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毅X梅剑华：AI时代的焦虑、艺术创作和哲学可能性

“英雄保尔”在威尼斯双年展海报：100种愿景，100份礼物

编者按：随着2026年人工智能的爆发，全球艺术创作与知识生产正面临新的可能。艺术家杨毅斌与哲学教授梅剑华从技术博弈、艺术平权、现实体验以及文明代际隐忧等多重维度，探讨了“人机共生”时代，艺术创作的未来。这不仅是一位实践派艺术家在AI转型期交出的答卷，更是一场立足于现实生活、针对算力时代如何保持人类独特感受力的理性思辨。

杨毅斌：我是杨毅斌，主业是一个设计师，在艺术创作领域，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英雄保尔”。

保尔是英雄，杨毅斌是设计师。前者属于创作与想象的世界，后者则生活在现实之中。这有些像布鲁斯·韦恩与蝙蝠侠的关系，戴上面具时，他是英雄；摘下面具后，他仍然要面对现实社会中的身份与责任。这种区分，也构成了我对自身创作角色的一种理解。今天我和梅老师来聊一聊关于AI的话题。

梅剑华：我是梅剑华，在山西大学任教，研究方向是心灵哲学，也做一些跟AI哲学相关的研究。

学术界过去也曾讨论过AI，但今年的情况与以往明显不同。因为今年人们逐渐意识到，AI在写作方面能够提供大量帮助。无论是同行还是学生，都已经出现了整篇使用AI写作的情况，有些是公开进行的，有些则相对隐蔽。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因此，现在当我们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时，都会不自觉地思考：这篇文章有没有可能是AI写的？这使得学界对AI问题的关注迅速升温。尤其是大学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核心场域，而写作又是知识生产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如果AI写作能够替代相当一部分写作工作，那么学者原本承担的部分劳动就有可能被取代，甚至整个知识生产模式都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AI能够替代最初那个操控AI进行写作或辅助写作的人，那么未来它或许能够形成完全自主的闭环。事实上，从技术层面来看，这种闭环已经初步出现。AI已经具备从资料搜集到文本生成的完整能力。这样一来，它就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进行知识生产的主体。我认为，这种冲击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是写作，AI先帮助研究者确定文献领域、完成文献综述、设计论文框架并生成初稿；随后，再由另一个“代理”（agent）负责审校、修改和反馈；之后不断循环迭代。经过数年持续优化与修订，它完全有可能产出一篇按照我们现有标准来看至少达到中等水平的学术论文。

如果这种循环机制能够持续运转，那么不难预见，未来它很可能形成一种具有规模效应的知识生产体系。

杨毅斌：我认为，技术的发展正在倒逼人类进步，而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人本身具有惰性，真正能够持续主动进步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人们是在环境压力的推动下不断向前。

从哲学意义上说，历史上几乎所有技术进步，都是以一种“他者”的身份出现的。无论是蒸汽机、照相机，还是汽车，它们都以一种与人类既有能力相对立的姿态进入社会。面对这些新技术，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人类不断寻找自身与技术的差异，从而推动新的创造。绘画的发展史便是如此：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艺术都会通过开辟新的道路实现自我更新。

然而，AI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与以往技术有所不同。此前的技术是“他者”，而AI更像是一个“同等身份者”。如果把传统技术比作感冒病毒，那么人类可以逐渐形成抗体；而AI更像癌细胞。癌症之所以难以在早期被发现，是因为它最初以与正常细胞极其相似的形式存在，甚至在模仿正常细胞的运作方式。等到它全面扩张时，往往已经难以控制。

因此，AI最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物种，而是在尝试完成与人类相同的工作，并且做得更快、更好。虽然这种情况让人产生迷茫和焦虑。但我对人类仍然抱有信心。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向死而生”一样，无论是主动拥抱还是被迫接受，最终相当一部分人都会逐渐接纳这一现实。

