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谈过对象的49岁男人,相亲当天同居,次日尴尬到想钻地缝……
这事说出来我都觉得丢人,但憋在心里又实在难受,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讲讲吧。
我叫赵德柱,今年49,在城东开了个电焊铺子。
说是铺子,其实就是租的一间临街的老门面,门口挂着块褪了色的招牌,上面写着“德柱电焊”四个字,油漆掉了大半,我也懒得补。
屋里地上铺满了铁屑和焊渣,墙上挂满了各种型号的焊条和切割片,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铁锈混合着焊烟的味道。
我这人长得糙,一米七二的个头,常年穿一件灰扑扑的工作服,脸上被焊弧光烤得脱了好几层皮,黑一块红一块,看着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上好几岁。
年轻的时候也有人给介绍过对象,但每次姑娘到我铺子里来看一眼,闻闻那股铁腥味,再看看我这张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脸,基本坐不到十分钟就走人了。
有一个姑娘倒是坐了半个小时,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句实话,她说赵师傅你人是好人,但我妈说了,嫁个焊工以后老了眼睛要瞎的。
我当时还想解释两句,说现在都有防护面罩了,但人家已经骑上电动车走了,车屁股后面的尾灯在巷口闪了两下,就再也看不见了。
后来我就不怎么想了。
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白天干活,晚上关门,买两个馒头就着一根大葱就是一餐,偶尔去隔壁兰州拉面馆要一碗牛肉面,多加一份面,就算改善生活了。
只是有时候收工晚了,我一个人坐在铺子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抽烟,看着对面楼上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窗户里有电视机的光在闪,有人影走来走去,偶尔还能听到小孩的笑声或者女人的骂声。
我就那么看着,抽完一根烟,把烟头摁灭在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转身回屋睡觉。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直到上个月,我大姐从老家打来电话。
我大姐比我大八岁,在老家镇上开了个小超市,嗓门大性子急,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她在电话里说,德柱你个王八犊子,你是不是打算打一辈子光棍?
你都四十九了,再不找一个,等你老了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我说大姐我有手有脚的,老了去养老院就行。
大姐说你去个屁的养老院,你那点钱够住几天?
然后她话锋一转,说她认识一个女人,叫周秀兰,四十五岁,以前在广东那边的电子厂干了十来年,去年厂子效益不好裁员,她就回来了。
她老公好多年前就跟她离了婚,扔下一个儿子,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现在儿子在省城念大学,学费生活费全靠她一个人在流水线上挣。
大姐说这女人命苦,但人能干,长得也端正,就是被生活拖累得有点显老,不过配你这个老光棍绰绰有余。
我拿着电话没吭声。
大姐又说,人家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个知冷知热的人。
你在城里好歹有个铺子,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比跟着她在乡下种地强。
我说大姐你让我想想。
大姐说想个屁,后天我把她带到你铺子里来,你给我好好拾掇拾掇,别把人给我吓跑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铺子里发了半天呆。
焊机还开着,焊条烧到一半悬在半空中,火星子掉在地上滋滋地响。
我把焊机关了,摘下防护面罩,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被焊弧光烤得斑斑驳驳的脸,忽然觉得自己确实老了。
眼角的皱纹能夹死苍蝇,两鬓的白发拔都拔不完,手上的老茧厚得拿针都扎不透。
这样的我,哪个女人愿意跟?
