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跳楼的严总并非第一个！6年前也有一位亿万大佬被逼破产！

昨天写的那个赛格也有消息了，当地的通报说抓了3个造谣的：

然后赛格也出了一个声明：

其中我们也看到，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6个月销售额2500万，七周年庆活动“满600减300”持续了24天，核销店庆卷693万，周年庆期间的销售额就算个1400万吧，罚款1154万……？6个月才2500多万销售额刨去成本，6个月盈利的够交24天店套卷的罚款1154万吗？这是什么天价罚款？我们不懂商业运转逻辑……

网友们依然非常愤怒：

目前官方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目前家属发声：

网友们非常感叹：

这个事情当地的网友告诉我们，本地媒体三缄其口，对这种操作我们特别熟悉，也是特别厌恶，如果没有一个透明的监督环境，谈何公正公平公开？

有网友深扒了所在企业：

我们还真的找到了当年的这篇报道，还真的都是官媒发的。

这个是2019年的事情：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官方认证账号2019年6月14日发布文章：

位于西安的“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作为我国西部地区最大商业项目之一，目前正陷入一桩巨额诉讼案之中。

近日，陕西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林孙忠向媒体实名举报，称他依法中标并投入数亿元的“赛格国际购物中心”项目，不仅没拿到分文收益，连本钱都没收回。

“并不是项目赔钱了，而是被套路了。”林孙忠说。

资料显示，“赛格国际购物中心”2018年销售额达到70.86亿元，在西部57家重点商业项目中，该销售业绩排名第一，比第二名高出46亿余元。

觉得自身权益受损的林孙忠，只好求助司法部门，他觉得本来能胜诉官司，在陕西却接连败诉。直至2018年6月28日，最高法将陕西高院判决进行纠正，并发回重审。

因该项目是浙商在陕投资的重大工程，涉案标的额又很高，所以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2019年12月12日是一个普通的周四，也是大多数西安市民的工作日。午间，赛格商场餐饮层人潮汹涌，小吃区一座难求。商场内有一座贯通一至六楼的超长扶梯，挤满了顾客。旁边悬挂有“亚洲第一梯”的牌子，标注该扶梯长度50.3米，是亚洲室内第一长扶梯，超过日本东京。

如今顾客盈门的商场，在2004年还是长安大学的一块待开发地。浙乐公司于当年注册成立，公司原股东为林孙忠等三人。

彼时，按照长安大学校园总体规划，长安大学拟对校本部西院西南角进行综合开发，采取招标形式招商。经过招标投标程序，浙乐公司符合招标要求，被确定为中标人。

2008年至2009年间，长安大学和浙乐公司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初步确定项目方案：主楼地上24层，地下2层；裙楼5层。项目建设资金核算约为2.3亿元。

西安当地经营赛格电脑城的西安市赛格商贸有限公司（下称“赛格商贸公司”）找到林孙忠，提出入股浙乐公司、双方共同建设经营项目的想法。

2010年8月，赛格商贸收购了浙乐公司51%的股权，浙乐公司股东变为赛格商贸公司和林孙忠两方，林孙忠持股49%。

当月，赛格商贸公司和林孙忠签订了《浙乐商贸后续经营事宜协议书》，其中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浙乐公司按照新的管理构架，组成新的领导机构，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双方同意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模式，共同委托赛格商贸公司一方的专业经营管理公司，全面负责该项目的策划、招商及日后的物业经营业务。

双方一致同意，项目所有收入应归浙乐公司享有，两方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享浙乐公司的利润，每年分红一次。

2011年间，长安大学与赛格商贸公司、林孙忠共同或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明确了由长安大学提供建设用地并拥有项目产权，浙乐公司负责投资和组织项目建设并享有20年项目经营管理权和投资受益权的方案。三方约定，由赛格商贸公司具体组织实施项目建设。

合作进行到这一步还算顺利。按照林孙忠在法庭上的说法，此后他交出了浙乐公司的全部印鉴、会计账簿、账户等，全部给赛格商贸公司委派的管理方保管，导致他对浙乐公司和项目失去了控制。

