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舅肝癌晚期，医生让回家准备后事。谁知他碰见一个卖草药老头

二舅是腊月里被接回家的。医院的结论很干脆，肝癌晚期，扩散了，让"准备准备"。表姐在走廊里哭得蹲下去，表弟一脚踹在墙角的垃圾桶上，铁皮"哐"一声凹进去一块。二舅反倒最平静，自己慢慢换上那件灰毛衣，把病号服叠好放在床头，说："走吧，家里暖和。"

回家的日子过得黏稠又缓慢。亲戚们轮着来看，话都说得小心翼翼，像踩在薄冰上。二舅大多数时候躺在堂屋的躺椅上晒太阳，瘦得颧骨支棱着，皮肤黄得像旧宣纸。他不怎么喊疼，只是胃口越来越差，母亲炖的鸡汤端过去，喝两口就摇头。

腊月二十三那天，二舅忽然说要出去走走。那几天他精神好了些，能吃半碗粥，还能扶着墙走几步。表姐拗不过，给他裹了厚厚的羽绒服，搀着他慢慢挪到街上。南街口有个自发的小市场，卖菜的、卖年货的挤成一团，热气腾腾的。二舅站在人群里，深深吸了口气，说："还是外头有活气。"

就是这个当口，碰见了那个卖草药的老头。

老头在街角摆了个地摊，一块蓝布上摊着些树皮草根，旁边立块纸板，写着"祖传秘方，专治疑难"八个字。字是用毛笔写的，歪歪扭扭，倒有几分古意。二舅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两眼。那老头六十多岁，干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正低头剥一个橘子。抬头看见二舅，也不招呼，只是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忽然说："你这病，医院没辙了吧？"

表姐当时就恼了，要拉二舅走。二舅却没动，反而慢慢蹲下去，问："你看得出我什么病？"

老头把橘子皮扔在地上，擦了擦手，说："肝上的毛病，晚期了。"他指了指二舅的眼白，"这儿黄了，掌心也黄了，身上没力气，吃不下东西，夜里头疼得睡不着。"二舅愣了一下——他没说夜里疼的事，连表姐都不知道。他每晚都硬撑着，怕家里人担心。

老头从蓝布底下摸出一个小布袋，解开系绳，倒出几块黑乎乎的树根样的东西，放在手心掂了掂："这个，你拿回去煮水喝。一天一碗，喝完了再来找我。"二舅问多少钱。老头伸出五根手指："五十。"表姐要掏钱，老头摆摆手："头一回不收钱，喝出效果再说。"

回去的路上，表姐把那包东西扔了。二舅什么也没说。可那天晚上，他趁表姐去厨房，自己摸到楼下垃圾箱，把那小布袋又捡了回来。

第二天一早，二舅就自己煮了那黑乎乎的水。药汤是深褐色的，闻着有股苦味，还带着点土腥气。表姐看见了，气得直跺脚，要夺碗。二舅护着碗说："反正也没几天了，让我试试，行不？"表姐的手停在半空，慢慢放下来，转身走出了堂屋。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听见她在井台边哭，水龙头哗哗响着，哭声被水声盖住了大半。

说也奇怪，喝了三天，二舅夜里能睡踏实了。又喝了五天，他能吃下一整碗面了。腊月二十九那天，他居然自己走到院子里，摸着那棵老枣树站了好一会儿。表姐偷偷跟我说："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我嘴上说别瞎想，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过年那天，二舅精神格外好。我们围在一起包饺子，他坐在旁边看着，忽然说要自己包两个。那双手肿得厉害，手指关节粗大，捏饺皮时抖得厉害，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趴在案板上像睡着了的小耗子。母亲眼圈红了，别过头去假装找擀面杖。二舅自己倒笑了："难看是难看，煮熟了都一样。"

初三我又去南街找那老头。他还在老地方，蹲在墙根晒太阳，身边多了个炭火炉子，上面煨着一把陶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看见我来，他往旁边挪了挪，让出半块台阶让我坐。我把二舅的情况说了，他听着，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忽然说："我没跟你们说，他这药里头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身上的。"

我愣住了。

老头把陶壶端下来，用一根草棍拨了拨炭火，火苗蹿起来，映着他那张沟沟壑壑的脸。"我头一回见他，就知道他身上有样东西没放下。放不下的事，就是毒。我这药引子，就是让他把那件事说出来。"

他看了我一眼："你去问问他，是不是还记着三十年前那个兄弟。"

三十年前的事我知道一些。二舅有个弟弟，也就是我亲舅舅，那年冬天去河里砸冰捞鱼，掉进冰窟窿没上来。二舅当时就在岸上，不会水，疯了一样往村里跑喊人，等大人赶来，人已经没了。这事二舅从没提过，但每逢过年，他总要去河边坐一坐。母亲说，那之后二舅就落下个毛病，天一冷胃就疼。

我回到家，二舅还在院子里晒太阳。我搬了把凳子坐他旁边，剥了个橘子给他。他接过去，一瓣一瓣慢慢吃。阳光很好，照在他黄瘦的脸上，竟透出一点红润来。

"舅，"我说，"那个卖药的老人家让我问你，三十年前的事，你是不是一直搁在心里？"

二舅捏着橘瓣的手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那年我十五，你舅舅十三。他说想吃鱼，我说河冰结实了，去吧。我在岸上看着，他走到河中间，冰咔嚓裂了……我跑回去喊人，跑得鞋都掉了，等回来，就剩一个冰窟窿。"

他说得很慢，声音发颤。"我总想，要是那天我不说冰结实了，要是我也会水……"

"舅，"我打断他，"那年你才十五。"

他没说话。过了很久，他轻轻"嗯"了一声。那声"嗯"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轻轻的，却荡开了一圈又一圈。

那天晚上，二舅吃了两碗粥。第二天早上，他让表姐扶着，又去了南街。老头还在那儿，看见他们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三粒黑药丸递给二舅："这个，一天一粒。吃完就行了。"

二舅问："多少钱？"

老头说："上次那五十，加上这回三十，共八十。"表姐赶紧掏钱。老头收了，又从兜里摸出两颗橘子糖，塞给表姐："给你爹含着的，甜的。"

立春那天，二舅把那三粒药丸吃完了。他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虽然还是瘦，但能自己在院子里慢慢走几圈了。母亲悄悄说，前几天带二舅去复查，医生看了片子直摇头，说不可思议，肿瘤居然没再长大，还有缩小的迹象。表姐当场哭了，这回是笑着哭的。

后来我们又去找那老头，南街口却空了。旁边卖菜的大婶说，老头腊月二十八就走了，说是要去南方。"他每年都来这儿摆一阵摊，摆完了就走，明年还不知道来不来呢。"

二舅听了，只是笑了笑。他扶着老枣树站了会儿，说："来不来的，都行。"

如今开春了，老枣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二舅每天早晨坐在树下，自己煮一壶水，里头放几片普通的老姜和红枣，慢慢喝。他不再找那个老头了，但他的话比以前多了，会跟表姐讲年轻时的事，讲我舅舅小时候怎么淘气，怎么扒了他的棉袄去换弹弓。

有时候我想，那个老头到底是不是个江湖骗子，那包黑乎乎的树根到底是什么，那三粒药丸里又藏着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天在南街口，他蹲下来，看着二舅的眼睛说了一句："你这病，医院没辙了吧？"然后他给了二舅一个念想，给了表姐一个台阶，让那些憋了三十年的冰，咔嚓一声裂开了缝。

水暖了，冰自然就化了。人心里头冻着的东西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