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都被发现了，可为啥四千年前的夏朝，考古学家却始终找不到呢？

云南元谋那两枚门齿化石出土的时候，大概没人能想到，它们会把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史，一下子推回到一百七十万年前。

一九六八年五月，元谋县上那蚌村，考古工作者从地层里清理出两枚猿人门齿化石。

又过了八年，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了它们的年代——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左右。

同一个地层里，还发现了少量石制品、大量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

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器，有牙齿化石，有炭屑——这些物证串在一起，足以让世界相信，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这块土地上有人类在活动、在生活。

而夏朝，距离今天不过四千多年，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拿不出同样级别的实物证据。

这事说来荒唐。

越古老的东西反而越容易找到，越晚近的反而越扑朔迷离。

元谋人的牙齿在红土里躺了一百七十万年，被人挖出来的时候依然能辨认出那是人的门齿；夏朝的宫殿、城池、青铜器，理应在土层里埋得更浅、保存得更完好，可考古队员的手铲在地底下刮了几十年，始终没能刮出一件刻着“夏”字的器物。

症结在文字。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把商朝从“传说”变成了“信史”。

龟甲和兽骨上那些刻痕，是商代人亲手留下的记录，没有人能说那是后人编造的。

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目前所知约有四千五百个单字，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完整的构造法则。

这么成熟的文字不可能凭空跳出来，在此之前必定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

从时间上推算，这个过程恰好落在夏代。

可夏代的文字在哪里？

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倒是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

有的学者认为那已经是表意的语言符号，可以称为文字；有的则认为那不过是记事符号，离真正的文字还差得远。

这些符号跟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有什么区别，跟商代甲骨文又有什么联系，至今没有定论。

问题的关键，很可能出在文字载体上。

商代人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那是占卜用的。

如果夏朝的巫师们占卜之后把结果记在了别的东西上呢？

《尚书》记载商代“有册有典”，“册”字的样子就是用绳子编起来的竹木简。

可直到今天，考古学家也没发现过商代的竹木简实物——竹子和木头埋在地下几千年，早就烂没了。

甲骨文能留下来，纯粹是因为商代人选择了龟甲兽骨这种耐腐蚀的材料。

如果夏朝人把文字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布帛上，那今天还能剩下什么？

先秦典籍里反复提到过夏代的文献。

《左传》引用《夏书》十五次，《国语》三次，《吕氏春秋》一次。

《夏书》《夏礼》《夏时》《夏令》这些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古人的笔下。

如果这些记载是真的，夏朝不但有文字，而且有典册。

只不过那些竹木简大概率已经化成了泥土。

只要有一册、哪怕一片能够穿越几千年保存下来，今天关于夏朝的一切争论都会立刻停止。

但偏偏就是没有。

没有文字，就缺少了最硬的那个证据。

西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

殷墟出土之前，他们连商朝都不承认，只认可到周朝。

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之后，商代被公认为信史，中国的信史这才向前推到了三千六百年前。

可夏朝呢？

没有自证性的文字材料，二里头遗址到底是夏都还是商都，至今仍是待解之谜。

有人说西方学者是双重标准。

印加帝国没有文字，西方学者照样承认那是文明、是帝国；到了中国这里，标准突然就严苛起来。

这话有道理，但话说回来，证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标准严不严是另一回事。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偶然的故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七十一岁的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墟”。

出发之前，他对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做了统计和分析，圈定了两个最有可能的区域：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周边，特别是颍水流域的登封、禹县附近；另一个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

从四月十四日到五月十一日，他沿着南线走遍了登封、禹县等地，发现了王城岗、石羊关等遗址。

五月十二日转向西线，到了巩县、偃师、洛阳。

五月十五日抵达偃师，当地的文物干部向他介绍了二里头的情况——那个村子附近经常发现陶片。

第二天，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

村民们在耕地里经常翻出陶片，深翻土地的时候更多。

这些陶片跟本地日常用的陶器不一样，村民们搞不清来历，有的猜是富家坟墓里的“骨灰罐”残片，觉得不吉利，就扔到水塘里和田埂上；有的觉得扔了可惜，拿回家当了牲口饲料盆。

徐旭生听了村民的话，心想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这里很可能藏着大秘密。

他和助手在田间找到了大量陶片，分布范围相当广，推测底下可能是一座古城。

五月十七日他离开了二里头，前往山西。

因为正值麦收时节，在山西没待多久就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他发表了《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认为二里头成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

这份报告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进驻二里头，正式开始发掘。

此后的六十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几乎没有间断过。

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数百名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接力。

他们挖出了什么？

一九六〇年，发现了被称为“一号宫殿”的基址。

这是当时统治阶层使用的大型建筑。

随后，二号宫殿基址、青铜冶炼遗址也陆续现身。

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这些东西证明二里头曾经是一座都邑，而且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都邑。

东西长约二点四公里，南北宽约一点九公里，总面积约三点七五平方公里。

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这种多网格式的布局，体现出社会结构等级分明、严谨有序，是王朝国家才有的气象。

