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6年深冬，北京的西直门外寒风凛冽，早班公交车里一位年轻女子拎着搪瓷饭盒和换洗工作服，她就是29岁的刘素琦。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位看似柔弱的农村姑娘，将在之后三十多年里成为首都殡仪战线的“一面旗”，更不会想到她离世时会惊动中央领导专程前来送别。故事由这趟清晨的车程开始。
刘素琦出生于河北阜平，家境平寒。父亲早逝，母亲拉扯几个孩子艰难过活，缺水少粮的山村让她从小练就了极强的吃苦劲儿。1954年，她随支援首都建设的队伍来到北京，在市民政局下属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做勤杂工。两年后，单位出现用工荒：火化班的男工因酗酒闹事被调走，停尸间尸体越囤越多。招聘启事贴出去一周无人问津——“烧死人”在当时乃是不祥之职，连许多闲散劳力都摇头避让。
人手告急，科室碰头会上一片默然。刘素琦听完，心里掠过一句话：“总得有人干。”会后，她主动找到领导，请求调入火化班。领导愣住：“你是女同志，能行吗？”刘素琦递上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纸：“我能行，请批准。”丈夫冯兰明那晚回家听她说起，也只皱皱眉：“要做就做，别半途而废。”寥寥一句，竟成了最坚实的支持。
真正上岗才知艰辛。那时火化炉全靠人工操作，没有自动传送带，抬尸、点火、捣灰，每一道都得靠人手。白天烟尘扑面，夜里炉膛赤红，站得近了，眉毛都能烤卷。头三天，刘素琦每下班一次，就跑到水房冲凉，身上仿佛浸满焦油味；头三周，她几乎夜夜惊醒，梦见残肢碎骨在眼前翻滚。可她不肯退，一有空就摸黑去停尸房“练胆”，边走边念叨：“人死为大，得有人送他们最后一程。”渐渐地，她能与冰冷的遗体平静相对，动作麻利而温和。
更难的是夏季高温。火化炉常年八百摄氏度，四台一同运转时，车间热浪蒸腾，墙壁上能蒸出水汽。刘素琦穿着厚重白褂，豆大汗珠顺着鬓角直淌，手套湿透了就拧干再戴。1980年7月，她一个班要送进炉内98具遗体，夜里12点才拖着酸胀的双腿下班。楼外月亮惨白，她仍得回家洗净工作服上的异味，以免吓着正在长身体的儿女。
外界的讥笑如乌云一路相随。“老冯都当处级干部了，她却跟死人打交道”“一个女人守着炉子，图什么？”议论声传到家里，孩子也埋怨：“妈，能不能换个工作？同学总问我你干啥，我不好意思说。”刘素琦沉吟良久，只说了一句：“等你们长大就明白，世上有些活计总要有人扛。”自此，她把埋怨压在心底，把耐心留给了孩子，把责任带进了炉前。
时间来到1986年11月11日，京承公路一场大雾引发连环车祸，31人丧生。晚上9点，满载遇难者遗体的救护车驶入八宝山。应急通知一下达，刘素琦二话没说套上工作服，从家中小跑进车间。那一夜，她和同事连轴转12小时，硬是抢在天亮前完成全部火化，保证了第二天善后程序顺利开启。此后多年的统计表明，她个人累计火化遗体近三万具，无一差错，被同行称作“定心丸”。
荣誉随之而来。首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北京十大新闻人物”…… 她一次次站上鲜花与掌声的舞台，却始终坚持坐公交上下班，坚持值夜班。有人劝她：“你爱人现在是北京市委副局长，该享享清福了。”她莞尔：“在岗位就是责任，舍谁都不能少了我。”
遗憾的是，1990年2月5日清晨，她骑车上班途中遭遇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年仅63岁。噩耗传出，八宝山火化车间一片泪声。“她刚教会我们最新的骨灰分拣手法啊！”徒弟何静哭着说。2月15日，追悼大厅外雪未化尽，花圈层层叠叠，前来吊唁的行列在寒风中排到公墓大门。田纪云副总理步入灵堂，面对覆盖着白菊的灵柩深深鞠躬，低声道：“她是人民的好战士。”这一鞠，给了基层殡葬人前所未有的肯定。
同事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布包：几件发白的工作服、一副旧手套、一叠火化记录表，还有一本《可爱的中国》。扉页写着她的字：“工作虽屑小，事事关生死；人心若无畏，薪火可相传。”字迹遒劲，似乎仍带余温。领导当场决定，将她的事迹在全市民政系统宣传，让更多人明白什么叫“将平凡做到极致”。
刘素琦的人生并无惊天动地的豪言壮举，却以一次次推炉、一次次抬棺，将陌生人的人生终点安稳托付。她用双手与烟火，搭起生者与亡者之间最后的桥梁。三十余载，烈焰如旧，她的背影却早已刻进同行的记忆。有人说她傻，甘心在暗处燃尽自己；也有人说，她懂得生命最后的尊严，从不在乎他人目光。或许，答案就在那本被灰烬熏黄的《可爱的中国》里：——“人的价值，在于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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