相关诉讼文书中，林孙忠方面称，赛格商贸公司在实际控制并行使浙乐公司管理权期间，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在未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擅自于2013年1月3日以浙乐公司的名义和西安赛格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赛格运营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协议书》，将项目交由赛格运营公司运营管理，委托经营期限为20年。

按照其说法，赛格运营公司利用项目对外收取了商户包括预付金、装修押金、租金和物业费等款项。林孙忠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并不知晓和掌握赛格运营公司收取该等费用的总款额，以及赛格运营公司收取该等费用的流向。林孙忠甚至不掌握浙乐公司的相关账目情况。

在林孙忠看来，从彼时起，项目就离开了与自己有关联的浙乐公司，其收益均被他人“截胡”，这一切都由控股股东主导。

2013年10月1日，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开业，却没有人通知林孙忠参加当天的开业典礼。

据林孙忠介绍，他是2003年到西安开始投资创业的，次年3月成立了陕西浙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乐公司）。

经过几年发展，林孙忠在当地商界慢慢成长起来，与温州老乡一起开发了几个批发市场，并被推选为陕西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

大约在2007年，长安大学准备对校本部西院进行综合开发。这个位置在西安最繁华的“小寨商圈”，不仅距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大雁塔景区很近，周边还有陕西师范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高校。

长安大学的总体开发，是要建一座商场，以此来吸引学生和青年群体消费，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初，对外招标的项目名称为“长安大学本部西院科技开发综合楼（简称长大综合楼）”。

在广大浙商及家族支持下，林孙忠的浙乐公司最终依法中标。2008年7月16日，长安大学作为甲方与浙乐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

按照设计方案，该项目建设规模为主楼地上24层，地下2层，总投资在2.3亿元左右。具体合作方式为，浙乐公司以预交租金方式，对项目进行投资。建成后，长安大学再租给浙乐公司。

2009年，项目顺利开工。起初，项目对外还不叫“赛格国际购物中心”。“赛格”在西安最出名的是2000年开业的“赛格电脑商城”。

林孙忠说，2009年时，“赛格”一个副总找到他，称想在长大综合楼租两层房子开店。对方表示自己是上市公司“深赛格”的，在陕西人脉资源广阔，希望可以一起开发长大综合楼。

“赛格”方面则称，是林孙忠来找他们收购股权。至于当初到底怎么合作的，目前很难佐证。最后，林孙忠把100%控股权让出51%，给了“赛格系”的西安市赛格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赛格商贸），自己占股49%。

“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跟家里人拼命反对，他还是要签。”林孙忠的妻子对记者说。

林孙忠不但把协议签了，还陆续把浙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以及核心资料都给了“赛格”。

2010年8月23日，作为甲方，赛格商贸与林孙忠签订《浙乐公司后续经营事宜协议书》（简称《后续经营协议书》）。

协议显示，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双方共同委托管理公司进行日后招商、策划以及物业管理，但全部收入归浙乐公司享有。

林孙忠说，自己放心地把项目交给“赛格”来打理，但他慢慢发现，交了公章、签了协议后，事情慢慢走样了。“起初是以各种理由不让我过问项目建设，连账都不给看了。”林孙忠说，“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赛格’跟‘深赛格’不是一码事。”

2013年10月1日，长大综合楼以“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名义正式开业。作为项目创始人的林孙忠未被邀请参加开业典礼。

长安大学官方信息称，其全面建成时间为2014年3月。也就是说，赛格商贸与林孙忠委托管理公司的时间，应在这日期之后。

蹊跷的是，早在2013年1月3日，《委托经营协议书》就已经签订，包括招商、物业等，期限为20年，上面盖的是浙乐公司和与赛格商贸关联的西安赛格商业运营管理公司（简称赛格运营）的章。

