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山河立传 摸清国土生态家底丨先生

孙鸿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孙鸿烈：中国的事我们自己来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2016年6月，孙鸿烈在呼伦贝尔市仔细观察油菜花。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鸿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孙鸿烈：自然界是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父辈力行、天地慷慨

儿时的憧憬铺就一生牵挂的旷野山川

孙鸿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主编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密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洲滩湿地，类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鸿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

▲1937年的孙鸿烈，摄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南京家属院。

跑野外这件事，孙鸿烈生来就会。

1939年，父亲孙健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鸿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风野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鸿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四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孙鸿烈：我对我父亲是很羡慕的，也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19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位我父亲的同事，他说你就学土壤，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看这个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我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在外头跑，学地质连面都不见。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1941年6月孙鸿烈与父亲孙建初、母亲张芳晨在酒泉住所前合影。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鸿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四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作“黑钙土”。孙鸿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孙鸿烈：土壤表层这个有机质，也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A层；底下一层是B层，就是沉积的碳酸钙这些。到东北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发现找不出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当时我就想了个主意，这东北的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的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了这条，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我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1958年孙鸿烈（右1）参加黑龙江流域考察。

为青藏高原书写

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鸿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鸿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孙鸿烈：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势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作出深入的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跑到内蒙古，东边横断山，西部的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植物到底有哪些？这在当时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记录的。

▲1974年孙鸿烈考察西藏时留影。

1973年，孙鸿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鸿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五千二百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鸿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六千米进发。

孙鸿烈：一般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但当时没有哪个人叫苦，没有说过“我们不干了”这种话。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对这个地区的土壤、地质等问题都系统性地总结在这35部专著里了。

▲1974年孙鸿烈在西藏考察。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宜牧的草山、宜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孙鸿烈：在我们考察的时候，整个西藏的资料，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一般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是西藏就是两种：摸着粗的话就是“莎嘎土”，摸着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当时对西藏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成果。

不止一站一地，

远方还有更大的棋局

牵挂留在高原，孙鸿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鸿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

一头是空间，孙鸿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鸿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20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鸿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孙鸿烈：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时发现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时，发现还有一些是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的。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那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

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纸坊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丘上林草丘间塘，河谷滩地果渔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

▲2010年考察湖南会同县竹林（右为CERN秘书长于秀波）。

亲赴山河70载，

脚步始终未曾停歇

从中亚热带的杉木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鸿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鸿烈的学生。

姜鲁光：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中国北方，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这个草原上有一大片天然的自然出露的岩石，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我说应该是辉长岩。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走过来，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辉长岩，这算是闪长岩。辉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辉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辉石和长石，闪长岩是角闪石和长石。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鸿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

▲2006年7月，孙鸿烈在吉林西沙地考察。考察期间孙鸿烈先生指出，应加强半干旱区湖泊湿地变化对区域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人和地，是孙鸿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孙鸿烈：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也是一种学习，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地发展。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做实际的调查。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鸿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一点。

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

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孙先生的著作和他走过的山川。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责任编辑：曹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