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妈妈的精心守护

文丨周立胜

母亲节前夕，我们同年入伍的战友为了庆贺参军“纪念日”，在手机微信中发起了展示参军前后“纪念物”的活动。当看到战友们展示的一个个带有当年色彩的“老物件”，讲述着各种物件产生的背景和故事，不仅让我们感到稀奇宝贵、亲切纯朴，也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当年那个峥嵘的青春岁月。通过交流，大家找到了过往相同的年代、不同的痕迹，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模样”，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轨迹和个人成长的过程，进而激起了大家满满的幸福感、自豪感……

对这次“历史物件”的展示，我们虽然没有进行评比，但大家一致反映我所展示的物件，既多又全，许多人表示羡慕和惊奇。本来我有的东西，其他战友也应该都有。可是，如今他们却拿不出来了，是损坏？是丢失？许多人也说不清原因，不免有些伤感和失落。不少战友问我是怎样把这些物品保存下来的？我实话告诉他们：这都归功于我妈妈的精心守护。随后，我就将展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几张照片和几件物品，向他们做了如下介绍：

先从《毕业证书》说起吧！（见照片1）我们建国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小学应该说都完整地读过，而初中和高中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大部分人没有完整读过，而大学教育基本上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自学考试、少数人是通过被选送作为“工农兵学员”入校深造实现的。在轻视教育的年代，《毕业证书》也自然不被重视。我本人虽然读过小学、初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记得还有《毕业证书》这个东西了。是我当兵后的一次探家时，妈妈把替我保存下来的小学和初中两个《毕业证书》拿给我看，我当时还觉得很惊奇。仔细想来，妈妈没读过一天书，一个大字不识，所以她对读书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十分强烈。因此，她拿到了我的这两个“文凭”后，如获至宝，细心珍藏。小学《毕业证书》是“文革”前发的，因为没有人认为它有什么价值，所以遗忘、丢弃也司空见惯，有的人家还把它当成了“花纸”裱在了墙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毕业证书》也就作废了。初中《毕业证书》在我1968年毕业时，还没发下来，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阶段，我们由于闹“革命”，初中的文化课并没有全部学完，因此所有的学生毕业都没有领到《毕业证书》。我于1969年12月参军入伍，待学校开始补发《毕业证书》时，我还在部队，也不知道此事，是我姐姐代替我领取交给妈妈的。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部队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加大了文化知识教育的力度，进行了普及高中和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教育，同时，引导人们通过自学考试的方式，取得高等学历文凭。因为有了初中《毕业证书》，我就可以在部队通过参加高中补习班，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尔后再通过参加地方院校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学历和大学本科的文凭（见照片2）。回想起来，正是妈妈对我的中、小学文凭的精心保管，我才知道自己在学历教育上没有“断档”，也才保持了教育的连续性，形成了完整的“教育链”。若不是妈妈将其保管完好，我的中、小学读书经历将无法查证，因为我读书时的中、小学，后来人员、地址和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查找学籍将是很困难的事儿。

再说照相。我在参军前共照过5次相，却只有一次是单人照，其余的都是合影。在那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对照相还有些稀奇神秘的农村，我算是比同龄人照相比较多得啦！这当然也是因为外界给了我特殊的机会促成的。每次照相也是有原因、有故事、有意义的。但是，无论是单独照，还是合影，那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对一代人青春、信仰、向往和追求的记录。为了让今天的人能够看得懂，我也必须对此一一做出解释。

第一次照相，是1966年6月我14岁时，照得是“证明照”（见照片3）。这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因为需要一寸标准照办理学生证、红卫兵证，进行革命“大串联”，于是，我诚惶诚恐地和同学们走进了青堆镇唯一的小照相馆。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会相信，那时因为经济和文化落后，农村人很少有人照过相，照相的门店也很少，庄河县（现改为市）东片若干个公社（现为乡镇），只有古老的青堆子镇有个小照相馆。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村青年，也只有在订婚或结婚时，才有可能到镇照相馆照个订婚或结婚照，除此之外，再基本上没有照相的机会。我读初中虽然学校在镇上，但也从来没照过相，光听家住镇上的同学们说，照相千万不能“眨巴”眼睛，一“眨巴”眼睛，眼睛就瞎了。开始也没人能说清楚是闪光灯刺激得看不见东西眼睛短时间“瞎”了，还是照片上的眼睛瞎了？还有的说，照相闪光灯那个辐射可厉害了，大量杀伤白血球是损害健康的，这使我感觉照相还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但是没有办法，为了不影响参加红卫兵串联，只得向妈妈要了3角3分钱去照相。我第一次照相的三张照片，除了用于《学生证》和《红卫兵证》外，剩下一张正好粘贴在了初中《毕业证书》上。

