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能否去殖民化？命名抗争到课堂，巴勒斯坦正夺回语言主权

• 希伯来语并非始于犹太复国主义，却被其改造成殖民语言
• 1948年后约9000处巴勒斯坦地名被希伯来化，历史随之被抹去
• 巴勒斯坦作家以希伯来语写作，借语言抵抗占领与委婉语
• 替代性学校反对乌尔潘模式，把希伯来语放回以巴政治语境
• 阿拉伯语在以色列长期被边缘化，学习它本身也成政治行动

希伯来语能否去殖民化？

对许多人来说，这门语言与犹太复国主义已紧密相连，如今又因种族灭绝而永远蒙上污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正试图重新夺回这门语言。

今年早些时候，在法国“正义！”这一去殖民化犹太人团体中，一位同为犹太活动人士的人在群聊里问道：“学习希伯来语有问题吗？”

这个问题源于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一场争论。一名在法国上希伯来语课的人说，在课堂里，除她之外的所有学生都公开支持以色列，这让她感到极不舒服。正如人们所料，社交平台X上的回应来得又快又轻蔑。许多评论者坚持认为，希伯来语本来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发明的语言。既然如此，她又在期待什么？

群里的那位活动人士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和许多犹太人一样，她对希伯来语有很深的情感联系，同时又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并积极反对它。如果希伯来语与犹太复国主义不可分割，那么像她这样的人又该如何自处？

她并不孤单。自10月7日以来，希伯来语越来越被视为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名义下实施的暴力捆绑在一起。对许多仍然依恋这门语言的非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来说，这种认知变化带来了真实的困境：希伯来语能否与以色列国家分开？学习或使用这门语言，是否就意味着卷入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在巴勒斯坦解放政治中，希伯来语是否还有位置？

人们把愤怒指向以色列国家的各种象征，这可以理解。但把希伯来语与以色列等同起来，本身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将这门语言据为其民族主义工程所用的结果。希伯来语并非始于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专属于以色列国。

与此同时，现代希伯来语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确实发挥着殖民语言的作用。与加沙持续发生的暴行，以及定居者和军队在整个约旦河西岸持续实施的人口驱离相比，关于语言的问题似乎显得琐碎甚至抽象。然而，语言恰恰是权力如何变成“常识”的重要方式之一。

希伯来语并非置身于塑造这片从河到海土地上生活的剥夺结构之外。相反，它帮助推动并维持这些结构。它优先使用某些名称，突出某些历史，同时抹去另一些历史，因而成为使持续中的“灾难日”正常化的机制之一。

但希伯来语并非一直都是殖民语言，也不必永远如此。

希伯来语“消失”神话

与犹太复国主义神话相反，这场运动并没有“复活”希伯来语。这门语言从未真正死去。希伯来语在3000多年前出现于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后，它不再作为日常口语使用，但始终保留为祈祷和礼拜语言，同时也是文学、商业和社群生活的语言，在某些时期既用于书写，也用于口头交流。

几个世纪以来，希伯来语一直在演变。中世纪时期，巴勒斯坦和意大利的诗人发展出新的句法结构，以适应各自的文学风格。安达卢斯的犹太学者和拉比把科学、哲学和语言学著作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词。旅行者、商人和拉比用希伯来语与远方的犹太社群交流，另一些人则用这门语言写信和记录商业往来。

从16世纪开始，希伯来语进入新的增长和发展阶段。意大利作家犹大·利昂内·本·以撒·索莫创作了第一部希伯来语戏剧《婚礼嬉戏》，第一部意第绪语—希伯来语词典也在这一时期问世。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第一批希伯来语报纸出现，繁荣的文学文化随之兴起。到19世纪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出现时，希伯来语已经具备一位语言学家所说的完整“传播基础设施”：书面希伯来语已用于新闻、文学、科学和教育，整个犹太世界中也存在一些能流利使用这门语言的小群体。

犹太复国主义真正完成的是另一件事：近两千年来，它第一次把口语希伯来语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语言。

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来说，希伯来语是建设巴勒斯坦犹太家园计划的核心。它是一种建国工具：恢复口语希伯来语，有助于塑造新的犹太集体身份，同时取代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轻蔑地称为流亡中“软弱”“堕落”的语言——意第绪语、拉迪诺语、犹太—阿拉伯语等。

