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美国外交指针摇摆，二战后共识彻底破裂

• 美国在国际主义与“美国优先”间撕裂，建国250周年仍不清楚想要什么。
• 二战前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珍珠港事件后才转向自由国际主义。
• 冷战中美国以同盟、基地和40多次干预，支撑起全球领导角色。
• 特朗普试图收缩战略、推行保护主义，却加剧法治、成本和移民争议。
• 作者主张“轻量多边主义”，以小型联盟和地区组织替代过度扩张。

围绕国际事务中的美国角色，国际主义者与“美国优先”派再次展开交锋，美国政治共同体也因此在两种彼此难以相容的路径之间进一步分裂。

本文是“负责任治国”围绕美国独立250周年推出的系列文章之一，讨论这一历史节点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及其意义。

1941年，在主张让美国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的“美国优先委员会”一次演讲中，查尔斯·林德伯格坚持认为，美国“从军事角度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利”。

他高声宣称：“如果我们专注于自身防务，建立这个国家本应保持的力量，就不会有任何外国军队胆敢登陆美国海岸。可如果我们为了海外的民主而参战，最后可能会把民主丢在国内。”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则正面回击这种孤立主义论调。他主张向侵略受害者提供武器，并警告说，如果英国落入轴心国之手，美国利益也将受到威胁。罗斯福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有人，整个美洲的所有人，都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很清楚，钻进被窝、把被子蒙过头，并不能让我们逃避危险，或逃避对危险的恐惧。”

日本偷袭珍珠港，实际上为这场争论画上句号。随着美国参战，“美国优先委员会”随即解散。但围绕治国方略的尖锐分歧并未消失，反而长期困扰着美国许多精英。1943年，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担心，意识形态裂痕正在危及这个共和国。他警告说：“这个伟大国家竟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种景象既令人羞愧，也十分危险。”

事实证明，这一警告在当时为时尚早。20世纪40年代，美国逐步形成了围绕自由国际主义的共识，这一共识在50年代初得到巩固，并持续贯穿此后整个世纪。

但历史并未停留在原地。今天，李普曼当年的忧虑再贴切不过。美国在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却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国际主义者再次与“美国优先”派展开斗争，美国政治共同体在两种彼此难以兼容的世界角色观之间被撕裂。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失序加深之际，美国迫切需要重新找回一条明智而稳定的道路。 回望本国历史，或许能帮助它在全球主义的过度扩张与民族主义的退缩之间找到中间地带，形成一种新的大战略。这种战略既能获得跨党派支持，也能为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提供支点。

美国建国时期留下的一套大战略，带有鲜明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色彩。1796年，乔治·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警告，不要与“外国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永久同盟”。美国依赖两洋天然屏障提供的安全，通常避免在北美之外承担持久的战略承诺，也刻意回避卷入大国竞争。

美国选择独自行事，按照自己的路径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加入可能束缚手脚的条约和联盟。1793年，华盛顿总统事实上背弃了1778年为争取美国独立而与法国缔结的同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再次加入军事同盟。

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美国同样试图把外部世界挡在一定距离之外。美国自建国之初就高度依赖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但它追求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公平贸易”，并借助关税筹集财政收入、推动工业化。大萧条之后，保护主义冲动进一步加剧，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更引发了国际贸易崩溃。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张开双臂欢迎白人新教徒移民，犹太人、天主教徒、亚洲人、墨西哥人以及各种“非白人”群体却常常成为反移民措施的针对对象。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强化了孤立主义，也加深了这个国家限制与外部世界纠缠的冲动。

当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并非无所作为。为了主导西半球，这个年轻国家持续向西扩张，排挤原住民，并在1846年发动战争，最终吞并了大约一半墨西哥领土。但当美国决策者把触角伸得更远时，国内往往会出现强烈反弹。

1898年美西战争获胜后，美国接手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的旧属地。尤其是在菲律宾与起义者作战、数千名美军士兵阵亡之后，这一轮帝国扩张并未得到选民认可。19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指责说：“我们坚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同时既是共和国又是帝国。”

美国人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让世界适合民主”为名带领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逐渐心生反感。1920年大选实际上成了对威尔逊式国际主义的一次公投。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在竞选中反对威尔逊的“国际主义”，主张回到乔治·华盛顿的政策。哈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美国也由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幅战略收缩。即便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侵略和领土扩张道路，这种孤立主义冲动依然十分强烈。

美国大战略的第一阶段，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时被彻底终结。此前一直是孤立和不干预主要倡导者的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写道：“那一天终结了任何现实主义者的孤立主义。”罗斯福总统由此开启了美国大战略的深刻转变，并围绕自由国际主义打造出新的两党共识。

推动这场外交政策革命的，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剧烈变化。航空和其他军事技术的进步，使美国决策者认定，两大洋已不再是可靠的战略屏障。罗斯福解释说：“世界变得如此之小，进攻性武器又如此迅速，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凭和平意愿而获得安全。”此后，一项新的战略原则开始主导美国治国方略。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夫勒所概括的那样，“绝不能再让某个对手，或由多个对手组成的联盟，控制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资源”。要确保本土安全，美国就必须走出去，应对侵略行为，并传播共和理念。