第二次照相是1968年11月13日，照得是“毕业照”（见照片4）。毕业时，我们庄河第二中学领导很重视这次学生毕业离校工作，因为“老三届”的学生虽然读书时间不长，但在校的时间却很长，最长的竟达五、六年，而且现在三个年级“一刀切”，一起毕业离校。所以，他们请来青堆镇照相馆的师傅，给全校所有高中、初中的班级拍毕业照。同学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展现了那时特有的风貌，也给毕业照留下深深的痕迹。请看：我们班级全体同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合影留念，大家一致要求照片要写上“永远忠于毛主席”，因为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当时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全国处于战备阶段，学校也在进驻的“军宣队”（全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组织下，开展了以“三打”“三防”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活动；在组织形式上，也实行了军事化编制，我们班按部队建制被编为三连一排（即：三年一班），全体同学此刻便成为了“全体战士”；本来我们班级有60名学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有10余名同学没有参加军训；参加合影除了班级的44名同学和班主任老师外，还有驻校指导教育革命的“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这可谓是一张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毕业合影。

第三次照相是1968年12月底，照得是“拜师照”（见照片5）。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还在深入进行，高中和大学不招生了，工厂企业也不招工，我们的读高中、考大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家住城镇的学生，毕业后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有组织地到农村插队劳动，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也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所在生产队当社员，并加入民兵组织，成为基干民兵。在一次参加公社武装部组织的快速集结动员大会后，我被本队民兵排的几个哥哥们拉去合影。他们都是“老社员”，虽然没有我读书多，但都是生产队的顶梁柱，也是民兵排的骨干分子，他们愿意做我的师傅，我也愿意做他们的徒弟，也立志像他们一样扎根农村一辈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力量。因此，这也成为了我回乡后的“拜师照”。

第四次照相是1969年4月上旬，照得是“分别照”（见照片6）。我毕业回乡后，只在农村干了一个多月的农活，便赶上青堆子人民公社根据“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需要，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从各生产大队抽人，与“军宣队”混合编组，一起深入农村各大、小队，开展“斗、批、改”（斗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改造后进队）运动。参加人员的条件是：家庭出身贫农、个人表现进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等条件，我被选中了。当我们这个在幸福大队工作的“贫宣队”完成了阶段性的工作任务并受到公社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表扬后，我们将分别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在老队员隋厚德（某生产队政治队长）的提议下，我与他一起照了张“庆胜利，迎‘九大’”的分别合影留念。“庆胜利”是指庆祝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庆祝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迎‘九大’”是指迎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共同前进”是我们的誓言，因此，被标注在我们的合影上。

第五次照相是1969年11月16日，照得是“欢送照”（见照片7）。我在参加公社“贫宣队”工作尚未结束，我家所在德增大队经过“斗、批、改”运动后，调整了大队领导班子，在举国战备的形势下，我们大队根据上级要求，在民兵连的建制上，选拔优秀民兵成立了一个快速反应武装机动排（由孔家、德增、团结、藏家炉四个大队为一个独立连，每个大队组建一个排），我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兼快速反应武装机动排排长。快速反应机动连，是随时准备拉出去补充现役部队、配合现役部队或单独遂行战斗任务的一支武装，虽称为排，但人数达120人。当年5月，我从公社“贫宣队”撤回来后，就参与了组建工作，还参加了专门训练。随后，我们的民兵连就被派出到高岭公社一个叫转角楼的深山沟修水库了。到10月份，修水库换班到其它大队民兵连，我便被公社武装部抽调到公社征兵办公室帮助工作。因为当年两次征兵，我们公社征集得数额多、任务重，抽调我参与宣传和政审工作。正是因为这次帮忙，我才有了参军入伍的机会。在送走了两批入伍的新兵后，经本人强烈要求，我也被批准参军，到旅大军分区服役，终于实现了我多年来要当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愿望。11月16日，公社征兵办公室全体同志欢送我应征入伍并合影留念。实话说，我如果没有在公社征兵办公室帮助工作的经历，当兵对我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儿，因为按照当时我们家乡的“土政策”，我确实还不符合当兵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算是个“后门兵”吧！需要说明的是：从我当兵前所穿的服装就可以看出，崇尚英雄、向往军营是当年我的最高理想和追求，那时我得不到正规的军装穿、军帽戴，便让妈妈买来草绿色布料，制作成军装、军帽，这既是以“衣帽寄志”，也是学军的开始，那时我所崇拜的偶像就是：雷锋、王杰、张思德。

