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到来，企业应该何时下注？朱阳教授合作论文在国际顶刊MS发表 | 长江学术

这一轮AI浪潮，把“被颠覆”的焦虑推到了每个管理者面前。

技术以天为单位迭代，企业都在担忧：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柯达、下一个诺基亚？新技术来了，企业究竟应当立刻押注，还是再等一等？

在类似AI这样的颠覆性技术面前，企业最难的判断，往往不是“要不要做”，而是“什么时候做”。早一步，可能付出高昂试错成本；晚一步，又可能错过时代的列车。到底该如何判断入场时机？

长江商学院运营管理教授朱阳的合作论文《颠覆性创新中的时机策略》（Disruptive Timing）近期在管理学顶级期刊Management Science上线上发表（Articles In Advance），把“时机”这一关键维度，正式引入颠覆性创新的理论框架。

当下多数企业面临的AI竞争，正好可以用这个框架重新审视一遍。

Management Science 由国际运筹学和管理科学学会出版，同时位列UTD24和FT50两大权威期刊目录，是管理学领域公认的顶级学术期刊。

▍管理者先看这5句话

01进入市场的时机选择，是决定颠覆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02面对新技术，不一定是越早下注越好。过早进入可能带来先发优势，也可能担负诸如市场教育成本，最糟的是可能唤醒大公司（而不是让它在既有轨道上深入）。

03挑战者的最佳时机，取决于新技术相对旧技术的进步速度，也取决于在位企业可能如何反应。当新技术进步较慢时，等待可能使得在位企业更加深陷旧技术路径；当新技术进步较快时，抢先入场则是更好的选择。这不仅是先发优势，挑战企业率先在新技术上积累起的学习经验，也能提前抵挡在位企业转向新技术的战略威胁。

04大公司按兵不动，不一定是迟钝。有些时候，等待新技术更成熟、等切换成本更合理，反而是理性选择。对于大公司来说，本质上是要保留住“切换的选择权”。

05最值得警惕的颠覆，未必来自今天声量最大的技术，而可能来自那些暂时看起来不够成熟、但正在持续逼近主流市场的技术。

一个被忽视了三十年的问题

1997 年，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出版《创新者的窘境》，让“颠覆性创新”成为商业世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此后，创业公司思考如何颠覆巨头，巨头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柯达、诺基亚。学术界也围绕这个概念积累了大量研究：

什么样的技术具有颠覆潜力？什么样的客户结构更容易催生颠覆？为什么大公司常常在新技术面前显得行动迟缓？

但许多研究默认了一个前提：新进入者一旦技术准备好，就会进入市场。

换句话说，“进入时机”常常被当作背景条件，而不是一个需要主动设计的战略选择。

现实的商业竞争远比这个复杂。

一项新技术，进早了，市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进晚了，机会可能已经被对手占据。更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进场，会直接影响在位企业如何反应。

著名商业战略学者Joshua Gans曾在《颠覆困境》中指出，颠覆的关键“全在于时机”。

这项由朱阳教授与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战略学教授吴讯（Brian Wu）、哈佛商学院战略副教授Andy Wu、加拿大皇后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副教授Guang Li的合作研究，正是试图把这种商业直觉转化为一套更严谨、更可参考的理论框架。

研究的核心发现

发现一：

进入时机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武器

按照传统理解，掌握新技术的创业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要不要进入市场？

但朱阳教授的研究提示，“什么时候进入”可能同样重要。而且这个时机，不能只看市场是否成熟、成本是否下降、技术是否可用，还要看在位企业可能如何反应。

朱阳教授等人的研究提出：一旦存在在位企业，时机选择就不再只是市场和成本问题，而会变成一个竞争博弈问题。

论文发现，新进入者的最佳时机，取决于新旧技术的相对改进速度。

当新技术改进速度相对较慢时，新进入者未必应该马上进入。相反，推迟进入可能更有利。

原因在于：在新进入者按兵不动的这段时间里，在位企业往往会继续投入旧技术，积累更多经验、资产和组织能力。等新进入者真正入场时，在位企业可能已经在旧技术路径上形成更深的锁定，切换到新技术的代价也变得更高。

但当新技术改进速度较快时，战略逻辑就会改变。

这个时候，新进入者可能需要更早进入市场。因为新技术迅速成熟，在位企业未来转向新技术本身，就会成为新进入者必须面对的战略威胁。

提前进入的价值，不只是获得先发优势，而是在在位企业转向之前，率先积累新技术上的企业特定学习，包括用户理解、产品迭代、场景数据和组织能力。这样一来，即使在位企业后续切换到新技术，也未必能取得同样效果；甚至因为新进入者已经建立优势，在位企业切换的吸引力也会下降。

一个是等，一个是抢。看起来相反，背后的目的却相同：都是为了影响在位企业的反应空间，让它更难有效反击。

发现二：

大公司不一定会被“颠覆出局”

克里斯坦森的理论给人的印象是，大公司在创业公司的进攻下反应迟缓，大象无法起舞，最终失去市场。但现实中，大公司被彻底淘汰的例子并不多见。更常见的结局是大公司活了下来，只是丢了一块市场份额。