而一旦开始接纳AI，问题便进入了另一个层面。对于社会应用而言，作品究竟是由人创作还是由机器创作，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使用者和第三方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结果是否有效。正所谓“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聊到考核机制，我想得更深一点。刚 才谈的是社会层面：如果对于第三方而言，作者是否是AI已经不重要，那么从效率角度看，这本身可能是一种积极变化。

另一方面，在使用AI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有一样东西是AI暂时无法替代的，那就是人的动力与动因。长期以来，我们的行业标准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之上。标准化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保证最低质量标准，但与此同时，也容易让表达趋于固化和套路化。

梅剑华：不过你所说的动力和动因，未来是否完全无法被替代，恐怕仍然值得讨论。

杨毅斌：当然，这只是我基于技术发展史所做的一种推演。我的意思是，AI的出现会让人们的关注重点发生转移。

过去，我们每天有十个小时用于工作，其中也许只有两个小时真正投入到核心观念和动因的思考上，剩下八个小时则消耗在具体执行和各种机械性事务之中。而当AI能够承担大量执行工作后，人们是否就能够把更多时间投入到观念、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思考之中？

我一直觉得，科幻作品有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比如《钢铁侠》中托尼·斯塔克与贾维斯之间的关系。托尼始终处于提问者的位置，而那些机械劳动、数据统计和模拟计算，则交由贾维斯完成。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更多精力用于思考新的问题。

AI带给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或许正是这种“提问式关系”。人类越来越不需要把时间耗费在重复劳动上，而能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提问、反思和判断之中。事实上，在日常生活里，许多人并不擅长提问；而AI的出现，恰恰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学习如何提出问题，并通过提问不断深化自己的思考。

梅剑华：你刚才提到的“提问能力”，当然非常核心。但关键在于：谁来提问？他是否具有提问的动机，以及提问的能力？

现实情况是一个悖论，最善于提问的人，往往也是最善于解决问题的人，而这种能力通常建立在长期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越是拥有写作经验的人，越知道如何提炼问题、提出问题。因此，AI替代写作会带来一个悖论：当写作过程被替代之后，那些能够提出高质量问题的人，是否也会逐渐减少？

对于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来说，AI当然能够帮助他们更高效、更系统地完成写作；但对于没有经验的新人而言，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他们或许能够提出一些初步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环境变化，其提问动机与提问能力都有可能下降。因为提问能力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学习如何提问，而是一个长期且高度专业化的训练过程。而如今，这个训练过程本身正在被AI所替代。

因此，问题最终回到了一个更根本的层面：如果我们希望真正拥有提问能力，那么在此之前，究竟需要完成怎样的训练和准备？

杨毅斌：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明确答案。但我能够感受到其中存在某种无奈。因为真正能够提出有效问题的人，本来就不多。过去，一部分人会通过长期专业训练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提问者；而在AI出现之后，这部分人的成长路径可能被截断，最终能够成长起来的人反而变少。

不过，我还是倾向于用更乐观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我们是80后，当年在社会上普遍认为是“垮掉的一代”、“贪玩的一代”；后来，人们又以类似的方式评价90后。但事实证明，情况并没有按照这些担忧的发展。

很多时代性的焦虑，往往来自既有知识结构和经验框架的滞后性。因此，我们或许也应该用更加开放的态度来看待AI所带来的变化。

我的孩子现在读初中，最近开始尝试写戏剧脚本。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AI究竟会带来退化还是进化，我们今天其实未必能够做出准确判断。有时候，我们的担忧本身也可能存在偏差。

我始终相信，只要人类文明总体上仍然朝着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人们就会利用新的工具去维护那些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因此，对于未来，我总体上仍然持乐观态度。