我参军后的头两年，尽管老爹老妈要求我要常给家里写信、多寄照片，但由于条件所限，我也只照过三次像（见照片8）：第一次是1970年元旦，在军分区新兵连集训休息时，在大连的照相馆照了张穿军装后的第一张照片寄给家里，这是为了让爹、妈和亲人看到我穿军装后的模样。说起来可笑，因为从来没有大衣穿，发了个军大衣美得不得了，照相也非得穿上。参加新兵训练完后，我就被分配到由外长山列岛组成的国防前哨——长海县，在县武装部下属的一个中队当战士（这支部队现已改为武警）。海岛县的经济文化格外落后，唯有一个小照相馆，两名员工的家还在大陆；岛上没有长电，城镇居民照明用电，是发电所定时发电、停电的，也没有自来水，这都使照相受到了限制。所以，我上岛一年没照过像。第二次照相是1971年初，我受部队指派下岛到大连执行任务，在等船上岛的空闲时间，照了一张彩色照片，作为被评为“五好战士”向爹、妈报喜的照片寄回家中。这张照片全家人非常喜欢，他们说反复看了无数遍，仍爱不释手。我知道这不仅因为彩色照片当时还比较稀缺，更因为它蕴含着“五好战士”的荣誉，因而照片的“含金量”、“观赏量”倍增。第三次是1971年4月，我被选调空军飞行学员合格后，需要拍照一张黑白免冠照片，张贴到飞行学员表上。那时对这次照相有严格保密要求，不允许到地方照相馆拍照，不允许对外说明照片用途。军分区“选飞办”对填报学员表的时间要求还很急。我们的部队在海岛上，那时又没有拍照设备，只得由部队领导出面联系，请长海县公安局的摄影人员给拍了一张免冠照。后来因为招收飞行学员受名额限制，省军区那时部队多、合格率高，我便没有被录取，这也给我留下了没得到去空军航校学习的遗憾。

以上这些当兵前后的定格瞬间，若不是因为妈妈精心保管和守护，不仅我那一段时光稚气未脱、意气风发的模样找不到了，而且被岁月冲刷得模糊了的青春记忆也将随之丢失，即使有印象也难以记得如此清晰。妈妈帮我守护的是那段热血青春存在的证明。同时，这些照片也静静地替我陪伴着爹、妈，无声诉说着绵长的父爱母爱，见证着父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再来说说《入伍通知书》和“五好战士”《喜报》等物品吧。《入伍通知书》（见照片9）就是个被批准参军的通知凭证，农村老百姓俗称为“光荣证”。设计得比较精美，内容却很简单。但是，因为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该“通知书”的内容也得根据那个时代的规范要求书写，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有些提法后来看就不合适了。那时发给我的《入伍通知书》正文的内容是：“周立胜同志：你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号令，积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很光荣的。现经审查批准你入伍。望你入伍后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我拿到这如同奖状一般的《入伍通知书》后，便高兴地交给妈妈。这时，全家人都觉得很宝贵，很光荣，妈妈立即将它装入相框，密封好后挂在墙壁上。顿时，家中蓬筚生辉，又添一处“美景”。然而，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后，农村又根据上级的部署要求，清理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儿，以肃清流毒，纯洁队伍和思想。因此，该《入伍通知书》就要涂抹掉与林彪有关的内容后才能悬挂。经地方有关部门鉴定，该通知书有三处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是通知书上方在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头像两侧的红旗上，印有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二是“林副主席为副”的字样必须抹掉；三是“活学活用”是林彪倡导的，也不宜保留。对于这三个方面修改上级要求很严，已把它作为是不是忠于毛主席、是不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标志，要求限期整改。可是，如果把这三处涂抹掉，这个《入伍通知书》不美观不说，实际就等于作废了，根本没有办法挂出来展示。

我妈妈没文化，不识字，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也不懂这如同奖状般的《入伍通知书》保留有什么价值，但她却知道这个凭证是国家发的，这个凭证能证明儿子有一段当兵的光荣的经历。她想，如果国家认为这个通知书发错了或是存在什么问题，那国家是不是就应该拿新的凭证来把它换回去？妈妈记住了“通知书”上的话：儿子是“响应党中央的号令，积极参军，是很光荣的”。因此，她说：“我儿子当兵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给国家当的，也不是给林彪当的。我爱惜这个‘通知书’，不光是爱儿子，也是爱军队、爱国家……”她认为，涂抹了这个通知书，不光是丑化了儿子、抹黑了军队，也是对党、对国家不敬重。所以，她不让任何人随意处理这个“通知书”。同时，还有我在1970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喜报》（见照片10），当时也说是林彪的“痕迹”，属于肃清“流毒”的范围。具体理由说是：军队的评比“四好”和“五好”运动是林彪提出来的，其评比内容也是林彪倡导的，因此，“五好战士”《喜报》应该销毁。我妈妈对此也不理解，这本来是她更引以为傲的儿子的奖品，别人却让她销毁，她怎么能接受呢？销毁了这张喜报，拿什么来证明儿子在部队干得好？她理所当然要来捍卫它。当后来再有人来劝逼涂改“通知书”和销毁“喜报”时，妈妈却利用了缓兵之计，表示自己会按要求自行处理。事后她却把这些“光荣证”从相框中取下藏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假如这两样物品不是因为妈妈保管得好，我的“光荣历史”就找不到原样了，即使在我手里，也肯定会遭到破坏。比如，《入伍通知书》，就得按要求将有关字样用黑墨“盖上”；“五好战士”《喜报》恐怕就会被当成“流毒”而销毁。因为那时年轻，也不懂什么极左行为，也在积极要求进步，哪敢与“上级精神”对着干？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记得我的《入党志愿书》就被从个人档案中拿出来，对涉及林彪的有关内容，做了“技术性”处理。《入党志愿书》是装在档案袋里的，一般是看不到的，而《入伍通知书》和“五好战士”《喜报》等奖品都是个人应该保留的荣誉和纪念品，毁坏了还怎样弥补、怎样往外展示啊？而且这样做也改变了真实的历史。