但一个殖民运动的语言，只能成为殖民语言。希伯来语成了犹太定居者的语言，而这些定居者追求的不是融入既有的巴勒斯坦社会，而是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希伯来语本身也被改造为今天人们所知的现代以色列希伯来语：一种适应现代生活、并被置于从河到海取代巴勒斯坦阿拉伯语主导地位的位置上的语言。

这一工程始于1948年后对巴勒斯坦地名的系统性重命名。大约9000个城镇、村庄、河流、山丘、泉水及其他地理特征的阿拉伯语名称，被替换成希伯来语名称。哈拉姆变成赫兹利亚，巴萨变成罗什哈尼克拉，雅法变成雅福，利德变成洛德，亚胡迪耶变成耶胡德。甚至连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名称“圣城”，也在许多路牌上被改成“乌尔沙利姆”——这是一个凭空造出的名字，却被包装成古老遗产。

这种重命名并非形式问题。它重塑了以色列犹太人理解周围国家的方式。随着巴勒斯坦名称从地图、路牌和日常语言中消失，巴勒斯坦历史也变得不可见。

希伯来化也并未停留在过去。数十年来，约旦河西岸在主流希伯来语中一直被称作“那些地区”，这一说法模糊了占领本身，也模糊了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虽然西岸许多地方距离特拉维夫不过20公里，这个词组却让人联想到一个遥远而隐约危险的区域。近来，随着以色列社会进一步激进化，“那些地区”越来越多地被“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取代——这是定居者运动偏爱的《圣经》术语。

对于不了解背景的听者来说，公共讨论中不断使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会让人觉得犹太人与这片土地之间有着最深、最重要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犹太人住在那里似乎就显得合情合理。而如果犹太人在那里的存在被看作一种权利，那么把以那里为家的巴勒斯坦社群“转移”出去，也就可能开始显得可以接受。由此可见，希伯来语话语在为持续剥夺巴勒斯坦人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语言抵抗

挑战希伯来语殖民性质的努力并不新鲜。自犹太复国主义早期起，尤其是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人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至少学习一些希伯来语，以便获得公共服务、寻找工作或应对教育体系。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80年代之后，巴勒斯坦作家开始更积极地使用希伯来语，不再只是把它当作在犹太国家中求生的实用工具，而是把它作为抵抗和自我表达的媒介。

1986年，巴勒斯坦作家安东·沙马斯出版了希伯来语小说《阿拉伯花饰》。这部作品想象了一个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在那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平等共享这个国家。对沙马斯而言，用希伯来语写作既是其身份的一部分，也是一个政治行动：拒绝把这门语言拱手让给犹太复国主义。

沙马斯对自己的意图说得很清楚：“我想做的，是让希伯来语去犹太化……让它更以色列化、少一些犹太性，从而把它带回其闪米特起源，带回它的地方。这与国家应当成为什么样子这一设想是平行的。正如英语属于说英语的人，希伯来语也是如此；国家也应当属于生活在其中的人。”

沙马斯的计划，为追问“希伯来语去殖民化意味着什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语言抵抗首先意味着把阿拉伯语，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名，重新带回日常表达，并拒绝使用经过官方处理的词汇。说“雅法”而不是“雅福”，是在提醒听者，这座城市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把约旦河西岸称作“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则几乎不给人留下模糊空间：无论是以色列统治的性质，还是生活在其下的巴勒斯坦人，都被明确指出。

但词语选择的意义远不止于命名巴勒斯坦人在占领下面对的直接暴力。它还意味着重新界定犹太人与这片土地本身的关系。与其使用“阿利亚”——这个把移民以色列描述为从流散地回归、带有精神升华意味的词——去殖民化的希伯来语使用者可以直接说“移民”。与其把以色列称作“这片土地”——这一说法隐含着犹太人的主张——他们可以使用更开放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希伯来语的殖民性质还通过委婉语发挥作用，而且也许最具隐蔽性。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人的定点暗杀，被称为“定向预防”，从而掩盖其本质：法外处决。巴勒斯坦抵抗——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都被描述为“破坏秩序”，而参与其中的人，即便完全非暴力，也会被称作恐怖分子。近些年，这一逻辑被进一步推进，出现了“外交恐怖主义”一词，尤其用于回应巴勒斯坦在联合国争取承认和建国地位的努力。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不经审判的监禁，则被淡化为“行政拘留”。