如果未来AI真的实现了完整的自主闭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那么问题的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到那时，我们面对的可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另一种智慧体。届时，核心议题将不再是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而是两种智慧之间如何协作的问题。这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今天很多人的担忧在于：如果新的智慧体几乎什么都能做，人类还剩下什么价值？如果有一天，它甚至也具备了提问和创造的能力，那么问题确实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最初是我们牵着AI的手前进，就像带着一个孩子成长；未来，如果它能够反过来牵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继续进步，也未必一定是一件坏事。无论是医学、哲学、艺术、思想还是科学，各个学科都可能因此发生深刻变化，并形成一种新的反向推动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次展览命名为“掀桌子”。当时我和很多艺术界朋友交流时说过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艺术史就是一部不断“掀桌子”的历史。或许有人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它至少具有一定合理性。无论是达芬奇、塞尚、印象派艺术家，还是杜尚，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完成过某种意义上的“掀桌子”。有的是在技法层面打破既有规则，有的是在关注对象和思维方式层面重构问题。

AI也会引发一场“掀桌子”。此前我曾与一位科学家交流。他非常直接地提出一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大师时代或许已经接近尾声。从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泡利、海森堡、伽利略、牛顿，一直到杨振宁，杨振宁可能已经是这一传统谱系中的最后一代大师。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现代知识体系已经庞大到超出了单个人所能掌握的范围。人的时间、精力和认知容量终究有限。其次，科学研究本身也已经进入新的组织形态——越来越依赖团队协作，而非个体英雄式的突破。

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存在于科学领域。今天的许多行业都在朝着协同创造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创作团队，越来越多的重要成果都是集体协作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未来AI的能力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大师”。

AI只有一张嘴，但它的“大脑”却汇聚了整个人类文明积累下来的知识。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更像一种新的群体智慧。当我们与AI对话时，它看起来像一个独立个体；但从本质上说，它其实更接近一个群体性的存在。我经常这样描述自己与AI的创作关系：首先，我是在和一面镜子共同创作，通过它看到我自己；其次，我是在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创作。

事实上，我们并不特别关心大师究竟是人类还是AI。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带领我们发现新的道路。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是何种存在，反而未必重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种群体智慧确实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大师”。而当我们继续追问时，另一个问题是：大师究竟意味着什么？

梅剑华：关于“大师”的问题我有些想法。AI之所以有可能成为大师，并不仅仅因为它知识丰富，而是因为它已经越来越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全知者”。它能够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将人类有限认知难以建立的联系迅速建立起来。

人类的大脑容量和精力有限，而AI可以同时处理和关联多个领域的大量知识。前段时间，一名二十多岁的数学本科生借助AI，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一个困扰学界数十年的数学问题。这里面最关键的，并不是算力本身，而是AI帮助建立了原本分属于不同数学分支之间的联系。

因此，现在学界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此前，哈萨比斯曾提出所谓的“爱因斯坦测试”：如果把AI放回二十世纪初，它是否能够发现相对论？

最初很多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在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AI或许并非完全缺乏创造性推演能力，它的问题更多在于如何形成真正的新理论，而不仅仅是依靠资源堆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知识生产领域，AI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参与其中，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生成力量。

其次是资源问题。你刚才谈到AI未必需要与人类争夺资源，但恰恰相反，资源或许正是未来最现实的冲突来源。今天的人工智能系统并非无本之木。它不仅依赖算法，更依赖庞大的算力基础设施，而算力背后对应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无论是电力还是计算资源，其需求都在快速增长。

因此，如果未来AI具备了更高程度的自主性，那么资源问题很可能成为它与人类之间最现实的利益交汇点。这和“抢工作”不同。工作岗位的替代属于社会结构问题，而能源则涉及生存基础。资源竞争，很可能是未来人与AI之间真正需要面对的冲突。

回到最开始您那个“癌细胞”的比喻。癌细胞最危险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消耗资源，更在于它会逐渐侵蚀和替代人体自身的主体性。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AI身上。

如果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人的能力都被AI接管——写作、分析、判断、规划、创造——那么人类最后还剩下什么？从真理的角度看，AI可能比人更擅长发现规律；从善的角度看，它甚至可能设计出比人类更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案；从美的角度看，它也正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创造能力。

