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落幕时，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单非常漂亮，共取得126枚金牌、83枚银牌、58枚铜牌，高居奖牌榜第一，而且把排在第二的日本甩开了很远，这样的成绩确实非常亮眼。
亚运会结束后大约一个月，国家体委接到亚奥理事会正式通报：有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其中9人是亚运冠军，这11人的项目分布为游泳7人、田径2人、赛艇1人、自行车1人。
这个消息公布后，日本媒体大肆炒作，西方通讯社迅速跟进，国内舆论也炸了锅：“中国的金牌是用激素造的？”
面对国内外的质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很坦然地认了错，他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相比于世界兴奋剂检出率1.2%的平均水平，我们检测出兴奋剂的比例还只是0.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总量不是很大，但总是不好。”
伍绍祖
伍绍祖是1988年12月就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他上任后一直非常重视反兴奋剂工作。1989年5月初，伍绍祖组织召开体委办公会，讨论兴奋剂问题，有人在会上提出：我们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意思是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要用那些查不出来的。
伍绍祖当即把这番话顶了回去，他要求所有兴奋剂要立即停止使用，“有用、无害、查不出”要换成“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
会后，国家体委开始构建反兴奋剂的制度体系：1989年，我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兴奋剂检测中心，并开始自主在国内进行兴奋剂检查。1992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检查处。
虽然伍绍祖搭好了制度框架搭，但不等于基层就执行彻底了。广岛事件的惨痛之处就在于：上面有“三严”，下面仍有漏洞，仍有教练、队医甚至管理层抱着侥幸心理在走钢丝。这些漏洞，直到11名运动员的阳性报告被拍在桌上，才真正被所有人看见。
伍绍祖（中）
伍绍祖对广岛事件的处理方式是：不捂，追根。国家体委没有把这件事包装成“个别运动员偷偷吃错了药”就了事，而是在内部启动了系统性复盘——不是只处分几个人，而是追问：为什么“三严”写在纸上，却在亚运备战链条里关不掉所有暗门？为什么营养补剂渠道混乱？为什么队医权限缺乏监督？为什么赛外检查频次和追溯能力不足？
这些追问，直接推动了此后几年反兴奋剂制度的密集出台：1995年2月27日，国家体委发布《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1995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体育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严格检查。”1999年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暂行）》（1号令），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有了可操作性的办法。
后来伍绍祖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被奥委会请去做了经验介绍，萨马兰奇还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
伍绍祖曾说：“体育为了人民健康。”这句话大概就是他坚决反对兴奋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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