因此，语言抵抗可以很简单：拒绝这些把日常暴力变成例行公事、变成官僚程序的委婉语，直呼其名——占领、强制迁移、抵抗和种族灭绝。

如今，正是《萨布拉》杂志在承担这类工作。这本杂志创刊于2023年，延续了沙马斯及更早一代巴勒斯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其巴勒斯坦撰稿人用希伯来语书写以色列境内、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生活，直接面向犹太读者发声，而不再经过犹太裔以色列编辑和译者所不可避免带来的中介、过滤和偏见。

政治斗争的场域

围绕希伯来语的斗争也发生在课堂上。长期以来，希伯来语教学主要通过“乌尔潘”模式展开。这是一种高度民族主义的框架，旨在为犹太移民适应以色列生活做准备。实际上，乌尔潘课程通常由以色列政府资助，教授给学生的远不止语法和词汇，还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的规范和文化。

乌尔潘课程承担着把犹太复国主义版本的历史和政治当作事实来呈现的任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假装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从把整片从河到海的土地都画成以色列的地图，到围绕以色列犹太人日常生活展开、却排除国家内巴勒斯坦公民的课程设置，乌尔潘中的希伯来语教学成了推进犹太民族工程的一种手段。

但新一代活动人士和教师正在挑战这一模式。他们不再假装希伯来语可以脱离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现实而存在，而是把这门语言放回其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来教授，提醒学习者注意其中嵌入的权力关系。

“这不是乌尔潘”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一所替代性语言学校，也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它的课程把希伯来语教学当作从批判视角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机会，使巴勒斯坦人、流散中的犹太人以及其他语言学习者能够在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框架的情况下学习希伯来语。

激进教育者也在挑战希伯来语相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语的支配地位。虽然1948年后，阿拉伯语在形式上保留了官方地位，以色列沿袭英国托管时期的做法，承认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并列，但两种语言从未得到平等对待。

希伯来语很快主导了政府、高等教育、法院和公共生活。法院判决只以希伯来语发布，行政表格和程序也只以希伯来语提供。在以色列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路牌只有希伯来语和英语，甚至阿拉伯城镇也是如此。直到少数族裔权利组织持续施压，并促成2002年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以色列当局才扩大了阿拉伯语在道路标识中的使用。以色列11所大学全部以希伯来语为主要授课语言；除阿拉伯语言文学系外，没有一所大学用阿拉伯语授课。

希伯来语在公共空间中的事实性优越地位，最终被写入法律。2018年，以色列《民族国家法》把阿拉伯语从官方语言降格为仅具有“特殊地位”的语言。其结果是一种语言秩序：巴勒斯坦人被期待掌握希伯来语，而学习阿拉伯语的以色列犹太人却寥寥无几。在那少数会说巴勒斯坦人母语的以色列犹太人中，很多人是在军队或情报部门学会的，把它当作“了解敌人”的工具。

在这种高度军事化的种族隔离语境中，学习阿拉伯语本身就成为一种政治行动。它本身无法消除殖民关系，但却是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建立更互惠关系的前提。因此，像“这不是乌尔潘”这样的学校，越来越多地同时教授巴勒斯坦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而以色列—巴勒斯坦及流散社群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去殖民化犹太人，对这类课程的兴趣也在增长。

希伯来语去殖民化，也意味着挑战它在现代犹太身份中的位置。近一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把以色列和希伯来语都置于许多犹太人理解自我的核心。要拆解这一遗产，就必须建立——或重建——一种扎根于那些被犹太复国主义边缘化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中的犹太性。世界各地的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活动人士，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

这一切本身都无法终结殖民或种族灭绝。语言既受权力塑造，也会塑造权力。但语言是政治斗争展开的场域之一。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及流散社群中，活动人士、作家、教育者和普通使用者已经在表明，希伯来语不必永远附着于塑造它的殖民工程。无论是从内部改造希伯来语，重新思考它与巴勒斯坦阿拉伯语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还是削弱它对犹太身份的束缚，这场正在萌芽的运动都证明，这门语言仍然可以再次被改变。

作者：拉斐尔·米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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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Can Hebrew be decolon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