如果未来人与AI的关系真的像成年人和孩子那样发生反转，那么意义感究竟来自哪里？当真、善、美都越来越多地由AI来完成时，人最终还剩下什么？

杨毅斌：这一点确实提醒了我。如果AI能够率先解决能源问题，例如发现某种更高等级的能源形式，甚至具备在宇宙尺度自由扩展的能力，那么它或许真的能够超越地球资源的限制。但如果资源竞争真的出现，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因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类始终需要确保这种关系处于可控状态。但在达到那个状态之前，它同样会经历一个过渡时期。

您提出的哲学问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那些微小的意义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意义——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存在。而AI最终也会面对类似的问题：如何维持自身的持续存在。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不存在资源冲突，那么彼此或许能够长期共存。就像鸟和蚂蚁一样，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刚才是在闲聊，但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它有点像过去禅修中的某种观念：真正的休息，并不只是闭目静坐，而是在与具体事物的接触中重新理解世界。

这其实也和我的艺术观有关。严格来说，我首先是一名设计师，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象牙塔中的艺术家。我的艺术创作来源，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设计工作之上。每天的工作让我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和产品——有军事领域的，也有民生领域的；有能源产业，也有玩具行业。通过这些接触，我不断吸收来自现实世界的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创作的素材。

因此我觉得：创作者不能过度封闭自己。今天有些艺术家习惯于把自己隔离起来，试图在封闭环境中寻找创作灵感。有时他们只能通过阅读书籍来获得启发。我并不是否定阅读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如果创作素材长期来源单一，最终会影响创造力本身。

创作的动因从哪里来？来源于人与世界持续而多元的接触。对于创作者而言，开放性的经验吸收远比封闭式的自我循环更重要。我想这一点大概也是我们刚才讨论中的一个共识。

这也让我想到自己的一件作品。那是我整个创作序列中的第二百张节点作品，名字就叫《人工智能》。画面中有一个张着嘴巴的孩子，他戴着一个VR头显，而这个头显实际上是由类似终结者T-800的机械手构成的。仿佛有一只钢铁之手遮蔽了他的双眼。与此同时，孩子的皮肤却呈现出明显的老化状态。

这个作品要表达的，正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种担忧。AI对人的影响未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取代，而更可能是一种缓慢而持续的侵蚀。它不会立刻剥夺人的能力，而是在便利和舒适中逐渐削弱人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甚至可能构成一种文明层面的“缓慢绝育”。因为便利本身具有诱惑力。人会越来越依赖工具，而越来越不愿意主动行动。这与长期沉浸于手机和虚拟世界、减少现实接触，本质上是同一种逻辑。

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AI。因为即便在今天，大多数AI还远远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但类似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当一种更便利的替代方案出现时，人天然会倾向于选择更轻松的路径。

真正值得担心的地方在于：如果未来AI真的跨过那一步，又会发生什么？

事实上，进化与退化往往是同时发生的。任何技术进步都会伴随着某些能力的衰退。比如现代人的奔跑能力未必比得上某些动物，耐寒能力也可能弱于许多自然状态下的生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退化。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获得了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从整体尺度去理解技术演化，而不是只关注局部能力的得失。就像前几年曾经流行过的一些佛学解惑程序。它们当然没有真正的主观体验，但却能够用高度拟人的方式回答问题，让人产生一种“它理解我”的感觉。从效果上来说，这种感受本身已经足够重要。

这些讨论表面上似乎已经离开了设计本身，也和我这次展览中的具体作品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它们恰恰帮助我想清楚了许多更底层的问题。

