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刘策成当年如何暗中保护毛泽东脱险，建国后写信求工作，主席为何亲自为恩师安排职位？
1937年秋，长沙街头人声鼎沸，日本飞机轰鸣压城。刘策成伏案写下一封万余言的奏疏，末尾一句是：“抗战无旁贷，速与共党合作。”信交到南京，石沉大海，他的仕途就此露出裂缝。
一夜之间，从湖南省警察厅长到“闲散待命”，不过一道冷冰冰的公文。许多人替他惋惜，他却淡淡一句：“山河危急，比乌纱要紧。”几个月后，他悄然回到省立师范的讲台。讲台上，他仍旧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随手画出一张秦汉疆域图，问台下学生：“若边关再失，史书该怎么写？”角落里，有青年抬头，目光炯炯——那正是曾被他在课堂上称为“真有好奇心”的毛泽东。
时间倒回到1915年前后。长沙新学潮方兴未艾，第一师范成为南中国最敢言的讲坛。刘策成不按课本念死板年表，他把春秋列国比作棋局，把大一统王朝比作大河改道，激得学生们连连追问。课后常有年轻人围着老师不散，“刘先生，若真要救国，读书够不够？”“书是米，得先吃饱；但上战场，也少不了一把菜刀。”刘策成半开玩笑，却把热血撒进了学生心里。
毛泽东对此人暗暗服气。一次图书馆关门，刘策成留下钥匙说：“书在这，人不在也行，别让它们蒙灰。”毛泽东就此夜读通宵，后来回忆“先生授我以治史眼，授我以为学胆”。友情从师生情里悄然生根。
刘策成的胆，外人见得更早。袁世凯称帝时，他在邵阳暗中储械，准备响应护国。密谋泄露，被捕禁入长沙司狱。临刑前一晚，蔡锷四处奔走，硬是把死刑改成十五年徒刑。出狱时，刘策成已鬓角微白，仍笑言：“命欠国家一用。”于是又做县长，又办教育，百姓送他“刘青天”匾额。
1923年，他调回长沙，出任省警察厅长。某夜，省长赵恒惕递来密令，要他即刻缉拿“赤化份子毛泽东”。刘策成瞥见名字，心头一紧。翌日，他把副官王建屏叫进房间，语气低沉：“去，通个风，让他三日内离城。”王愣住：“长官，若泄漏？”“担了。”结果众所周知——搜捕队扑了个空，毛泽东已沿湘江北上。半月后，刘策成被“调职”，但他从未后悔。
山河易色，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远在长沙的刘策成收音机贴耳，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不禁失神。数月后，他写信给北京，请求给自己一份能继续编书修史的职事。他知道，新政权对旧官僚多有审查，可他毕生所学，不愿荒废。
第一封信寄出后杳无音讯，他又写第二封，第三封。终于，1950年深秋，他收到了回信，只有寥寥数句：“先生学识，人所共仰。北平气候干燥，望早日成行，文史馆当以先生为重。”落款两字遒劲——“泽东”。
1951年5月，刘策成抵京。周恩来亲自批示：“聘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供养终身，专事古籍整理。”那一年他六十八岁，仍挑灯夜读，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手稿重誊三遍，校勘符号密密麻麻。据馆内年轻人回忆：“他眼神发亮，像刚进书院的学生。”
有意思的是，馆中偶遇田家英时，老人笑着调侃：“昔年逃课之事，主席可还记得？”田家英大笑：“主席自言，欠先生一顿课，现在补上可还来得及？”一句玩笑，打破了馆里沉闷气息。
1953年，历经排版曲折，《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终于付梓。首批样书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翻阅后批注：“考证谨严，可嘉。”这一页后来被保存于馆藏，字迹依稀，但足见尊重。
1957年9月，刘策成病逝于北京寓所，桌面摊着未完的《庄子外篇校释》。整理遗物时，人们在抽屉里发现那三封求职信的底稿，折痕深深，却无一句抱怨。同行唏嘘：“他一生换过多少身份？”有人答：“只认一个——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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