但大姐的话还是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铺子里焊一个三轮车的车架,听见门口有动静。
我摘下防护面罩一看,大姐领着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大姐穿着一件红花褂子,手里拎着一袋子水果,一进门就嚷嚷说你这破地方怎么一股子铁锈味,也不知道开窗通通风。
我没理会大姐,目光落在了她身后的那个女人身上。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就是电子厂里常见的那种,袖口和领口都磨得起了毛边,但洗得很干净。
头发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扎着,不高不低,利利索索的。
脸上没有化妆,皮肤有些粗糙,颧骨微微凸起,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一看就是在流水线上熬过无数个日夜的人。
她站在门口,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身前,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指腹上有厚厚的茧子。
她看到我看着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嘴角动了动,算是打了个招呼。
大姐在旁边推了我一把,说你看啥呢,还不让人进来坐。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手套摘了,手忙脚乱地从角落里搬出一张折叠椅,又拿袖子在上面擦了擦,说坐坐坐,屋里乱,你别嫌弃。
她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声音不大,带着点南方口音,软软的,跟我想象中在厂里干了十几年活的女人不太一样。
她坐下来之后,大姐就开始噼里啪啦地说话,把我们俩的情况翻来覆去说了个遍,说到激动处还拍大腿。
我坐在旁边基本上插不上嘴,就时不时偷偷看她一眼。
她也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是低着头听,偶尔点点头,或者嗯一声。
但我注意到她在打量我的铺子,目光从那台老旧的焊机上滑过,从墙上挂着的防护面罩上滑过,从地上堆着的铁管和钢板上一一扫过。
她看得不紧不慢,像是在评估什么,又像是在适应什么。
大姐说了大概一个小时,说得口干舌燥,自己起身去饮水机接水喝。
这时候她才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她指着墙角一个焊到一半的铁架子问我,那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是个货架,给人家超市焊的,放饮料用的。
她又看了看焊缝,说焊得挺平,不像有些人焊出来疙疙瘩瘩的。
我当时心里一动,没想到她还懂这个。
她说以前在厂里的时候,设备坏了经常找机修班的师傅焊,看多了也就能看出点门道了。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
她话不多,但每一句都不多余。
她问我铺子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说除掉房租水电,三四千块钱还是有的。
她说那够花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她又问我平时吃饭怎么解决,我说要么去外面吃,要么煮点面条对付一口。
她沉默一会,说这样不行,年纪大了胃受不了。
我说习惯了,没事。她没再接话,但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大姐看我们聊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个借口说要先去附近买个东西,让我们俩再待会。
大姐一走,铺子里忽然安静下来,只剩下焊机风扇嗡嗡转动的声音。
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搓着膝盖,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也坐着,目光落在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她说赵大哥,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说挺好,挺好的。
她又问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处看?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行。
她听了之后没有笑也没有激动,只是点了点头,说那就试试。
那天傍晚大姐回来之后,三个人一起去街对面的小饭馆吃了顿饭。
大姐点了好几个菜,一个红烧鱼,一个青椒炒肉,一个西红柿蛋汤,还有一盘凉拌黄瓜。
她吃得不多,但一直在给大姐和我夹菜,自己碗里的米饭几乎没怎么动。
大姐看在眼里,冲我挤了挤眼睛,我在桌子底下踢了大姐一脚,让她别太过分。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
大姐说她今晚要赶末班车回老家,让我送秀兰去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一晚,明天再回镇上。
我说好。
结果大姐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德柱,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
大姐说秀兰她明天回镇上处理完老房子的事,可能要在那边待个把月,你们这一分开又是好久,要不今晚你就带她回你那住吧。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我说大姐你这是说什么胡话,才见第一面。
大姐瞪了我一眼,说你多大年纪了还害羞,你们都不是小年轻了,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合适就处,不合适拉到,谁也不耽误谁。
我说那也不行,人家姑娘家家的,第一次见面就住男人家里,传出去像什么话。
大姐说你少在这假正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
再说了,人家秀兰也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我刚才跟她提了一嘴,她没说不行。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还没反应过来,大姐已经走出去跟秀兰说了几句话。
秀兰站在路灯下面,黄色的灯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听完大姐的话,低着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那就去吧,反正明天一早还要赶车。
就这样,那天晚上我带她回了我的住处。
说是住处,其实就是铺子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
一张单人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个电磁炉和一个电饭煲,墙角堆着几箱方便面和矿泉水。
房间里没有窗户,空气不太流通,有一股淡淡的潮气和铁锈味。
我平时一个人住惯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但那天晚上她一走进来,我忽然觉得这地方太小了,太寒酸了,连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
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床上的东西,把几件脏衣服团成一团塞进衣柜里,又把桌上的泡面盒子扔进垃圾桶。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来来回回地忙活,也没说话,等我忙完了才走进去,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她坐下去的时候用手按了按床垫,说床有点硬。
我说是,弹簧床垫用了好多年了,一直没舍得换。
她说改天去买个棕垫铺上,睡着舒服些。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住了很久似的。
她去洗手间洗漱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床边,两只手攥着膝盖,手心全是汗。
我听着洗手间里哗哗的水声,心跳快得像擂鼓。
我活了49年,从来没有跟一个女人在同一个房间里过过夜。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脑子一片空白。
她出来的时候换了一件灰色的纯棉T恤,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用毛巾有一搭没一搭地擦着。
她走到床边,看了我一眼,说你不去洗一下?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爬起来冲进洗手间。
我用冷水冲了个澡,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两遍,恨不得把皮都搓掉一层。
洗完才发现自己没有换的衣服,只好又把那件沾着铁锈味的旧T恤穿了回去。
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了,侧着身子,背对着我,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
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昏黄的灯光照在她的后脑勺上,能看到她发丝间有几根白发。
我在床边站了一会,不知道该不该上床。
她大概是感觉到了,闷声说了一句,你不上来睡啊?站着不累吗?
