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62年去新疆渔场支边，与女卫生员暗生情愫却未能走一起

我是武汉人，至今还依稀记着1962年那个秋天，风是干的，云是高的，一列绿皮火车载着我们这群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一路向西，驶向遥远的新疆。当时的我只有二十一岁，胸中揣着建设边疆的热血，也藏着对未知土地的忐忑。火车哐当哐当地碾过铁轨，离家越来越远，故乡的青山绿水渐渐被苍茫的戈壁取代，黄沙漫卷，天地辽阔得让人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新疆一处偏远的国营渔场，远离城镇，人烟稀少，唯有茫茫湖水与戈壁相伴，而我从未想到，这段艰苦的支边岁月里，会遇见一位女卫生员，留下一段萦绕半生、未曾圆满的情愫，至今想起，依旧感慨万千，又带着淡淡的怅然。

出发那年还是夏天，村里广播传来《咱们新疆好地方》的歌。当时，我二姨是妇女队队长，她不时到公社、区里、大队去开会，听上级讲述支边精神，而且回去之后必须转达。日复一日，她自己竟然带头报了名，再三考虑，我决定跟随她一起去，于是向学校领导说明了我的意愿。路线是这样的：武汉市——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乌鲁木齐市——福海地方渔场，这条路线在如今看起来也是万里长征。我们那里是只要愿意就能走，给每个支边青年发衣服、棉被、两斤炒面。沿路都是夹道欢迎，吃住提前都安排好，该上火车上火车，该上汽车上汽车。路上都是拉的大红色的横幅“热烈欢迎支边青年”，到一个地方休息，路边都是敲锣打鼓的。至今我还记着那个有意思的场景：我们那批是从武汉坐上了闷罐车，门口一个尿桶，车轰隆轰隆，尿桶晃荡晃荡。

刚来新疆的时候，我根本受不了这边的气候。那时候我冷的时候就穿皮大衣，像我们这种家属只能自己买，只有渔场的工人才发。刚来的时候都是风、雪，好多人哭着吵着要回家，但是走不了啊，领导不让走，遇到这种天气不出门就好了。

在老家的时候，从未见过12级大风，也没见过能将路上的石子刮起来的大风。可是到了渔场之后，大风天气变成常态，在没有天气预报、收音机的年代，对我们来说划船打鱼遇到这些恶劣的天气是件要命的事情。渔民们最怕的就是西北风，风掀起最大的浪至少有三四米高，如果打鱼的时候水面上突然起了大风，船就必须顶住浪赶紧往岸边靠。

日常生活是真的苦，在物资匮乏紧张的年代，所有的物资都是定量，农产品凭票供应，每家有几口人都有记录，按人数分配。我们那时候有粮票、布票、菜票、肉票。渔场的猪肉羊肉是从乌鲁木齐统一购买的，之后再由场部统一定量再卖给各家各户。农业队专门种菜，有一个大菜园子，专门供应全场人吃菜。当时接通知，星期几卖菜了，我们提上篮子就去买菜。那时候东西便宜的很，你去交钱拿走就行了。没鱼吃那就可怜了，粮食不够吃就饿肚子，那时候就吃南瓜、洋芋。家里面买南瓜、洋芋都是上吨买，一入冬就赶紧屯起来。我们下面有公社，公社专门种这些东西，我们买就行了。

当时全国处于“困难时期”，但是渔场没有发生一起因饥饿而失去生命的事情，这都得益于“小白条”这种新疆渔场特有的鱼。很多人吃不饱饭便把小白条当饭吃，鱼不刮鳞、不破肚，用盐腌制一晚，然后放在铁盘子上用柴火烤熟即食或者用明火蒸了食用。小白条的数量可以用“充斥水库”来形容，水有多深，鱼有多厚。夏天用手一捧，手里就是几条小白条；冬天在冰面上打一个小窟窿，窟窿里全是小白条。春天玉米、小麦灌水期，地里满是小白鱼，多到腿都迈不开，大一点的小白条只要六、七条就能有一公斤重。那时候鱼太多，就有人把鱼用来喂鸡、鸭和猪等，动物们吃了长得速度非常快，但是这样的后果是动物肉质不佳。即使是现在，当地人谈论起当年渔场小白条的数量之多，还是非常自豪。

艰苦的环境，让不少刚来时的一腔热血慢慢冷却，思乡之苦开始如影随形。白天热火朝天干活时还好，一到夜晚，土坯房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呼啦啦的风声，大家躺在通铺上，要么沉默不语，要么低声聊着家乡的爹娘、家乡的饭菜，说着说着，就有人开始忍不住啜泣。我也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总会想起老家的院落，想起母亲做的各种好吃的，心里酸酸的，却只能咬着牙坚持，既然来了，就不能当逃兵。也就是在这样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遇见了她——渔场的卫生员林小丽。

小丽比我小两岁，是从浙江来的支边青年，长得清清秀秀，一双善解人意的大眼睛，皮肤是边疆阳光晒出的健康麦色，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说话柔声细语，让人觉得格外亲切。渔场条件有限，没有正规的卫生院，只有一间破旧卫生室，摆着一张桌子、一个药柜，几张简易的病床，小丽就守在这里，负责渔场员工的卫生健康。