冷战开始后，美国告别了半球孤立，转而成为一个带有“十字军”色彩的国家。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并传播民主，美国在战时与和平时期都向海外部署武装力量，建立起防务同盟网络和庞大的海外基地体系。从1948年到冷战结束，美军参与了40多次军事干预。

单边主义让位于多边主义。美国参议院以89票对2票批准加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也随之建立，以管理国际经济。对自由贸易的热情取代了保护主义，华盛顿主导推动国际商业自由化谈判。美国还接受了一种新的多元文化观念，较为宽松的移民法和民权运动的胜利都强化了这一变化。

围绕自由国际主义形成的两党共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延续至21世纪的重要政治基础。在美国力量支撑下的西方霸权，也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历史仍在向前推进。美国的国际主义共识已经破裂。中东数十年的战争，让选民对军事干预心生厌倦，也削弱了他们对政治建制的信任。自动化、全球化和去工业化掏空了中产阶级，使自由贸易在两党内部都成了一个带有负面意味的词。国际机构未能兑现承诺，削弱了人们对多边主义的热情；而功能失调的移民体系，也侵蚀了多元文化的社会基础。无论外交还是内政，美国人都在意识形态和党派界线上深度分裂。

特朗普是这种政治断裂以及反建制转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至少从理论上说，特朗普转向“美国优先”，代表了一种姗姗来迟的路线修正。他承诺把美国从数十年的战略过度扩张中拉回来，减少民主输出和多边主义，设置保护主义壁垒以振兴本国制造业。他还承诺修复一个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已经严重失灵的移民体系。

但特朗普矫枉过正，而且成效不彰。他没有实现必要的战略收缩，反而攻击伊朗，在中东再次发动一场失败的选择性战争，并使美国的联盟关系承受压力。特朗普在减少海外民主输出方面或许是对的，但他在国内无视法治，侵蚀了美国民主。与此同时，他的保护主义加剧了美国的生活成本危机，而强硬驱逐移民的做法，也使多数美国公众转而反对其移民政策。

特朗普在瓦解旧秩序方面做得相当彻底，但看不出他正在建立一种可行的新替代方案。

寻找新的中间道路

如今，美国处于漂流状态。无论是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都无法持续获得国内支持。 美国战略的大幅摇摆正在加剧全球不稳定，也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影响力。以美国历史为参照，现在是时候建立一种新的共识了——它既吸收乔治·华盛顿的智慧，也继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验，为这个国家设定一条稳定的前行路径。

美国外交政策上一次重大转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之后形成的。这一次，华盛顿不应等到另一场大国战争爆发，才迎来新的秩序塑造时刻。时间正在流逝。随着中国迈入大国行列，中等强国持续崛起，全球权力正从西方向东方、从北方向南方扩散，地缘政治竞争也随之加剧。然而，美国海外目标与国内资源之间已不再平衡，它目前并不具备提供稳定领导力的条件。

要重回正轨，并为一个变化中的世界提供支撑，美国现在应当接受一种可称为“轻量多边主义”的路径。国际合作对于解决贸易、全球变暖和人工智能监管等全球性问题仍然必不可少，但美国不能依赖联合国这类官僚化且行动迟缓的机构来应对这些问题。

相反，美国应把重点放在“志愿者联盟”和围绕具体任务量身组建的小型机制上。除了这些临时性联盟，美国还应鼓励各国优先依靠地区组织，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让它们在各自周边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随着全球权力扩散，美国目前必须暂时放下传播共和理念的努力，转而与其他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实行不同治理模式的国家——共同塑造一个多元、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全球秩序。民主国家需要在思想市场中，以相互尊重的方式与奉行其他治理模式的国家竞争。采取不同治理模式的国家同样需要学会与自由民主国家并存。

国际合作需要尊重主权，也需要容忍各国在价值观和治理方式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和中国应更多努力，建立一种务实且建设性的关系。世界两个头号大国加强协作，将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并降低危险性决裂发生的可能。

过去80年定义美国外交政策的那种“十字军式”精神，必须受到约束；美国充当“全球警察”的角色已经走到尽头。与此同时，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半球孤立也不是选项。美国仍需要防止敌对力量主导欧亚大陆，同时从世界其他地区的选择性战争中收缩并加以避免。维持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是维护稳定力量平衡的一项低成本投资。华盛顿在敦促盟友承担更多负担的同时，仍应在这两个地区保持强有力的美军存在。这才是在长期过度扩张与危险抽离之间建立稳定均衡的路径。

外交调整的国内前提

要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并不容易。若想让这种调整真正稳固下来，美国民主本身必须重新站稳脚跟。美国需要进行国内投资，以促进增长、降低不平等，并让民众为未来的工作做好教育准备。一种受到约束的全球化也会有所帮助——它意味着与贸易伙伴建立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又避免保护主义走向过头。这样才能让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被更广泛地分享。只有先把自己的事情重新理顺，美国才可能拥有在海外提供有效领导力所需的能力与目标感。

美国开国者曾警告，不要在海外陷入不明智的纠缠，这一提醒至今仍有持久价值。但21世纪的世界已不是建国时代的世界；不管美国人是否愿意，他们都已深深嵌入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美国现在必须后退，但不能抽身；必须少做一些，但仍要做得足够。如何抵达这一中间地带，将是后特朗普时代的核心挑战。

作者：查尔斯·A·库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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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America does not know its own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