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献县5支抗日武装受我党改编，发展出3支主力，另2支去哪了？

1937年秋天，日本人的铁蹄顺着子牙河岸，狠狠踩进了河北献县。

那会儿的世道，乱成了一锅粥。

老百姓嘴里流传着句顺口溜，说这地界上的“司令”，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跟那老牛身上的毛似的。

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早早就撤到南边去了，县衙门、保安队，还有那一帮子警察，跑得比受惊的兔子还快。

这片地界没了管事的，谁手里要是握着杆枪，再去拉拢几个兄弟，立马就能把大旗竖起来，自封个“司令”当当。

可这世道从来不讲情面。

那些多如牛毛的草头王，绝大部分到头来都成了炮灰，要么让日本人给收拾了，要么落草为寇被剿灭了。

偏偏在献县这片热土上，有三股势力不光没灭亡，反倒是越挫越勇，最后全成了正规军里的硬骨头。

这三路人马，出身那是天差地别：有的是带着全套家当进场的“阔少爷”，有的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还有的是被自己人坑得底裤都不剩的“光杆将领”。

他们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因为在命悬一线的节骨眼上，这几位领头人都琢磨透了一笔明白账。

第一笔账：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干嘛非得找个“婆家”管着？

还得看第一路人马，四十八村联庄会。

真要给那会儿的民间武装排座次，这支队伍那是妥妥的头把交椅。

他们背后倚仗着城西泛区的四十八个村子，人多势众，把旗子一竖就能聚起六百多号人。

更让人眼馋的是那身行头：手里拿的是手提式冲锋枪，架着的是捷克造轻机枪，库里甚至还趴着几门“湖北造”大炮。

这火力，搁在正规军里头，都能让人哈喇子流一地。

再说了，人家粮草不愁，军需也就是各个村子摊派一点，子弹管够。

照理说，守着这摊子家业，当个土皇帝那是绰绰有余，哪怕想搞个独立的小王国也没人拦得住。

可偏偏他们的军事主官李星五，走了一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棋：主动跑去找共产党，找“河北游击军”要个名分，求人家领导自己。

李星五这人啥来头？

那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主。

他是张支根村走出来的，早年间在福建干过督军，在哈尔滨当过警察局一把手。

这种在旧军队大染缸里泡过的“老江湖”，心里比谁都明镜似的，知道旧军阀那套黑路子根本走不通。

他当初辞官回乡，就是因为看不惯那一套。

李星五心里这笔账算得贼精：手里就这几百杆枪，要是没了政治主心骨，在乱世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加强版的保安队，要是再不严加管教，没准哪天就变成祸害乡里的流寇了。