我这才小心翼翼地爬上床,躺在床的最外侧,尽量让自己不碰到她。
单人床本来就窄,两个人躺在上面,中间几乎没有空隙,但我还是拼命往床边缩,半个身子都快悬空了。
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被子传过来,还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不是什么名牌,就是超市里最普通的那种,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味道让我鼻子有点发酸。
我们就这样躺着,谁都没说话。房间里很安静,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还有远处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有半个小时,我以为她睡着了,轻轻翻了个身,想换个姿势。
结果我刚一动,她忽然开口了。
她说赵大哥,你睡不着吗?
我说嗯,有点。
她说我也是。
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太随便了?
我愣了一下,连忙说没有没有,怎么会。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冲动,但是我想通了,咱们这个年纪的人了,没那么多时间慢慢耗。
我前些年吃了太多苦,不想再一个人扛下去了。
我看你是个老实人,虽然条件一般,但至少不偷不抢不赌不嫖,这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说。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是躺在那里,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心里翻来覆去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闹钟吵醒的。
我的手机闹钟每天六点半准时响,雷打不动,因为我要早起开门做生意。
我闭着眼睛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手机,手指在桌面上划拉了几下,没摸到,却摸到了一团软软的东西。
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我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搭在了她的胳膊上,指尖正好碰到她小臂内侧的皮肤,温温热热的。
更要命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翻了个身,脸朝着我这边,鼻尖几乎贴着我的肩膀。
她的呼吸很均匀,一下一下地喷在我的锁骨上,暖暖的,痒痒的。
她的头发散在我的枕头上,有几缕缠在了我的手指上。
她睡得很沉,眉头舒展着,嘴角微微向上翘,像是做了什么好梦。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整个人像被烫了一样猛地往后缩。
但是我忘了自己是睡在床的最外侧,这一缩直接缩到了床沿上,身体失去平衡,连人带被子一起滚下了床。
我的后脑勺磕在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
我本能地想爬起来,结果手撑在地上的时候按到了一个空啤酒罐,罐子被压扁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我的手臂一滑,整个人又趴在了地上。
她被这阵动静惊醒了,猛地坐起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趴在地上龇牙咧嘴的样子。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印子,显然是被我硬生生从梦里拽出来的。
她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动作——她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嘴巴一瘪,紧接着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她笑得很大声,不是那种捂着嘴矜持的笑,是那种真的忍不住了、从嗓子眼里直接蹦出来的笑。
她笑得前仰后合,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拍着床垫,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趴在地上,后脑勺疼得要命,膝盖也磕青了一块,但看到她笑成那样,我竟然也跟着傻笑起来。
她笑够了,擦了擦眼角的泪花,说赵德柱你是属兔子的吗?跑那么快干什么?我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你不成?