林孙忠说，这事他起初不知道，发现后立即表示反对。“赛格”方面则称经过了有效决议。不过，记者注意到，《委托经营协议书》的委托方只有浙乐公司，并没有“共同委托”的林孙忠。

另外，“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开业首年营业额达到25亿元。林孙忠的合作伙伴告诉记者，产生的收益他们不仅分文未得，连初创团队也被赶出长大综合楼办公室。

被最高法发回重审

与“赛格”控制人沟通无果后，林孙忠向陕西高院起诉赛格商贸、赛格运营，要求法院撤销《委托经营协议书》。

在陕西高院立案后，赛格运营却以同一事由，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将赛格商贸、浙乐公司、林孙忠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委托经营协议书》有效。

根据我国法律，这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按照规定，碑林区法院应该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也要裁定驳回起诉。

林孙忠的代理律师表示，赛格商贸跟赛格运营为同一个实际控制人。

即便如此，碑林区人民法院不仅对此立了案，还在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碑民初字第00791号”判决，确认《委托经营协议书》有效并继续履行。这份判决，成为“赛格”后期官司的重要依据。

不久后，另一份新协议又出现了。一份在2014年9月26日签署的《委托经营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合同显示，浙乐公司开发的经营面积20多万平方米、年营业额超过30亿元的长大综合楼，以每年200万元价格出租给“赛格运营”。

这份协议，将“委托经营”，变成“直接租赁”。以20万平方米计算，一年租金200万元的话，每平方米日租金只有不到3分钱。

记者从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租户了解到，赛格运营租给他的写字楼，每平方米日租金在3元左右。资料显示，该项目当年利润超过6亿元。因林孙忠诉“赛格”的案子正在审理期间，他向陕西高院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撤销这个《补充协议》。

开庭时，赛格商贸就提出，林孙忠要求撤销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已经过碑林区人民法院确认有效，如果撤销，就与生效判决相对抗。

2015年7月23日，陕西高院作出“（2014）陕民二初字第00004号”判决，驳回了林孙忠全部诉求。就连林孙忠提出的审计申请，法院也未予准许。

林孙忠不服陕西高院判决，向最高法提出上诉。这一等又是3年多。2018年6月28日，林孙忠终于等到最高法裁定。最高法认为，陕西高院认定事实不清，并发回重审。

主要原因是，陕西高院在确认《委托经营协议》效力时，未充分考虑该协议的约定和委托法律关系的特点，未在林孙忠诉讼的范围内查明浙乐公司的经营数额及损失事实，导致该案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同时，最高法还确认，碑林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4）碑民初字第00791号”判决，系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纠正。陕西高院因没有对此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被最高法确认属适用法律不当。

眼下，该案距最高法发回重审快一年了，林孙忠仍未收到开庭通知。记者三次联系陕西高院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对方没任何回应。

专家：关联方恶意串通

据悉，该案还在北京做过一次法学专家论证，参会的有江平、崔建远、赵旭东、姚辉、甘培忠。这5人在我国法学界名气极高。

参会专家认为，《后续经营协议书》中关于修改章程的约定不能作为章程已被修改的依据；《委托经营协议书》不符合浙乐公司章程的程序性规定，且其内容也与《后续经营协议书》之约定相冲突,赛格商贸公司应对林孙忠承担违约责任。

“《委托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关联方恶意串通的产物，并且严重损害第三人利益,严重显失公平,法院应当认定它们无效。”专家称。

这几位专家还表示，一审判决未对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且认为其属于新的事实和新的法律关系,应重新履行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在形式上与实质上都未能明晰《补充协议》与《委托经营协议书》之间的关联，属于法律理解错误。

目前，因陕西高院还未启动重审，林孙忠只能继续等待。这些年，他家财耗尽，风餐露宿。“项目这些年的利润，少说也有几十个亿，而我和我的家族、亲戚朋友，在里面投的钱，一分都没拿回来。”林孙忠说，他正尝试向各级部门举报。

