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方立天
在人大77、78级学生当中，有一个“跟学生在阅览室抢座的老师”的传说。这个老师是方立天。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浙江永康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和任继愈等大家；1961年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系)工作。在当时，京城大学中顶级四校排名是人北清师。
去图书馆，是方立天在北大时养成的习惯。“在图书馆里看书，效率和在宿舍里大不一样。宿舍里的被子呀、枕头呀会影响你的思考；图书馆里看到的是书，是同学们在那里用功。所以我在北大就是一个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学生。”他这么解释。
到了人大后，他从事中国哲学史教研工作，具体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在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
有说法称1961年的佛学为“险学”（风险很大、难为社会所容的学科），而与方立天相交多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认为此说不确。
2000年，方立天（右）与任继愈（左）
方立天和心廉法师等
“当时任继愈先生就有几篇文章批判近代学者的佛教研究，毛主席看了之后还批示应该加强宗教研究。所以那一时期宗教研究虽然比较谨慎，但还是被重视的。”
当时的方立天对佛教知之甚少，意识到自己需要补习佛教知识。正好，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开课，方立天向院系领导申请后前去旁听。方立天曾回忆说，当时讲课的有正果法师、明真法师、观空法师、虞愚教授等，法尊法师少一些。在那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周叔迦、净慧法师、王新、传印法师等。
当时的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周叔迦，看他挺勤快、挺用功，并且冬天也到了，就对他说，你不要跑了，住到这吧。之后，他住在了那里，就周六周日回一趟学校。
这样一共在法源寺呆了八个月，前后听课八个月。当时，佛学院的院长是喜饶嘉措大师。方立天也去拜访过，并交谈了两个小时。后来，方立天回顾这8个月的收获时说：“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2009年12月9日，北京龙泉寺悟光法师、贤启法师代表龙泉寺方丈学诚法师，拜访方立天教授时，方立天介绍了他当时选择佛教的过程。他说，自己起初是对研究中国哲学有兴趣，到了人民大学以后，感觉到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也不少，得来一个冷门专业。
后来，他决定研究佛教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毛主席很重视佛学，于是就想把这个搞好。从那时起，方立天把佛教当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的。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取得了非凡成就。
方立天教授和净藏法师、明杰法师等
方立天被授佛教学博士
之前，佛教研究著作多以佛教史的居多，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极少；并且佛学著作的所用的语言艰涩，难以被现代人理解。方立天1986年出版的《佛教哲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被称为“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
2002年，方立天穷15年之功、91万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被认为是佛教哲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2014年7月7日，方立天先生在北京逝世。
方立天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他同时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两块园地辛勤耕耘，被称为“双耕”学者，其成就被认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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