论文刻画了这样一种情形：

新进入者带着一项还不成熟的新技术冲进市场，在位企业看上去毫无反应，任由对方蚕食自己的份额。外人看来，这家大公司正在被颠覆。但这可能是有意为之。它不是没能力反击，而是在等，等新技术再成熟一点，等到切换更具“性价比”，它再切过去，和新进入者分享市场。

公司是活下来了，可它原来赖以生存的那项技术确实被淘汰了。论文认为这也算一种颠覆：被颠覆的是技术，但公司还在。

发现三：

颠覆有多种面孔

论文将新进入者的时机选择和在位企业的反应方式结合起来，提出了五种不同的颠覆路径。

简单来说，颠覆并不只有一种标准剧本。

其中，最经典的是“完美颠覆”。新进入者立即进入，在位企业始终没有成功切换，最后被淘汰出局。很多人理解中的颠覆性创新，指的正是这种场景。

但论文提出一个反直觉判断：新技术进步很快时，完美颠覆并不一定是最典型的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在位企业往往不会忽略趋势，而会切换到新技术并与进入者共存。

最常被低估的，往往是改进速度中等偏慢的新技术。它一开始看起来不够成熟，不值得大公司立刻放弃旧技术；但它又在持续进步，最终有能力超越旧技术。等在位企业真正意识到威胁时，可能已经在旧技术上投入太深，转身变得困难。

研究对管理者的启示

先来份自测表：

现在是否是最佳入场时机？

Q1. 新技术的进步速度，是否明显快于旧技术？

Q2. 继续投入旧技术，是强化优势，还是增加未来的切换成本？

Q3. 如果明天切换，组织、人才、系统和渠道，切得动吗？

Q4. 如果现在进入，更多是在积累用户、数据、场景经验，还是在烧钱教育市场？

对创业者：时机是主动设计来的，关键看是否能让在位者更难反击

对创业者而言，需要了解的是：进入时机不是被动等待出来的，而是需要主动设计的。

如果手中有一项可能颠覆行业的新技术，首先要判断技术是否成熟、成本是否合理、市场是否准备好。但这还不够。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位企业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它是否还在投入旧技术？它有没有能力快速切换到新技术？你的进入，会让它更早反击，还是让它在旧路径上陷得更深？

如果新技术进步较慢，过早进入未必有利。推迟进入的价值，不只是降低市场教育成本，也可能是让在位企业继续加码旧技术路径，让它未来转身的成本更高。

但如果新技术进步很快，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在位企业随时可能意识到新技术的价值，并转向新技术。此时，新进入者提前进入的意义，不只是抢占先发优势，而是赶在在位企业转向之前，先完成新技术上的学习积累。

这种学习，往往只有真正进入市场后才能发生。它包括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对场景数据的沉淀、对产品迭代节奏的把握，以及围绕新技术形成的组织能力。等到在位企业再切换时，新进入者已经不只是“先到一步”，而是已经跑出了一段学习曲线。

因此，创业者真正要判断的，不是简单地“越早越好”或“越晚越稳”，而是：你的进入时间，究竟会让在位企业更容易反击，还是更难反击。

对大公司：按兵不动不等于无所作为

对大公司管理者而言，这项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更冷静的视角。

面对新技术威胁，最危险的不是慢，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慢。如果企业只是因为路径依赖、组织惯性或短期利润而不愿行动，那确实可能错失切换时机。但如果企业清楚知道新技术成熟度、切换成本、业务代价和竞争窗口，并据此选择等待，那么“暂时不动”也可能是一种理性策略。

论文也给大公司提供了几条防御思路：

►第一，降低自己的切换成本。企业要提前建设技术、人才和组织能力，让自己在需要切换时能够切得动。

►第二，让挑战者知道你有能力跟进。如果新进入者相信在位企业随时可以切换，它进入市场的动力就会被削弱。

►第三，识别真正危险的新技术。最值得警惕的，未必是今天声量最大的技术，而是那些正在持续进步、但还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颠覆并不总是因为大公司愚蠢、傲慢或反应迟缓。哪怕双方都是理性的，颠覆仍然可能发生。

因为在真实竞争中，每一方都在根据对方可能的行动调整自己的选择。但重要的是，新进入者要判断何时进入，在位企业要判断何时反击。谁看错了节奏，谁就可能失去主动权。

企业面对新技术时，做不做、做什么很重要，什么时候做，也同样关键。

面对颠覆性创新，真正的战略勇气不是所谓的‘All In’或者‘敢为天下后’，而是在于企业是否精准把握住了技术、市场和竞争对手之间的节奏。

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给正在面对技术变革的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可信任的理论框架。

朱阳

长江商学院运营管理教授

朱阳教授简介

朱阳博士是长江商学院运营管理教授。在加入长江商学院之前，他是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数据科学和运营系的终身正教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于佛罗里达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工业与系统工程博士学位，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业工程与运筹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朱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合同理论、机制设计、博弈论和优化等方向，论文已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nagement Science、Operations Research、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等多个顶级学术期刊上。他同时担任多本国际期刊的副主编。

长江商学院自创立之初即确立“学术研究立校”“教授治学”等机制，吸引了一批在国际管理学界享有声誉的学者全职加入。学院构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学术支持体系与科研生态，助力教授持续开展高水平、引领性的研究，不断产出世界级的研究成果，获得全球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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