作为陕西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林孙忠也将此事反映给商会。商会会长告诉记者，公平公正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陕的几十万浙商对这个案件高度关注，他们将部分情况也反映给多个政府部门，目前没实际进展。

另外，记者到“赛格”办公地采访未果后，多次与公司人员联系采访事宜，截至发稿，对方未予答复。

大家注意，这是2019年的事情，大家可以猜猜最后是什么结果？

呵呵呵，林孙忠最后破产了……

这个是时隔一年，2020年6月海报新闻报道的《年销售额85亿元 西部第一商业体操盘公司破产疑云》：

据商业观察机构的统计，2019年，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简称赛格国际）以近85亿元的销售业绩，继续稳坐西部商业体“第一把交椅”。但赛格国际在商业上的成功，并未给拥有其二十年开发经营收益权的陕西浙乐商贸有限公司（简称浙乐公司）带来巨额的财富。因资不抵债，浙乐公司于2020年5月9日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西安中院）裁定宣告破产。

实际上，浙乐公司的破产，只是围绕赛格国际收益纠纷的“冰山一角”，在此之前，浙乐公司等多方已几度“对薄公堂”，但在法律层面，上述纠纷目前仍未有定论。

存在“隐患”的合作。

“复盘”整个事件，还得从2007年开始。

那一年，拿到教育部批复的长安大学，对“长安大学校本部西院科技开发综合楼”项目（简称长大综合楼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经过招投标程序，浙乐公司中标，并与长安大学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

浙乐公司成立于2004年，其业务以百货批发零售行业为主，浙江温州人林孙忠占股60%，是浙乐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此外公司还有两名分别持股20%的股东。

长大综合楼项目位于西安小寨商圈，周边数所高校的学生群体促成了该商圈的繁荣。有言道“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彼时尚在规划中西安地铁2、3号线将在此交汇，长大综合楼项目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对于该项目，浙乐公司却推进缓慢。

林孙忠表示，项目进展缓慢是由于西安地铁出入口建设导致。虽是客观因素，但另两名股东却渐生退意，此时，西安赛格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赛格商贸）却主动提出合作开发长大综合楼的意愿。

而赛格商贸则称是浙乐公司缺资金、缺实力，在此背景下才参与到长大综合楼项目之中。

对于合作的初衷，双方说法虽不一致，但事实却摆在面前。

2010年，浙乐公司两名分别持股20%的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赛格商贸，林孙忠亦将手中的股权拿出11%转让。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赛格商贸凭借51%的股权，成为浙乐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另外49%的股权，仍在林孙忠手中。

2010年8月23日，赛格商贸与林孙忠签订《浙乐商贸后续经营事宜协议书》（简称《后续经营协议》）。

根据协议，长大综合楼的后续投入，8000万元以内由赛格商贸视项目进度分批投入，而超出8000万以外的追加投资由浙乐公司融资、赛格商贸担保予以解决。双方同时约定后续投资中的49%由赛格商贸代林孙忠垫付，林孙忠将以项目建成投用后的分红款偿还。

同时，双方同意共同委托赛格商贸的专业经营管理公司，全面负责该项目的策划、招商以及物业经营业务，但所有收入归浙乐公司享有。

变更后公司的管理层，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将由赛格商贸委派；林孙忠将出任总经理。从协议内容看，林孙忠本可“坐等”收益，但此种愿望却因一次股东会议埋下“隐患”。

在签订《后续经营协议》当天，浙乐公司召开第五次股东会议。会议选举赛格商贸委派的肖黎为浙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林孙忠并未如《后续经营协议》约定的一般，成为浙乐公司的经理。对此，其也曾有过一丝疑虑，不过《后续经营协议》中，财务人员每月需向股东会提供财务报表，每年聘请中介机构审计的约定，由让其放下了心。

但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任职文件上，确有林孙忠签字和盖章。不过这份任职文件，除了时间、签名等必要信息外，只有“兼经理”三个字是手写的。