我扶着床沿爬起来,揉着后脑勺,讪讪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吓了一跳。
她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故意的,你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了。
说完她掀开被子下了床,光着脚踩在地板上,从我身边走过去洗手间。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伸手在我后脑勺上摸了摸,说磕了个包,等会拿冰敷一下。
她的手很粗糙,指腹上全是茧子,但碰在我头皮上的时候,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我站在那里,后脑勺还隐隐作痛,但心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她洗完脸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电磁炉上煮了两碗面。
冰箱里没什么菜,只有几个鸡蛋和一小把蔫了的青菜。
我把青菜洗干净切成段,打了两个荷包蛋,又往碗里各加了一勺猪油和生抽。
她坐在桌子旁边,看着我把两碗面端上来,没有说话,拿起筷子挑起一箸面吹了吹,放进嘴里嚼了嚼。
我紧张地看着她,生怕她说不好吃。
她咽下去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还行,就是面煮得太烂了,没嚼劲。
我说那我下回注意。
她说不用,下回我来煮。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但我端着碗的手却抖了一下,碗里的汤差点洒出来。
我没有抬头看她,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面,因为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眼眶发红的样子。
吃完早饭,她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车站。
她把昨晚换下来的衣服叠好放进一个旧帆布包里,又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忙活,想帮忙又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她收拾完了,转过身来看着我,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瓶她自己做的剁椒酱,玻璃瓶外面还用保鲜膜裹了好几层,怕漏出来。
瓶盖上贴着一张白色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三个字——“秀兰制”。
字迹不算好看,但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
她说这是我前几天在家做的,本来打算带到厂里吃的,你留着吧,早上煮面的时候放一勺,比酱油好吃。
我握着那个瓶子,瓶身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憋出了一句,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她点了点头,背上帆布袋,走出了门。
我跟着她走到铺子门口,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巷子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赵德柱,你要是觉得还行,等我处理完老房子的事,我就回来。
我说好。
她笑了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她拐过巷口的电线杆,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那瓶剁椒酱,拧开盖子闻了闻,一股浓郁的辣椒香味直冲鼻腔,辣得我打了个喷嚏,但嘴角却是翘着的。
我回到屋里,把那瓶剁椒酱放在桌子正中央,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拿起手机,翻到大姐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拨出去。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戴上防护面罩,打开了焊机。
那天上午我干活特别有劲,一口气焊了三个铁架子,焊出来的焊缝又平又光滑,连我自己都觉得满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掰了半个馒头,拧开那瓶剁椒酱,用筷子夹了一点抹在馒头上。
辣味一下子蹿上头顶,辣得我满头大汗,眼泪直流,但我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吃完了整个馒头。
下午两点多,我的手机响了。
我摘下防护面罩,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声音,说赵大哥,我到了,房子还好,就是院子里的草长了一人多高,明天得找人割一下。
我说好,你注意安全。
她说嗯,你也别太累,记得按时吃饭。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手心全是汗。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外面明晃晃的太阳,忽然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好,连空气中那股铁锈味都变得不那么难闻了。
晚上收工之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随便煮点面条对付,而是去了菜市场,买了五花肉、土豆、青椒和一把香菜。回到家,我把五花肉切成块,土豆削了皮,用电磁炉炖了一锅红烧肉。虽然火候掌握得不太好,肉炖得有点柴,但我还是吃得干干净净,连汤汁都用馒头蘸着吃完了。
吃完饭我洗了碗,把灶台擦了一遍,又把房间的地拖了一遍。然后我站在床边,看着那张单人床,想了想,从柜子里翻出一床干净的床单换上,又把两个枕头并排摆在了一起。我拍了拍枕头,好像在跟它们说,快了,再过些日子就不止我一个了。
这时门口有人在喊,赵师傅,我的三轮车焊好了没有?明天还要拉货呢。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应了一声来了,掀开门帘走出去。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柏油路面上。铺子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有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在地上。
我蹲在那辆三轮车前,检查了一遍焊缝,说好了,结实得很,再拉十年都不会坏。
那人递给我五十块钱,骑着三轮车突突突地走了。我把钱揣进口袋,正准备关门,手机又响了。还是她的号码。
她说赵大哥,你睡了吗?
我说还没有,刚收了工。
她说我也是,刚才在收拾老房子的厨房,发现灶台上还有一口铁锅,就是锈得厉害,明天得用砂纸打磨一下才能用。
我说你要是不会弄,等我过去帮你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轻轻笑了一声,说好,那你早点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铺子门口,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月亮不是很圆,但很亮,挂在老槐树的枝丫之间,像一盏大灯笼。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秋天特有的凉意,还有从远处飘来的桂花香。
我关上铺子的卷帘门,回到屋里,躺在那张换了新床单的单人床上。
两个枕头并排摆着,我躺在左边那个上,右手搭在右边那个枕头上,掌心贴着柔软的布料。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她早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还有她摸着我的后脑勺说磕了个包时的表情。
49年了,我第一次觉得,活着这件事,好像没那么孤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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