出土的文物更是惊人。

数千件完整陶器，灰陶、黑陶为主，还有更少见的白陶。

青铜礼器群——铜爵、鼎、斝、觚、盉，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玉质和绿松石质的礼器群同样是中国最早的。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绿松石龙形器。

二〇〇二年出土于编号〇二VM3的墓葬中，时代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身长六十四点五厘米，由两千多片绿松石片粘嵌而成，蛇形蜿蜒，蒜头状鼻端，梭形眼，细密的菱形鳞纹。

二里头遗址目前共出土了六起八件龙形遗存。

在中国早期，夏后氏、陶唐氏和共工氏的部落图腾都是蛇形龙。

这种蛇形龙没有利爪，现实原型就是蟒蛇。

在没有文字记载本朝事迹的情况下，蛇形龙这个文化符号，成了二里头与夏朝之间一条重要的纽带。

碳十四测年给出了另一条线索。

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一七八〇年到前一七〇八年之间，第四期约在公元前一五五七到前一五一二年间。

整个遗址延续了大约四百年。

文献记载夏代有四百七十一年。

时间上重合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给出的结论是夏代始于公元前二〇七〇年，终于公元前一六〇〇年。

也有学者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夏代起止时间为公元前一九九四年到前一五二三年，或者公元前二〇二四年到前一五五三年。

不管取哪个数字，二里头遗址的年代都落在了夏代的时间范围之内。

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

据《竹书纪年》记载，从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开始，到末代夏王夏桀，皆以斟鄩为都。

斟鄩的位置在洛阳盆地，就是今天偃师境内的二里头。

规模对得上。

二里头是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存。

文化符号也对得上。

蛇形龙是夏后氏的图腾。

一切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唯独缺少了那个最直接的证据——夏朝人自己写的字。

国内学界其实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考古遗存，代表的就是夏王朝。

争论的焦点早已从“夏朝有没有”转向了更精细的问题——夏代的国家形态什么样，社会结构什么样，文明特质什么样。

但“基本形成共识”和“铁证如山”之间，终究还隔着一层纸。

这层纸就是文字。

二〇二四年到二〇二五年，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有了新发现。

六座夏代墓葬被清理出来，其中五座是高等级贵族墓群，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碳十四测年将年代锁定在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到前一五〇〇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

其中一座墓葬的规模，比已知早商最大型的墓葬还要大将近四倍。

夏代贵族墓群找到了。

夏代的文化遗存越来越丰富。

可夏朝的文字，依然不见踪影。

回头再看元谋人。

一百七十万年前的牙齿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牙齿本身耐腐蚀。

石制品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石头不会烂。

炭屑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碳的化学性质稳定。

夏朝人留下的如果是竹木简、是布帛、是木头建筑，那几千年后还能剩下什么？

泥土里只会留下柱洞、灰坑和夯土台基的痕迹。

宫殿的木头柱子烂了，只剩下地基上的洞；竹木简上的字消失了，只剩下简的印痕——如果连简本身都没了，那连印痕都不会有。

元谋人的证据是“硬”的——牙齿、石头、炭屑，这些东西不怕时间。

夏朝的证据是“软”的——夯土、灰坑、陶片，这些东西需要解读，需要推理，需要拼接。

二里头那些宫殿基址，在不懂考古的人眼里就是一片颜色不一样的泥土。

那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在不懂文字学的人眼里就是几道划痕。

那些绿松石龙形器，如果不了解夏后氏的图腾传统，它就是一件好看的工艺品。

而殷墟不一样。

甲骨上刻的是字，是商代人自己写的句子，任何人都能看出来那是文字。

这就是“内证性”证据和“外推性”证据的区别。

徐旭生骑着毛驴走进二里头村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推开了一扇要开六十多年还未必能完全打开的门。

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刮着、挖着、记录着，从宫殿基址到青铜作坊，从绿松石器到多网格布局，证据链在一环一环地补上。

夏朝正从传说一点点变成可触碰的历史。

只差那一片竹简、那一块刻字的骨头、那一件写着字的器物，能够让所有质疑者闭嘴。

可偏偏就是差这一点。

元谋人的牙齿在一百七十万年后被人发现，靠的是偶然——恰巧有人在那片红土上挖到了，恰巧有人认出了那是人的门齿，恰巧有人用古地磁方法测出了它的年代。

夏朝的文字如果写在竹木上，埋在黄土里几千年，早就化成了泥。

如果写在陶器上、刻在骨头上，也许某一天会被某个考古队员的手铲刮到。

那一天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

也许永远不会来。

但即便永远找不到那枚刻着夏字的骨头，二里头那些宫殿基址、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已经足够说明四千年前中原大地上存在过一个庞大的国家。

它有没有文字、叫什么名字，后人可以争论；它存在过这件事本身，从那些夯土和陶片里已经看得见了。

从元谋人的两枚门齿到二里头的绿松石龙，中间隔了一百六十六万年。

一百六十六万年前的牙齿能被找到，四千年前的都城反而差点被时间抹去所有的痕迹——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这是时间的残酷。

石头和骨头不怕等，竹子和木头怕。

夏朝人偏偏把他们的记忆托付给了最怕时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