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卖菜工人李素文：曾任副委员长，经历坎坷跌宕后创业，最终为何选择月薪两百元成为劳模？
1993年初春的沈阳街头仍带着寒意，李素文却抱着一摞薄薄的样品床垫往商场里挤。她已经五十多岁，“副委员长”这四个字早被人淡忘，可创业的劲头却比年轻人还足。有人好奇：“李师傅，您干嘛亲自推销？”她笑答：“产品好不好，得让顾客先躺一躺。”一句大实话，把几十年官场浮沉甩在了身后。
追溯到更早的1950年代，河北来的姑娘还在沈阳南塔商店卖菜。三年困难时期，猪肉紧俏，她用豆腐渣调馅儿，把排队的老人哄得直乐。那时的商业网点缺人手、缺设备，更缺像她这样能吃苦又会说话的“活招牌”。省委商业厅调研时注意到这个瘦小营业员：账算得快，菜分得细，政治夜校从不缺课，一张推荐表由此写出。1963年，她带着一身寒酸的棉衣进了人民大会堂，成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台下坐着的是她曾服务过的普通顾客。
1969年，北京召开九大，“工农兵干部”成为热门词汇。李素文被推上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刚到钓鱼台报到，秘书递来外事手册，她一页页翻，连法语问候都念不准。周围人低声提醒：“出国别漏气。”她咬牙背下去，硬是磕磕绊绊完成了阿尔巴尼亚之行。回来后，她对身边同行悄声说：“语言差点出洋相，可老百姓服务一条心，这话人人都听得懂。”当年年底，她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年薪依旧按沈阳工人工资发，这反差成为坊间谈资。
高位并未带来安稳。1975年后，“批邓”“评法”风声骤紧。有人质疑她文化水平不够，更多人拿她的“卖菜员出身”做文章。有一次大会间隙，嘲讽声当面而来：“副委员长也分大米票？”她只回了一句：“岗位不同，肚子都得吃饭。”口气平和，却难挡漩涡。1976年秋，她被通知“回原单位劳动锻炼”——沈阳糖果厂包装车间。
换下呢子大衣，穿上蓝工装，她学着给软糖称重、封袋、装箱，常常一个班儿干到半夜。有人私下劝她：“受过副国级待遇，何苦再下车间？”她笑答：“手里要没活，心里才难受。”五年里，她把厂里滞销的水果硬糖改配方、调包装，销路直通广州、天津，工人称她“李师傅”。1981年前后，厂里把副厂长的牌子挂到她桌上，此时她的干部档案仍写着“原副委员长”。
改革开放的浪潮更汹涌。市场上保健产品热，她和几位退休工友凑了两万元，注册了小公司，主打磁疗床垫。第一次参展，样品摆在角落，无人问津，她干脆请人现场试躺，连做了三天演示，订单从零跳到上百张。盈利之后，她分给股东一半，把余下的投入北运河绿化项目。有人不解：“挣钱不花，种树图啥？”她回答：“年轻时吃国家饭，如今还点债。”
1998年，劳模政策调整，沈阳市总工会把每月200元劳模补贴送到她手上，她却把钱原封不动地捐回：“给河边护林员添件棉大衣。”护林员憨笑：“李大姐，您自己也得日子过啊！”她摆摆手：“树活一方人，活到哪儿算哪儿。”
晚年体检显示心脏不稳，医生让她少劳累。她嘴上答应，仍坚持每周去河边巡一次。曾有记者想给她做深度专访，她婉拒，只留下简单一句：“我就是一名营业员，岗位换了几回，劳动这仨字没变。”春去秋来，河堤上的树苗长成了绿荫，人们偶尔还能看见那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推着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修剪枝条用的小镰刀。
李素文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尾声。一张卖菜秤、一摞外事手册、一把糖果铲，见证了她在不同身份间来回穿梭。角色可以升降，劳动的底色却始终没有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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