几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作“非人本主义”。这里的“非人本主义”并不是反人类，而是强调技术本身是中性的、非人格化的。技术可以是纯粹的工具、算法和系统，但技术最终的应用目标必须回到具体的人身上。换句话说，技术可以非人，但目的必须以人为本。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这一轮AI浪潮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场工业革命。我一直不太认同那种单纯从生产效率和商业变现角度理解AI的方式。因为一旦把它完全等同于工业革命，人们讨论的往往只是赚钱、效率和生产力。而在我看来，AI更像是一场新的思想启蒙。它或许更接近于一场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它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创造力、表达权、知识生产以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因此，下一代AI真正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未必只是效率工具，而是如何更深入地回应不同人群真实而具体的心理需求。它应该帮助人获得更多生活上的舒适感、精神上的满足感，以及表达和分享的能力。这也是我这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最大的收获。

我原本以为，人们会关注作品背后的技术与观念。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观众的快乐。展览现场，很多观众看着作品会发自内心地笑出来。有一位当地老人反复向我确认三次：“你真的愿意把这幅作品送给我吗？”还有一位老太太，从布展开始几乎每天都会到展厅来看画。等到展览结束、作品可以领取的时候，她一大早就守在那里，只为了拿到自己喜欢的那一幅作品。这些经历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艺术最直接的价值。

过去，无论是在设计行业还是艺术行业，艺术常常被理解为个人表达、自我抒发，甚至是某种专业化的文化资本。但这次展览让我意识到，艺术还有另一种意义——分享快乐。这种分享本身，就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

梅剑华：长期以来，人们总习惯把艺术理解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仿佛必须掌握复杂的理论和专业知识，才有资格参与其中。但艺术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人们理解了多少理论，而是因为它打开了一种新的感受世界的方式。

威尼斯双年展：挑选杨毅斌作品的观展者们

但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往往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联系得更紧密。我之前在成都一家摇滚乐现场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观众不仅有年轻人，后面还站着许多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太太平时未必听摇滚乐，但她们依然能够从现场表演中获得快乐。因为那是一种她们平时无法接触到的新鲜经验。

杨毅斌：这恰好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说艺术带来的快乐并不完全来自艺术家本人，那么这种快乐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

某种意义上说，是AI。因为如果没有AI，我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量的作品，更不可能以如此低的成本把它们制作出来并分享给别人。

过去创作一幅大型油画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作品天然具有稀缺性。而今天，借助AI和数字制造技术，我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完成高质量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说，AI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快乐的平权”。它降低了分享的成本，也扩大了分享的范围。而这又回到了我在《AI共生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如果艺术创作仅仅追求标准化结果，那么未来几乎所有工作都可能被AI替代。但有一样东西始终属于创作者，那就是创作过程本身的快乐。思想、体验、情感、表达欲望、对观众的祝福，这些东西无法被机器代替。对于我来说，用鼠标与AI协同创作，和拿着画笔在画布上作画，在心理层面并没有本质区别。

重要的不是工具，而是表达本身。人类的大部分娱乐活动都属于输入性的快乐。看电影、旅游、吃美食，本质上都是接受别人创造好的体验。而创造则是一种输出性的快乐。这种快乐过去往往属于少数掌握专业技能的人。

许多人有表达欲，却没有写作能力；有审美冲动，却没有绘画技巧；有创作热情，却缺乏技术门槛背后的训练。AI最大的意义之一，恰恰在于降低了这种门槛。它让更多普通人第一次获得了创造和表达的能力。他们可以写自己的故事，可以做自己的图像，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诗歌和小书。这就是我所说的“输出快乐的平权”。过去，人们享有消费文化的权利；而今天，人们开始获得创造文化的权利。

梅剑华：这个概念确实非常有意思。传统社会里，输出性的快乐主要掌握在两类人手中：一类是纯粹自娱自乐的爱好者；另一类则是能够进入公共传播系统的专业创作者。

而AI的出现，正在模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普通人不仅能够享受创造的过程，也能够借助AI将自己的表达转换成具有传播力和可分享性的作品。