因一纸协议交恶 双方对薄公堂。

2013年10月1日，长大综合楼，被命名为赛格国际开业，但林孙忠却没有被邀请到场。

让双方交恶的，是一份由浙乐公司与赛格商贸关联公司——西安赛格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运营），签订的一份《委托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委托协议》）。

这份签订于2013年1月3日的协议中，浙乐公司将长大综合楼的前期建设、招商等系列事宜全部委托给赛格运营，同时约定，项目发生的建设费用等仍由浙乐公司承担。

针对上述《委托协议》，林孙忠、赛格商贸、赛格运营、浙乐公司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讼、反诉、管辖权异议，几起诉讼涉及碑林区法院、西安市中院、陕西省高院以及最高院。

为了撤销《委托协议》、向赛格运营要回属于浙乐公司的经营收入，2014年2月，林孙忠将赛格商贸、赛格运营以及浙乐公司诉至陕西省高院。

在法庭上，林孙忠称，协议的签署，并未经过浙乐公司有效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其认为这份协议的履行，造成了浙乐公司会计账目的缺失和失真，损害了浙乐公司，进而损害了自己合法权益。

而赛格商贸答辩称，《后续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共同委托赛格商贸的专业经营管理公司，全面负责长大综合楼的策划、招商及日后的物业经营业务”，故《委托协议》符合两位股东真实意愿的表达。

2015年1月5日，陕西省高院要求各方进行证据交换。此时，林孙忠又见到了一份浙乐公司与赛格运营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林孙忠称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将长大综合楼租给赛格运营十年，每年租金为200万元（暂定五年）。租期内赛格运营自负盈亏，收入全部归其所有，以用以抵扣赛格运营的前期投入。

从上述协议的约定内容看，在长大综合楼项目中，赛格运营由挣管理费的职业经理人，转变为获取项目利润的承包商。

林孙忠认为《补充协议》以更为绝对的条款和条件，排出了浙乐公司及其股东在长大综合楼项目享有的合法权益。

浙乐公司则在陕西省高院答辩时称，《补充协议》是为了浙乐公司更好的经营管理，清偿垫资债务。

赛格商贸称，虽然林孙忠投了1.25亿，其自身也先后投入2.1亿，但远不能满足项目的实际需求。为使项目不停摆，浙乐公司请求赛格运营垫资，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困难，避免前期投入的损失。

但赛格运营是否垫资，垫资多少？可以说是案件的焦点问题之一。若不存在垫资，浙乐公司清偿垫资债务的问题便无从谈起。

但陕西省高院称，案件只对赛格运营参与项目前期建设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否垫资不是此案所涉及问题。

陕西省高院判决被撤销

各方在陕西省高院“唇枪舌剑”之时，赛格运营又将浙乐公司、赛格商贸以及林孙忠诉至西安市碑林区法院，提请确认《委托协议》有效。

碑林区法院庭审时，林孙忠称，赛格运营确认《委托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与陕西省高院受理的其撤销《委托协议》的诉讼请求相对抗，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该案应中止审理。“我已经先向陕西省高院起诉并立案，故，该案应予中止审理。”

碑林区法院认为，其审理的案件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而陕西省高院一案，审理的则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权益争议纠纷。尽管两案均涉及《委托协议》，但两案并非同一事实和理由，也非同一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亦不相同，所以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应中止审理的情形。

2014年7月24日，碑林区法院做出判决，《委托协议》有效、继续履行。

林孙忠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西安市中院。但在开庭时，林孙忠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西安市中院依法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最终，西安市中院裁定，双方当事人均按碑林区法院判决执行。

碑林区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成为赛格商贸在陕西省高院庭审答辩时的重要理由。其称，《委托协议》的有效性，已在碑林区和西安市两级法院得到确认，已生效的判决是可以直接采信的证据。

2015年7月23日，经审理，陕西省高院驳回了林孙忠的诉讼请求。

因不服陕西省高院的判决，林孙忠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最高院就林孙忠诉赛格商贸、赛格运营、浙乐公司一案，进行二审。