到了1937年年底，他专门打发人去了趟肃宁城，摸到了“河北游击军”的司令部。

那边一看，这队伍群众底子厚，手里家伙硬，打鬼子的心也诚，二话没说就给了个番号：“第二十八大队”，顺道还批了两千个袖章。

有了这个名分，那性质可就天翻地覆了。

他们不再是看家护院的民团，而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

转过年到了1938年春天，冀中军区赵承金的部队进了献县。

李星五压根没想搞什么“诸侯割据”，痛痛快快地接受了整编，摇身一变成了“冀中军区一分区第二十大队”。

这步棋走得对不对？

后来这支队伍改编成了冀中军区七支队第十六团，那是响当当的主力团。

李星五自己呢，建国后还当了县参议员，一直活到了1965年。

要是当年他守着那几门土炮当守财奴，结局指不定得多惨呢。

第二笔账：手里没家伙事儿，这仗该咋打？

要说李星五是带着万贯家财入伙，那马本斋就是典型的赤手空拳打天下。

1938年开春，马本斋在家乡把回民义勇队的旗子拉了起来。

刚起步那会儿有多寒碜？

满打满算二三十号人，长枪短炮加起来才十几条，也就是说，队伍里有一半人还得攥着空拳头。

老乡们看着这队伍太穷，背地里给起了个外号叫“撇子队”。

这会儿摆在马本斋眼跟前的，也就两条道：

头一条，学那些流民武装，去抢大户、绑肉票，先把钱和枪搞到手再说。

这条道来钱是快，可死得更快，因为把人心都丢光了。

第二条道，硬着头皮干。

没枪？

那就去日本人手里夺。

马本斋咬牙选了第二条，而且他还给自己加了个更苛刻的规矩：死练兵。

别看人少枪破，他可是拿正规军的标准在操练这帮兄弟。

既然叫“义勇队”，那就得有个义勇的样儿。

他们专门盯着河间沙河桥那一带，蹲草窝子伏击鬼子的小股人马。

干赢一票，捡几条枪；再干一票，再捡几条。

靠着这种“蚂蚁搬家”的战法，等到五月份，这支穷得叮当响的队伍居然像滚雪球似的，壮大到了三四百人，还能编出三个连队来。

可马本斋心里清楚，光会打伏击没用。

他和李星五想到一块儿去了，知道队伍缺个“魂”。

他主动联系上了“冀中回民抗日救国会”，请求冀中军区来领导。

军区也没含糊，派来了共产党员刘文正当政治部主任。

这一下，队伍的精气神立马就不一样了。

部队先是改名叫“回民教导队”，后来又跟“回民干部教导队”捏在了一起，成了“回民教导总队”。

熬到1939年6月，这支队伍正式挂牌“冀中回民支队”，兵力足足有两千号人。

从二三十人的草台班子到两千人的铁军，马本斋的算盘打得很简单：正因为穷，纪律才得比谁都铁；正因为弱，才得赶紧找个靠得住的组织。

第三笔账：让人背后捅了刀子，是散伙回家还是从头再来？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叫张仲翰，他的经历那叫一个坎坷。

1938年春天，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领着队伍到了献县。

他手底下有个团长叫张文祥，这人脑后长反骨，暗地里跟国民党那边的军阀张荫梧勾搭上了。

五月份，趁着张仲翰回博野办事的空档，张文祥突然翻脸，把张仲翰特务营的枪全下了，拉着队伍就跑了。

一夜之间，张仲翰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手里头就剩下一个警卫连的兵力。

换做旁人，碰上这档子事估计心早凉了，搞不好就卷铺盖回家抱孩子去了。

可张仲翰没走，他就靠着这一个连的底子，重新把大旗竖了起来，成立了“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

就在这节骨眼上，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苑进忠。

苑进忠也是个狠角色，陌南镇人，自己拉起了两百人的队伍，号称“苑进忠营”。

这队伍虽说人少，但心眼实诚。

早在1937年底，苑进忠就想找党组织，想跟四十八村联庄会一块儿去讨个番号。

可那会儿因为队伍内部不太稳当，上级没批。

没给番号，苑进忠也没泄气，坚持抗日绝不扰民。

到了1938年春，他的队伍里也出了叛徒，拐跑了一部分人。

你看，张仲翰和苑进忠，这俩人都尝过被出卖的滋味，都面临着队伍散架的危机。

这两个“难兄难弟”碰头一合计，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搭伙过日子。

苑进忠的营整个编进了张仲翰的“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成了第一支队。

这一合编，化学反应立马就出来了。

他们在商家林、崔尔庄那一带跟日本人硬碰硬，甚至把砖河车站都给打下来了。

有了战功，有了名望，再加上献县党组织和政府的力挺，队伍呼啦一下扩充到了1300多人。

1939年，这支部队被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那是绝对的主力家底。

张仲翰后来的履历更是亮眼：从359旅的团长，干到第一野战军的师长，建国后还担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农垦部副部长，直到1980年在北京离世。

反面教材：要是护不住核心，是个啥下场？

为了证明上面这三位的眼光有多毒，咱们非得看个反面例子不可。

这就是“张大马训练乡团”。

这支队伍的起点其实高得吓人。

1937年9月，由老党员张德馨和马本斋联手组建。

张德馨资历那是相当老，1932年就入党了，在当地说话那是掷地有声。

他负责抓政治，马本斋负责抓军事。

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大旗一挥就有二三百人跟着干。

这配置，比那支“撇子队”强，比“联庄会”正规。

可偏偏他们漏算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安全保卫。

1937年12月，队伍才拉起来三个月，张德馨和六七个骨干，就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头子邓四给残忍杀害了。

主心骨一断，这支原本前途无量的乡团瞬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告诉咱们：在那个乱世，光有一颗红心和好架子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护住自己命根子的雷霆手段。

结局

回过头再看1937年献县的那场大洗牌。

所有的“草头司令”都在做一道选择题。

那些一心想着“占山为王”的，最后都没了影儿；那些选择“给日伪当狗”的，最后都被清算了。

唯独李星五、马本斋、张仲翰这几位，他们看穿了乱世的迷雾，做出了那个最关键的决定：

不是为了脑袋上顶多大的乌纱帽，也不是为了抢多少地盘当私产，而是要把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汇入到一支真正代表民族希望的大军里头去。

这笔账，他们算是真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