杨毅斌：没错。而且我始终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人，只想创造而完全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人天然就有分享欲。就像做了一道好菜，人总希望有人能够品尝并给予反馈。过去很多人无法分享，并不是因为没有表达欲，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表达能力。

AI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这种长期存在的技术特权。它让更多人拥有了表达和分享的权利。而当不同职业、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都能够通过视觉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就会出现。过去，视觉表达主要掌握在职业艺术家手中。

但艺术家的经验终究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哲学家看到的世界，与艺术家不同；科学家看到的世界，也与艺术家不同；工程师、医生、教师、农民，同样拥有各自独特的经验结构。

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借助AI将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可视化，那么未来出现的将不只是艺术作品的增长，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文明大爆发”。它不再只是少数艺术家的表达史，而是整个人类经验的可视化历史。

这其实引出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未来究竟什么是职业？我越来越觉得，随着技术门槛不断被降低，很多过去建立在技能壁垒之上的职业，将面临重新定义。比如绘画、导演、影视制作等领域。

过去之所以形成专业职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技术具有极高门槛。无论是绘画训练、摄影机操作、镜头语言、灯光系统，还是后期制作，都需要长期学习和大量资源投入。

但如果未来AI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技术执行工作，那么职业与非职业之间的界限就会开始模糊。我一直认为，设计师依然是一种职业，因为设计师最终要对具体需求、现实功能和落地结果负责。

但导演、画家这样的身份，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如果把技术执行层面剥离出来，真正决定作品价值的，往往是创意、观念、判断和表达能力。而这些东西未必天然属于专业训练体系。换句话说，一个职业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人是否无法替代它。如果一个普通人借助AI工具，也能够完成过去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原本建立在技术壁垒之上的职业身份，就会受到挑战。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互联网时代出现后，很多传统行业都经历过类似过程。我举一个相声行业的例子。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传统相声演员掌握着相对稀缺的幽默资源和表演资源。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大量段子、笑料和创意开始由普通网友不断生产和传播。很多时候，网络上的幽默表达更新更快、传播更广。于是，原本建立在信息和内容垄断基础上的行业优势开始被削弱。

AI时代，这种现象会进一步扩散。因为AI最容易替代的，恰恰是那些已经高度标准化、可复制、可训练的专业技能。无论是绘画中的笔触、影视中的镜头语言，还是写作中的格式规范，它们本质上都属于可以被数据化学习的内容。而真正难以被替代的，反而是技能之上的东西。比如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人生经验、情感诉求、独特视角以及表达欲望。过去，人们必须先掌握复杂技能，才有资格表达自己的观念。技能成为了一种通往表达权的门票。而今天，AI正在改变这种结构。

它并不一定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师，但它确实让更多人第一次拥有了表达自己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AI真正推动的或许不是艺术家的消失，而是表达权的普及。过去是少数人拥有创作能力，大多数人只能消费作品；未来则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兼具创作者与观众的双重身份。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全民创作时代”。

至少在目前阶段，纯粹属于个体的主观想法，AI还无法自主替代。根据我大量的AI实践和观察来看，AI本身的主动想法基本为零。现在的人类创作者对于AI的提示词、方向设定和意图输入，占据了非常大的影响因素。但是，AI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它的“启发性”极强。有时候，这种启发能力甚至超过了人类自身最初的创造冲动。

我举一个自己创作过程中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有一幅作品叫《晚钟》。最开始的时候，我想表达的是中国社会中的“巨婴现象”。当时我的构思是：一个巨大、任性的孩子坐在地上，周围堆满各种零食和玩具，而旁边站着一脸无奈的父母。

但是，当我把这个大概的概念输入AI，让它进行生成和模拟时，它给出的结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它把孩子的头部设计得异常巨大，孩子张着嘴，而从嘴里涌出的并不是食物，而是密密麻麻堆积起来的书本。