最高院认为，《委托协议》在内容上延续了《后续经营协议》的约定，《委托协议》体现了林孙忠及赛格商贸的意思表示。《委托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赛格运营应将受托经营期间获得的收益交付浙乐公司。一审判决在确认《委托协议》效力时，未充分考虑《委托协议》的约定和委托法律关系的特点，未在林孙忠诉讼请求的范围内查明浙乐公司的经营收入数额及损失事实，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未予查明；

此外，最高院还认为，一审判决对林孙忠主张撤销《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而在陕西省高院审理时，碑林区法院受理赛格运营诉讼并作出裁判，最高院认为，碑林区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陕西省高院应予以纠正。

最终，最高院裁定：撤销陕西省高院一审判决，案件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

浙乐公司破产

在陕西省高院重审期间，案件却“再生变故”。

2019年9月12日，西安市中院裁定受理了成都隆亿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隆亿源公司）申请浙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此前，因隆亿源公司与浙乐公司存在借款合同纠纷，成都仲裁委员审理后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成仲案字第97号裁决书，裁决浙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一亿元及支付借款期内未付利息六百万元。

西安市中院查明，隆亿源公司曾致函要求浙乐公司履行仲裁裁决所确定的上述给付金钱义务，但浙乐公司以经营状况惨淡无力还款为由拒绝履行。隆亿源公司遂向西安市中院递交申请，要求对浙乐公司破产清算。在向浙乐公司送达了隆亿源公司申请其破产清算的申请后，浙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该申请提出异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也就是说，在去年西安市中院受理隆亿源公司申请浙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时，在陕西省高院重审的林孙忠诉赛格商贸、赛格运营、浙乐公司一案就应当中止，待管理人接管浙乐公司财产后，相关诉讼才能继续。

2020年6月，西安市中院忽然发布浙乐公司破产的公告。

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9月12日浙乐公司资产总额为9.89亿元，负债总额为14.3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44．87％。浙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西安市中院于2020年5月9日裁定宣告陕西浙乐商贸有限公司破产。

这个事情被多家媒体报道：

连媒体都觉得离谱……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认定赛格商场在经营期间获得的收益，应交付给浙乐公司，并将股东权益纠纷案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这意味着林孙忠终于有望拿回投资商场的收益。然而重审期间，西安市中院突然裁定受理了浙乐公司的破产清算案。

破产案飞速推进，反而走在了重审案前面，围绕中国西部第一商场的争夺案再次陷入迷局。“司法公正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维权多年的林孙忠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颇为伤感地感叹道。

2020年12月12日，《华夏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赛格商场室内建有独特的水景观，从商场数层开始，顺扶梯倾泻而下，在最下面形成一个飞流直下的瀑布，高度达4层。

相关判决中，赛格运营公司透露，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开业后，雇用员工总数接近2万人，营业面积近25万平方米，商户1300多户，商场与地铁二号、三号线成功对接。

而这一切都和林孙忠没了关系。

按照最初的合作方案，浙乐公司应享有赛格商场的所有运营收益，再按持股比例给林孙忠分红。而赛格商场营业多年来，林孙忠没有从赛格商场经营中收获一分钱。

2014年2月，陕西省高院受理了林孙忠诉赛格商贸公司、赛格运营公司及第三人浙乐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在该案中林孙忠以其股东权益及浙乐公司权益受损为由，要求撤销上述《委托经营协议书》，并判令赛格运营公司向浙乐公司返还经营收入6000万元（最终数字以司法审计为准）。

陕西省高院审理该案期间，发生了两件让林孙忠意想不到的事。

一是，赛格运营公司迅速将浙乐公司、赛格商贸和林孙忠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委托经营协议书》的合法性。当年7月，碑林区人民法院赶在陕西省高院之前宣判，确认了协议有效。该判决随之成为陕西省高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二是，当年9月，案件尚在省高院审理期间，浙乐公司又与赛格运营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对委托经营最核心的管理费做了约定——经营的前十年，赛格运营公司每年只需要向浙乐公司支付200万元租金，就可以获得商场全部收入。