我们捕捞队常年在湖上作业，风吹日晒，受伤生病是家常便饭。要么是捕鱼时被渔网划破手，要么是中暑、感冒，或是关节被寒风吹得酸痛，我便成了卫生室的常客。第一次见小丽，是我下湖时不小心被锋利的石壁划破了小腿，伤口不深，却流了不少血，队友扶着我一瘸一拐地去卫生室。推开门，就看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的小丽，正低头整理药瓶，听见动静，她连忙起身，声音温柔地说：“快坐下，我来给你包扎。”

她的动作轻柔又熟练，先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再小心翼翼地涂上红药水，用纱布包扎好，全程没有一点不耐烦。包扎完，她还叮嘱我：“最近别下湖碰水，按时来换药，不然容易发炎。”我看着她专注的神情，心里莫名一暖，在这陌生的边疆，第一次感受到了如同家人般的关怀。我讷讷地道谢，她只是笑着摇头，说：“都是支边的同志，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我便常常能见到小丽。不光是我，渔场的职工们但凡有个腰酸背痛，都会去找她，小丽从来都是热情相待，从不厚此薄彼。渔场偏远，买药是真的难，她就把有限的药品精打细算，留给最需要的人；有的老职工关节痛，她就学着做热敷，耐心按摩；有年轻同志想家哭了，她就坐在旁边轻声安慰，像个心理医生。

慢慢地，我心里对小丽生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愫。不能完全算是那种单纯的男女感情，而是在艰苦岁月里，悄然滋生的依赖与心动。我开始盼着去卫生室，哪怕只是打了个喷嚏就不自觉的要去卫生室，只要能见到她，和她聊几句，心里就美滋滋。我知道自己家境普通，又是个普通的捕捞工，而小丽是卫生员，有文化，人又好，心里便有些自卑，不敢表露半分，只能把这份心意滴水不漏的藏在心里。

有时候运气好，后来组织上特地让我和她组成一队，周末的时候去外面荒山野岭拾柴，这个活不难，还能通过结伴而行增加彼此的感情。当时渔场周围全是戈壁。戈壁里生长着红柳、芨芨草、铃铛刺、杨柳、沙枣树、柳树等植被，生活着野猪、野狼、野兔、黄鼠狼、狐狸、黄羊等动物。靠近河坝的地方长着高高的芦苇，湖里有小岛，生活着水鸭子、尖嘴子、红嘴鸭、海鸥、雁以及少量的天鹅等，俨然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支边青年们在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早在支边青年们到达渔场之前，一些生产的基础设施就已完成。

对他们而言“吃”不是问题，食堂能够解决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可是“怎么吃得下去”却成了难题。在家乡时他们经常吃不饱，困难时期只能以榆树皮、野菜为食，条件稍微好些的时候也有大米和豌豆。江苏、安徽、湖北这三个地区常年是以“米”为主食，可到了渔场之后，馍馍、糊糊成了主食。困难时期当地人种植过高粱，但对于这些支边青年来说高粱面更难吃。1962年至1963年，地里种的麦子不慎掺杂着苦豆子，致使磨出来的面粉都是苦的，只有把糖萝卜拌在面粉里才能勉强食用。我至今还能清楚的记得初到渔场食用“苦豆子面”的感受。

我开始悄悄为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渔场的柴火要自己去戈壁滩砍，小丽一个女孩子，力气小，我就经常让她休息，独自帮她砍好柴火，捆得整整齐齐，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小丽聪慧，自然能察觉到我的心意。她没有点破，只是对我越发温和。有时我去换药，她会悄悄塞给我一块珍藏的水果糖；有时我在卫生室门口徘徊，她会主动叫我进去，给我倒一杯热水，和我聊几句家乡的事。她告诉我，她家里条件其实不错有爹娘和弟弟，出来支边，就纯粹是报效祖国而见见外面世界，。我也跟她讲老家的故事，讲田里的庄稼，讲老家有趣的事情，两个人在小小的卫生室有聊不完的话题，窗外是飞沙走石的戈壁滩，屋内却温暖安静，时光都变得温柔起来。

可命运终究没有给我们圆满的机会。六五年的春天，渔场接到通知，一批支边青年可以返乡安置，名额有限，其中就有小丽。原来，小丽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具体什么事情她不肯说，只知道家里多次写信催她回去，组织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批准了她的返乡申请。

多年后，我曾托当年的渔场老同事打听小丽的消息，得知她回老家后，照顾母亲终老，也成了家，日子过得安稳平淡。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总算坦然下来，又有一丝淡淡的失落。释然的是她一生平安，失落的是，我们终究是两条平行线，再也没有交集。

如今，我已是满头白发，腿脚不便的老人，每天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往事历历在目。六二年的绿皮火车，新疆的戈壁湖水，土坯房里的卫生室，温柔的女卫生员，那段在艰苦岁月里暗生的情愫，像一部老旧的黑白电影，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没有像小说里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只有一段青涩、纯粹、未曾说出口的喜欢，一段遗憾却又温暖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