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前几天回了趟楠溪江畔的老家，特意起了个大早，想去村前一公里外的江边走走。
那是个阴天，江面上笼着薄薄一层雾气，空气里有股水草沤过的潮腥味儿，闷闷的，吸进鼻子就觉得湿漉漉。
记忆里，这个时节的楠溪江不该这么安静。
绿头鸭、斑嘴鸭——我们那儿都管叫野鸭——春天是要往北飞的，可总有那么几群不肯走，就赖在这一带过夏。每天天还没大亮，雾气也没散透，芦苇荡里头就会扑棱棱蹿出一群来，翅膀擦着水面划过去，溅起的水珠子亮晶晶的，在晨光里一闪一闪。
可那天不对劲。
我在江堤上来回溜达了快一个钟头，耳朵里只灌进去几声零落的啼叫，隔老远传来，断断续续的，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进空荡荡的江面就没动静了。我站在那儿愣了半晌，忽然觉着，有些声音正从这片水面上一点一点漏走，像沙漏里的细沙，攥都攥不住。
江边泊着几条旧木船，船头堆着些我叫不上名堂的铁夹子和网兜。
听村里上了岁数的人念叨，这几年野鸭行情好，一只长得周正能卖好几百。有人就动了歪心思，在水面上拉电网，往滩涂上撒拌了药的谷子，还有更狠的，趁着鸟群迁徙那几个月，在江面上扯起几百米长的透明细网。野鸭飞过来一头撞上去，扑腾得越凶缠得越死，等收网的划船过来拽起来，羽毛底下身子早就凉透了，硬邦邦的。
我不是学生物的，也说不上来那些大道理。
但有件事我越想越后怕：最先被盯上的，总是那些个头最大、毛色最亮堂的公鸭。打猎的人眼里那是“上等货”，可在鸭群里头，那是最值钱的繁衍本钱。把这些壮实的全端走了，剩下些病病歪歪的、毛色灰暗的——这跟自个儿往粮仓里撒耗子药有啥两样？往后碰上倒春寒、闹个禽流感什么的，那点子残兵败将扛得住？
再往深里说，我担心的不光是野鸭子，是整条江的命。
野鸭在楠溪江不是打一竿子就走的外来客。它们钻进水里拱泥沙，水底下透进光来，水草才能扎住根；它们贪吃那些水虫子，小鱼苗才不至于被啃得精光；它们屙下的粪便又肥了水里头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浮游生物。这一环搭一环的，像过去村里人织渔网，一根线牵着一根线。
如今这网被人硬生生撕了个口子，谁说得准下一个断的是哪一处？指不定哪天藻类就疯成绿糊糊一片，指不定哪样鱼就悄悄没了影，又指不定——整条江看着还在流，里头的那股子活气儿，早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晃晃悠悠，没了依傍。
老辈人早就把话撂下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逮得太狠准断种。
楠溪江的香鱼，早年间江里头还有的鼋，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螺蛳蚌壳，哪个不是从“多得很”变成“好不容易碰上一回”，再变成“听上辈人说以前有过”？
人跟自然伸手讨东西，从来都是先“尝尝鲜”，再“多捞点”，等到两手空空了才拍大腿。这当口上，咱缺的不是谁扯着嗓子喊“别打了”，缺的是真真切切疼那么一回。
好在现在伸手还来得及。
前些天听人说，县里加了人手沿江巡，岸边也立了几块铁皮牌子，红底白字写着“保护候鸟，人人有责”。话是土了点，可有人管，总好过没人问。
但我琢磨着，光靠罚款抓人顶不了大用。什么时候村里的大爷不再念叨“打两只鸭子炖个汤”，什么时候进城的年轻人能指着天上飞过的野鸭跟孩子讲“看，那是咱楠溪江的客人”——到那天，野鸭才算真安全了。
临走了，日头已经升到头顶，雾气散得干干净净。
我又在堤上杵了一会儿，总算听见远处传来几声鸭叫，比大清早那阵响亮些，脆生生的。我情愿信那是去年飞走的那拨又回来了，领着今年刚出壳的小崽儿，在这片它们祖辈待过的水面上，重新亮了一亮嗓子。
可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头还是犯嘀咕：这样的动静，还能在楠溪江上头响多少年？十年？二十年？等我家孩子长大了，是不是只能从手机相册和短视频里头，去认这种当年寻常到没人多看一眼的水鸟？
答案不在我这儿。
在每一个把手伸向江面的人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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