据测算，赛格商场每年运营利润数亿元，两者相差悬殊。

林孙忠他作为浙乐公司的股东，并不知道浙乐公司与赛格运营公司签订了这份协议，案件审理时才第一次见到。“补充协议是赛格商贸公司利用控股股东身份，以浙乐公司名义签订的。这份补充协议直接吞掉了浙乐公司在项目上享有的合法权益。”林表示。

据了解，该案曾在北京做过一次法学专家论证，参会的有著名法学家江平、崔建远、赵旭东、姚辉、甘培忠等。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委托经营协议书》不符合浙乐公司章程的程序性规定，且其内容也与《后续经营协议书》之约定相冲突，赛格商贸公司应对林孙忠承担违约责任。“《委托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关联方恶意串通的产物，并且严重损害第三人利益，严重显失公平，法院应当认定它们无效。”

但陕西省高院的判决并没有支持林孙忠的诉求，他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认定赛格运营公司应将受托经营期间获得的收益交付浙乐公司，委托经营收入的具体金额系案件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陕西省高院原民事判决，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

案件在陕西省高院重审期间，再度发生转折。2019年8月，浙乐公司又与赛格运营公司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称双方同意撤销原《委托经营协议的补充协议》，浙乐公司把赛格国际购物中心租赁给赛格运营公司，每平方米每月租金为49元，加上停车场，每年租金合计7303万元，商场收入还是归赛格运营公司。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之前年租金200万元的协议，还是后来年租金为7303万元的协议，浙乐公司方面的签约人都不是林孙忠。另外，同一个项目，双方约定的租金前后相差36倍。

林孙忠对后来的这份协议还是不予认可，他坚持要求陕西省高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对委托经营的收入进行司法审计。

审计尚未开始，新的变故又出现了。

离奇破产

2019年9月17日，林孙忠突然收到《申报债权通知书》，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裁定受理了成都隆亿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隆亿源公司”）申请浙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9月17日指定了某律师事务所为浙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浙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0月2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在浙乐公司账目情况不明，商场收益尚未确定的情况下，西安市中院已经认定浙乐公司资不抵债，并飞速推进浙乐公司破产清算，让人费解。

天眼查显示，隆亿源公司或与赛格商贸公司存在关联：赛格商贸一家控股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名为庞娜，与隆亿源公司曾经的联络员庞娜同名。赛格商贸是否在利用关联公司申请浙乐公司破产，从而阻碍司法审计？

为核实情况，记者拨打了庞娜的电话，语音提示为空号。而在相关网站和电话平台上，该号码至今仍被标记为隆亿源公司电话。

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多次电话联系负责该破产案件的法官罗振中。电话接通后，接电工作人员先承认了自己是罗振中，但在听明记者身份后，改口称自己不是罗振中，并迅速挂断电话。记者再次拨打电话，改为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电话，称罗振中不在，并称刚才接电话的是“张法官”。

记者连续拨打赛格商贸公司监事赵贵的两个电话号码，均无法接通。记者向其发送短信，未获回复。记者亦未能打通赛格商贸公司电话。

赛格运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刚来公司并不清楚相关情况，其建议记者以邮件形式发送采访问题。记者将邮件发送至该公司工商注册邮箱，获回复称，稍后会有人与记者联系。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接到相关人员电话。

此前有媒体曾报道过相关纠纷，作为回应，赛格商场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过声明。声明称，赛格商场依法自主运营，与浙乐公司股东纠纷无关；浙乐公司股东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案件尚在审理期间，“尊重司法、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每一位公民包括媒体的责任”。

很难想象，浙乐公司的破产，却似乎对赛格国际的经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端午节期间，赛格国际内人流如织，共4层约5.6万平米的停车场“座无虚席”。（完）

看完了这几家媒体当年的报道之后，我们也在想，如果当时浙乐公司的林总心理承受差点，会不会在当时就选择和严总一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