、过完一生，这或许也是很好的生活史实践。由此，我们可以让生活史研究离开单纯的学术领域，重新把它带回生活，并且裨益于日常。

总结评议

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老师是历史学出身，现在在教育学部当老师，确实有“教学育人”的风范，不仅自己的研究做得好，也很能讲学。关于讲座的具体内容，尤其学理层面，我们待会请仲民老师和南屏老师做点评，我自己简单讲几点感受。

第一，我们自己写论文时常说“摆事实、讲道理”，做研究时“既要开车又要看路”。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历史学研究，对于所谓“理”的部分很茫然，或者说求之不深，甚至对“开车”时是不是要“看路”，也没有自觉。我认为李老师在演讲中，很明确地体现出“知其然”又更“知其所以然”的一种取向。

第二，李老师讲座中提到很多理论来源，包括许多语词、概念、方法及其实际应用。在这个讲座中，也包括在李老师自己的研究中，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正如他所研究的《四书·论语》所引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第三，李老师的研究是高度内化的。他的研究一方面能对历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对自己、历史、社会，包括当代生活做很好的理解。李老师刚自谦，称今天的讲座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一幕，我相信这个讲座的意义可能后来会进入学术史中。

戴海斌教授总结

另外有一点，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李老师讲到常人视角时，强调了常人和精英的区别，也讲到“作为常人的精英”，在日常生活史的维度里考察精英的生活。我想到精英本身的精英化活动和他们的常人身份之间的关系，比如生活史和政治史之间的交集部分。因为我之前处理戊戌政变以后唐才常政治选择的问题，写过一篇文章，用他的书信做主要材料，发现当时唐才常受到身体、物质和精神上的多重压力，包括家族纠纷、人际交往困境，还有经济上的窘迫等等，这些影响到他的政治抉择或朝向后来认为是“革命”的方向的变化（《生活史中的政治史：戊戌后唐才常之“国忧家难”诠解》，《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6期）。我想请教，此类生活史和政治史的关系，如何在学理上进行阐述和提炼？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老师的讲座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谈及生活史研究的系谱和背景、主要的取向和研究现状，包括对生活史的理解，等等。并对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还特别讲到如何看材料、解读材料及方法论的启示，这些都是金针度人，对我们老师和学生都很有启发。

让我非常感动且赞同的一点，是李老师最后对生活史研究中“人”的回归的强调，和对国家机器“利维坦”作用的反思。我认为这体现出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研究者，更是以一名学者的责任和良心在做研究。做出很多研究，甚至是优秀的研究比较容易；但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被异化成工具或帮凶；甚至在此过程中，很多学者已经沦落或堕落。

我也很早就开始关注生活史研究，大概是读硕士的阶段。当时，因为刚出版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的《20世纪的历史学》，其中讲到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故有印象。后来因为在写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内容涉及日常生活，所以我也初步用日常生活的观念做研究，曾写汪士铎的妇女思想（《一个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以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为例》，《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日常生活史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性、工业化时代人的共性的反思，和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结合。它在西方是很重要的学术讨论对象，特别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带“日常生活”名字的书和文章非常多，特别是在二三十年前。当时，我在复旦图书馆找到一本日常生活批判的书，其中引用了很多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日常生活之实践》。后来，又因缘际会看到沈松侨的《一日的中国》，（《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一九三零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新史学》第20卷第1期，2009年），收获非常大，又找到连玲玲的文章。我认为这两篇文章，很多大陆学者当时并不注意，包括现在也是。日常生活在西方，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和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工业化有关的主题。但在中国语境中，这一点是被忽略的。刚才李老师讲到daily life不是everyday life，因为我们望文生义，也将错就错。大概20年前，有一批中国什么日常生活史的书。上海史那套丛书也出来几本这种书，我觉得当时的日常生活或生活史，大概是望文生义的表面的日常生活。

刚才李老师也讲过这几年的“热”，与当年的“热”有同有异。当时是追随一个新鲜名词，台湾地区学者或者汉学者在研究日常生活，我们追随。其实当时做的“日常生活史”比较简单，而且比较让人生厌，没有理论关怀和理论背景。日常生活史研究也不只是对平常人和平常事的研究，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反思、批判的意向和理论的意向，当时都没有。

张仲民教授点评

日常生活史研究更多可能是李老师所讲的方法论，或者是一种研究取径。后来，我写严复与复旦、舒新城与五四，其实都有意识地从他们的日常生活角度，讨论他们在管理学校或从事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生活。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有什么崇高的目的。严复管理学校是因为学校能给他钱，他也有想当官和攀附贵人的一面。我觉得舒新城和胡适打交道，有一些也是人生的功利性考虑。过去我们研究他们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或者是做人物研究，拔高了他们，或强调他们美好的面向，即刚才李老师讲的宏大叙事的那些面向，其实是将他们脸谱化了。

这几年研究生活史很热。但这个“热”，我认为可能和20多年前那个不一样。这些年因为私密性的史料出版太多，书信、日记、回忆录，包括个人档案出版，使很多人去做生活史。但做的过程中，很多研究并没有理论意识，没有反思和批判，只是因为时髦，更多是因为这方面的史料比较多。所以这种研究，包括所谓的情感史，经常是史料的介绍，或人物行迹。我认为这种成果学术价值并不大。它实际上对我们人的相关处境，没有太多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误解生活史或者滥用生活史的现象。

日常生活史很有必要借助福柯的理论，去解构日常生活中充满的各种权力，特别是微观的权力，不只是是笼统的政治权力，还包括文化权力、资本的权力，它们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或奴役。我们现在所谓的“卷”，其实就是日常生活被各种外在权力所支配、所控制导致的。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起源可能还比较早。我读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我认为真正的起点是这本书。它在1939年就已出版。书中讨论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包括处理的方式，和以前中国大陆讲的日常生活史接近，即讲与日常生活和文明相伴随的欧洲礼仪、各种人际关系、生活规范、习俗，怎么在长期的现代化进程或文明化进程中被培养和确立。另外，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不关注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其实德塞托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反思，很值得重视和尊重。虽然他的路数和福柯不完全相同，但二者殊途同归，对于刚才李老师提及的生活史研究的弊端，还有提升它的研究意义，都很有启发。

曹南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李老师提到的话题，我认为有几方面。一是西方的很多转向和理论可能对中文史学界有明显影响，既有理论性的影响，但更多是一种主题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思性是不足的。比如社会史，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史是大量用数据模型统计数据，是计量研究；但我们研究社会史主要是研究社会现象，讨论很多社会史相关的话题。所以一方面，我们受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理论性影响并不多。这也是反思性不足的重要原因。

曹南屏副教授点评

另外，西方史学界和中文史学界都面临学术增长点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像李老师提到的生活史研究，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有些做政治外交史的老师会涉及，有些做思想文化史的老师也会涉及，有些做社会经济的老师也会涉及。这是因为学科本身有学术增长需求。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做主题式的研究。

李老师刚提到生活史研究要回到生活本身。确实，有时学者的研究可能没有那么多理论影响，也不太考虑学术增长问题，仅仅是好奇心驱动。我认为，现在日常生活史研究流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好奇心的驱动。研究者有时为了“穿衣打扮”，显得题目更有理论，会把好奇心包装得更具理论性。它本身也反映出正在兴起的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可能推动它的因素很多。

像张仲民老师所说，讲座到最后让人很感动。同学们也要听取李老师的建议，生活史的论文可以写，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