看到那张图的一瞬间，我受到非常强烈的震撼。因为这已经完全不是我最初想象中的“巨婴”形象了。但它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而且它恰好能够对应当代教育中的“填鸭式教育”问题：孩子看似拥有巨大的头脑，却被大量机械化知识填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同时，画面中父母低头、无奈的姿态，在光影关系上又让我联想到法国画家米勒的经典作品《晚钟》。

于是，我顺着这个新的方向继续调整，让AI将整体环境、色调和氛围往米勒《晚钟》那种黄昏、悲悯、带有反思意味的感觉靠拢，最终形成了现在这幅作品。

但实际上，这个结果并不是我最开始坐在电脑前时设想好的，而是AI生成过程中的视觉偶然性，在中间给予了我新的启发，让我的创作进入了另一个更深层的话题。

梅剑华：所以，在类似这样的特殊作品中，AI展现出来的概念启发性，实际上超过了你最开始的原始构想。那么，当我们判断这幅作品是否成功时，究竟是什么赋予了它艺术价值？是你最初关于“巨婴”的想法，还是AI带来的“书本大头”的随机启发？

杨毅斌：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二者谁更重要，其实在宏观层面并不是关键。很简单，如果没有AI算法带来的随机生成，我仅仅依靠自己的想象，可能永远无法创造出这样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应试教育版《晚钟》”。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我这个人在现场捕捉到这个偶然性，没有我将它与米勒的《晚钟》联系起来，并赋予它社会批判和文化表达的意义，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一张电脑生成的随机图片。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二者的结合。

当技术和形式成为了任意调用的免费工具时，独特的生命视野、人类的主观认知和所要传达的观念（道），成为了艺术创作为来唯一的确定性。

纯艺术家在过去，往往通过极致的、甚至有点极端偏激的单一风格来定义自己。但如果我们刨根问底地去追问本质：艺术家、诗人、音乐家，他们最核心的身份属性其实都是“知识人”。知识人最珍贵、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他观察这个世界的独特视野、认知和风骨。技术风格只是他表达这个认知的手段。在AI已经把手段平权化的时代，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时候看的就是你这个人的内核到底有没有货、有没有独特的视野了。

这也就是我之前在发表的文章中写的：为什么在传统艺术商业逻辑里，签约艺术家是不能也无法轻易转变风格的。

因为传统的转变风格，它的时间成本和练习代价太大了，它需要画家重新经历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身体训练。其次，它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认知成本和商业风险成本。一个歌手或者一个画家，第一张专辑和前期的画风大家都挺喜欢、在市场上卖得很好。如果他第二张专辑突然彻底转变风格，粉丝和画廊老板不接受、不喜欢了，在商业上他可能就彻底完蛋了。他为什么要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去求变？最后，从艺术市场的商业运作逻辑来说，画廊老板作为资方，也绝对不允许签约艺术家随意改变风格。画廊老板签约你，就是看中了你这个已经在市场上跑通的特定风格。老板在日常中甚至会去引导你、告诉你当下有钱的阶层和拍卖市场上更需要什么样的话题画风。这虽然不是强加，但是一种强大的商业资本下单制。很多高高在上的签约艺术家，在底层的生存状态上，其实和拿工资听话的设计师没有本质区别。

AI艺术就真正触及了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当年说的那句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当然，在我的理论体系里更彻底一点：当技能完全平权、当AI能够瞬间完成所有风格制作的时候，传统职业壁垒意义上的“艺术家”身份不仅消失了，甚至连旧标准的“艺术品”也消失了。但是，人类去“进行艺术创作、表达自我生命体验”的这个主观过程，永远都不会消失。

比如你刚才谈到概念的跨界组合，我有一幅叫作《老屋》的作品。整个破旧衰败的老房间画面里，细看之下，我全都是通过把极其深奥的微观物理学（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理论）和宏观的居家物件进行具象表现的组合。这种精密的科学隐喻如果放在过去，没有AI知识库的随时跨界调用和细节刻画，靠我个人是绝对组合不出来的。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关于完全创新的盲点问题。在现在的当代艺术圈里，大家普遍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能为力的虚无和疲软。为什么？因为凡是人类肉身能想到的艺术形式、能做到的离奇行为、能表达的批判主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被前人给做尽了。当代艺术已经基本上把人类的盲点给穷尽了，没有力量了。

