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专访｜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中国绿色技术惠及本国，也影响世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李德尚玉

“地球正朝着升温3摄氏度迈进，而非1.5摄氏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在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9个行星边界中可能已有7个被突破，气候、自然与健康危机的相互作用正损害全球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成果。

但白乐夫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仅惠及本国，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亚洲一些新兴经济体，绿色增长正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旧有的“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不可兼得”观念正在消退。他特别提到，在中国，绿色技术带来的增长已占到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这一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作为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还解读了该行2025年气候融资占比达70%的具体情况及其构成，介绍了亚投行首笔独立政策贷款中整合自然基础设施、碳市场和健康适应的创新实践。他认为，中国、欧盟和巴西共同发起的合规碳市场开放联盟可在多国发挥强大作用，亚投行愿发挥多边开发机构的优势，推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联盟”。

（海报设计：陈珊）

中国绿色成就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希望

《21世纪》：站在2026年年中观察，全球气候进程正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节点？最乐观的理由和最令人警惕的风险分别是什么？

白乐夫：我认为首先需要认识到，人类社会目前并未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实际上，我们即将突破1.5摄氏度的升温上限。2024年，我们已经略微超出了这一界限，2025年虽略有回落，但按照目前的轨迹，我们可能正朝着升温3摄氏度迈进，而非1.5摄氏度。这将对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最脆弱的群体，造成近乎灾难性的影响。

在更广泛的地球自然议程方面，物种正在快速消失。我们谈论的9个行星边界中，可能有7个已被突破，人类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综合来看，这是一幅相当严峻的图景。

不过，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这些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实施，不仅惠及本国，也对全世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最近走访了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看到将气候与可持续性相融合的新经济增长理念正在扎根。例如，我在印度看到可再生能源的引入以及政策层面非常显著的变化。许多国家正将绿色增长视为经济机遇，这是我们评估全球气候形势时必须把握的积极因素。

最令我担忧的风险则是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健康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这些危机是紧密相连的。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在健康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正受到空气污染、高温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挑战。

积极的一面，正如我所说，是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各国对将绿色增长纳入发展战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不可兼得的观念正在消退。绿色技术带来的机遇具有更大的溢出效应，在创新中处于更核心的位置，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在中国，绿色技术带来的增长已经占到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实现这种经济增长的巨大机遇。

《21世纪》：日前，中国、欧盟和巴西共同发起合规碳市场开放联盟（OCCM）。你如何理解这一平台的建设？还有哪些领域需要或已建成这种国家间合作平台？亚投行又能扮演什么角色？

白乐夫：我认为这是一项开创性努力，是一条非常值得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探索的路径。中国采取了非常明智的举措，即采用碳排放交易体系，从能源部门起步，计划在“十五五”期间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这一演变过程对其他国家有很多启示。欧洲和中国的经验可以结合起来，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看，这也是可取的——将中国的绿色技术经验，以及中国早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一些经验，与欧洲在该领域的重要技术和政策经验结合起来，在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可能会非常有效，有助于加速绿色增长进程、缩小与《巴黎协定》目标的差距。

我认为亚投行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参与这种合作，将不同的组成部分汇聚在一起。这可能包括中国技术、欧洲技术以及亚投行通过政策贷款带来的政策经验。亚投行作为一家以发展中国家成员为主体、同时获得发达国家广泛参与的多边机构，可以汇聚各方经验与优势，推动形成一个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自然的“意愿联盟”。

水循环保护与减碳目标并行

《21世纪》：亚投行2025年气候融资占比达到70%，占比较高的是哪些类型的项目？“气候导向政策性融资”（CPBF）和“自然基础设施”分别为气候融资发挥怎样的作用？

白乐夫：我们气候融资的目标是使这一占比超过50%。2025年达到了70%，其中约75%是主权项目，与政府等合作；约25%是非主权项目，融资对象包括私营部门、国有企业等。

若从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的维度看，约75%用于减缓，25%用于适应。

第三个区分是项目融资与政策融资，大约75%是项目融资，25%是政策融资。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将项目与政策支持结合起来，推动绿色议程。去年我们推出了这项政策融资的新工具，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开展了多项合作。

去年11月，我们与巴西完成了首笔独立政策贷款的发放，该贷款涵盖多个组成部分，体现了我们对气候政策的思考：既要动员私营部门，确保有本币融资可用于该领域投资，也要使其成为整体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即巴西的“生态转型计划”，还要与我们在可持续航空燃料领域推进的一些项目相结合。

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自然作为基础设施来整合。该框架涵盖了红树林保护的重要内容，在巴西重点关注红树林，同时也涉及行星健康。我们也关注公共卫生领域的碳足迹，努力使公共卫生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更强，降低其对气候波动的脆弱性，这对巴西这样的国家尤为重要。此外，还包括整合高温和空气污染监测数据的跨州早期预警系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议程，展示了多边开发银行如何为此做出贡献。

我们意识到，如果只做项目，而不去影响项目实施的条件，效果就不会那么显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政策融资，例如，若要推动碳市场交易，就必须同时致力于促进碳市场发展，确保其拥有坚实的法律框架。巴西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制定碳市场的法律框架。再比如可持续航空燃料，需要建立相关框架和标准，确保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基于相同的信息和相同的规则行事，然后在此框架下开展项目。

《21世纪》：你曾形容水循环是“全球恒温器”。在气候融资框架下，水循环保护与减碳目标之间存在怎样的协同与权衡？

白乐夫：多数情况下，水循环保护与减碳目标是相互促进的。自然资产在碳方面的作用，包括碳吸收、碳封存等，但其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还能生成水汽，维系全球水循环。比如，亚马孙雨林的水汽会经由跨越国界和大陆的“空中河流”输送至北美、欧洲、非洲，甚至有一部分抵达印度。全球还有多条类似的气流通道，这些通道既承担输水功能，也有助于降温。自然有两重作用，一是吸收碳，二是通过产生水汽来降低温度。

水对许多气候相关议题都至关重要，降温自然是其中之一。我们频繁讨论数据中心的冷却需求，这既耗电也耗水。展望该行业未来发展时，必须考虑这一点。一些水资源本就紧张的国家，未来可能难以获得足够水源来满足数据中心的冷却需求。总体而言，这些议程高度互补。

当然，目前我们担忧的许多水循环失衡问题，根源都在气候变化。以季风模式为例，印度拥有全球约18%的人口，却只有4%的水资源，其中约七成来自季风。季风在印度历来是个难题——降雨集中在极短时间内，且强度大，极难收集。我们常说的雨水收集，在季风条件下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如今受气候变化影响，预测“季风会不会来、何时来、落在哪里”变得更加棘手，即便想建设有助于集雨的基础设施，气候本身也在增加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双线并进，一边从核心层面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一边寻找增强水循环韧性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