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把38个孩子送到国外后，他临终前劝诫他们不要支持中国，其中一位女儿如今名声极差！
1901年盛夏，北京城满目疮痍，鼓楼附近的断壁残垣提醒着人们：八国联军的炮火刚刚熄灭，皇城根下的满族王公却已隐约觉出旧日天恩不再。肃亲王府前的尘土中，三十五岁的爱新觉罗·善耆扶着残破的门洞，默默看着被焚后的砖瓦，他后来常说：“那一夜的火光，比任何一道圣旨都亮。”彼时的他还未料到，自己与家族的命运，即将沿着截然不同的轨道滑向深渊。
善耆并非庸碌之辈。早年随清军前锋部队出塞演武，骑射精熟，被光绪点为头等侍卫。不久他接掌京师护军统领，主理新式警政，勒令旗兵不得扰民，连衙门里的“灰色规矩”也被他一一削减。同行官员私下抱怨：“王爷管得太细，咱哪还有油水？”可慈禧的天平总倾向于稳妥，改革之火在老臣冷水中打着旋，善耆终被排挤出局，两度革职，心灰意冷。
宫廷斗争未停，国际压力却骤增。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把目光钉死在东北，关东军参谋川岛浪速频繁进出北京。1912年宣统逊位，国号改换，善耆在失去了“旗人优待”的遮蔽后，迅速从帝国支柱变成无所依凭的过客。川岛浪速递上橄榄枝：“王爷若念旧朝宗社，东瀛愿助一臂之力。”善耆沉吟片刻，回了一句，“只要能够重见龙旗，我不惜一切。”两人以兄弟相称，自此结下难解之缘。
为了铺路复辟，他干了一件旁人难以想象的事——把全部十八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分批送往海外，十四岁以下的多被送至日本长野、东京学馆，其余则散落欧美东南亚。“记住，出门之前，别把自己当中国人。”临行前的小厅里，他对孩子们低声嘱咐。十三岁的显玗睁着黑亮的眼睛反问：“那我到底是谁？”善耆沉默良久，只抬手抚了抚女儿的肩。
显玗到了松本市后，被川岛浪速过继，改名“川岛芳子”。她顶着短发、穿着骑装，在兵营里打靶、学爆破，行事比男子还狠。有人劝她，“归家吧，民族不同，立场终会撕裂。”芳子冷笑：“家？我的家在马背上。”九一八前夜，她用一口流利的关东腔给爸爸拍去电报——“事成可望”。不久，伪满洲国在长春挂牌，善耆的复辟梦似乎近在眼前，却已不再属于他本人；1922年旅顺的冬天，他因肾病弥留，身边只剩两名旧仆。临终前，他反复呢喃：“不可效力中土，不可忘记皇统。”一句话说了三遍，声音越来越轻。
有意思的是，善耆的三十七名子女并未都听从父命。两个儿子流落欧洲，投身商海；一位女儿战后回到北平，在辅仁大学教外语；另有一位幼子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阵亡于松花江畔，这段经历却被家族讳莫如深。命运在他们身上撕开了不同裂口，谁也无法缝合。
1945年10月，日军宣布投降。川岛芳子在北京落网时，身着男装，腰佩手枪。宪兵盘问她的籍贯，她答：“我是大清的格格，也是大和的军人。”1948年春，她被押往第一监狱刑场。行刑前，狱卒问：“可有遗言？”芳子只回一句：“替父亲完成心愿的人，终不是我。”话音未落，枪声划破晨雾，她倒在冰冷的土壤上，年仅41岁。
善耆的名字，今日只在史册脚注中偶尔闪现。当年的肃亲王府早化作市声喧腾的胡同，巡警在巷口执勤，行人匆匆无人留意墙角那块残碑。碑文已被风沙磨蚀，只能依稀辨认出“恭忠”二字。有人叹惋，也有人冷眼，可历史本无意评功罪，留下的只是时代洪流中一个家族被裹挟的声音，与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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