我在去欧洲之前，那边的资深艺术同行也对我说过原话：“现在的全球人类在艺术形式上已经没有什么新想法了，形式已经被玩烂了。”我当时也在琢磨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当我后来用AI打破了传统美术圈狭窄的视野，开始把目光投向现实社会的各行各业时，我发现，我找到了一片传统美术圈从未触碰过的全新思想盲点。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我用AI画了一批专门聚焦“中国老板、现代企业家群体”现实困境的作品。在传统美术圈的刻板印象里，老板和企业家不是被塑造成满身铜臭味的剥削者，就是被塑造成精明冷酷的资本符号。从来没有传统艺术家去关心这个群体的内心世界。而我天天在设计业务中和这些真实的老板摸爬滚打，我太了解他们了。

我画的那幅《听琴而已》，画面是一个在商海里历经风浪、眼神疲惫的中年企业家在照镜子，而镜子里折射出来的幻影，却是一个穿着戏服、在台上无忧无虑唱戏的年轻琴童。画面配的名字叫《每人》。意思就是，每个看似精明、算计、在商海里身经百战的成熟老板心里，其实都藏着一个当年不计成本、单纯执着的、年轻的心灵。中国这代企业家在目前的经济和现实环境下，其实真正是天天处于“向死而生”的巨大压力之下的。

我的另外一幅红线描画作品，也是聚焦在被留置或面临巨大破产风险期间，企业家的那种夹在责任与贪婪、对与错、向善还是向恶之间的内心精神疫情。这种真实的、面对巨大社会和经济风暴时的老板内心戏和人性的复杂张力，是那些天天躲在宋庄画室里、从来没当过老板、没打过工、甚至连班都没上过的传统职业艺术家，一辈子也无法感受、也根本不会去关注的思想盲点。

所以我才说，只有通过AI实现彻底的技术平权，彻底打破过去传统美术圈对知识可视化表达手段的垄断，把医生、科学家、程序员、法官、甚至大妈等各行各业的“知识人”的独特生命视角全引入进来，整个视觉文明才能彻底打破现有的无力盲点，迎来真正的内容大爆发。人人通过AI成为创作者，去表达自己行业的真知灼见，这是非常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梅剑华：在整个技术的进化和退化交织的蓝白色谱之间，我们现在就下终极结语还为时过早。但我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在拥抱AI的无所不能和超高效率的同时，必须更加主动地、尽情地去拥抱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以前去一个实体图书馆里翻书查资料，你为了找A这本书，你在书架前走过去的时候，你的眼睛可能会偶然一瞥，看到旁边一本你从来没听过、但题目极其有意思的一本书，或者在图书馆的走廊里偶然遇到一个朋友，展开了一场意外的学术探讨。这种“偶然性”是以前人类灵感和创造力的一大重要源泉。

而在现在的AI搜索和算法推荐时代，所有的偶然性全部被算力给精准地抹杀了。你搜什么它就给你什么，或者它顺着你的茧房给你推荐什么，一切都是精确计算好的。当这种生活的偶然性、意外的碰撞被不断削弱的时候，碳基生命独特的感受力就会退化。所以你必须身体力行地深入生活，跟人面对面坐着聊天，去碰撞那些算法无法预测的火花，你才能保持大脑神经网络的高阶连接。

杨毅斌：没错，你说的这个深入生活去寻找料和真货，属于我们面对AI时的曲线救国。我们人类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有货，有独特的、机器无法模拟的生命体验。只有这样，当你坐在电脑面前面对那个全知全能的AI时，你才有可能作为主导者，向它提出真正具有灵魂和深度批判性的好问题。

推文插图均为杨老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