后来，我通过查看有关资料得知，“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源于1958年全军开展的革命竞赛并演变成部队基层建设的运动，并在1960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正式在全军推广（基本取代了记功和嘉奖）。林彪当时提出了“四好”“五好”具体的评比内容，但运动本身由中央军委决议推动，并非个人行为。“四好连队”的具体内容是：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作风纪律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的具体内容是：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也都是有比例限制的，评上“五好战士”也说明一年来，个人在规定的五个方面，都表现优秀。这两项活动在当时对加强基层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期受“左”倾思想影响，出现了一些偏差。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随着军队建设的调整，相关活动逐渐停止。“五好战士喜报”是一份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实物档案，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物，个人或家庭将其作为参军履历、家庭历史的纪念物妥善保存，这本身属于正常的、无可非议的私人纪念行为。妈妈的做法本来无可非议，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她的做法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还有些奖状（见照片11），虽然保管起来没有政治风险，但是，对这些纸制品，在偏僻农村自然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长久保管，完好无损，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因此，我觉得，为我保管荣誉、守护光荣的妈妈，也是我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还有一套物品，虽然不是奖品，也算是一种荣誉。现在看到它，也使我认定正是它们为自己的成长奠定了思想根基。那就是1970年1月22日，我所在的县中队在新战士的“授枪仪式”上，中队长在给每人颁发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后，又发给每个新战士一份“精神武器”（当时我们称其为“精神原子弹”）——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一本《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和一套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见照片12）。指导员在讲话中，既讲到枪杆子的重要，又讲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更重要。他要求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常备不懈，紧握钢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努力做一个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海防战士。

为了让“精神武器”发挥作用，中队还抓好检查和落实，像章和语录章在训练时为防止磨损和损坏可不予佩戴，但在其他正规的集体行动场合，必须佩戴，并作为军容风纪的一条内容检查；在学“毛著”安排上，每天操课的第一个小时为“天天读”，通读《毛泽东选集》，要求联系实际、边读边议，指导员还定期作辅导、召开讲用会、检查学习笔记等。《毛主席语录》一般是饭前集合、操课间隙等时间，随时随地学习。总之，在两年的时间内，“毛选”被通读一遍，重要章节阅读多遍；“毛主席语录”反复地有针对性地不断学习。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对“毛著”的学习按照经常化、规范化的要求，也恰当安排了学习时间和内容，书籍也更新了版本；像章和语录章也由于对后来的新兵停发了，便对佩戴不做统一要求，于是，我便把当年这套“精神武器”交给妈妈保管。现在回头来看，这段政治理论的学习，对于提高个人的觉悟和理论水平，学会运用毛主席的正确理论和观点观察和分析事物、研究和处理问题等，起到了启迪和引路的作用，也为个人的成长进步提供了“营养”、奠定了基础，使自己较快地入了党、提了干，也增强了不断追求“思想入党”、坚持“自我革命”的自觉性。

为军属家庭悬挂“光荣牌”、赠送慰问品等拥军优属活动，是地方政府和人民一直坚持的传统做法，也是激励官兵学军习武、创先争优的载体。从1970年元旦开始，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大连市政府的前身）就为全市军属家庭发给了这种毛主席当年题写的“光荣军属”（见照片13）牌匾，有些地区，还由民政部门组织人员登门安装。“光荣军属”牌子虽小，却是军属身份的标志，是党和政府给军人及军人家庭的一种特殊政治荣誉，也表明军人家庭为国家安全作出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对军人家属来说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激励。近年来，辽宁省又对此类牌匾进行了两次更新。仔细想来，许多人家“光荣军属”门牌的丢失，主要是因为年代久远，保管不当或因房屋损坏及搬迁等原因造成的。当然也有另类：有的军属家庭不愿意悬挂“光荣军属”门牌的原因，是军属享受不到特殊优待不说，还容易被有些人作为攀比的理由，如在缴纳公粮、税款和出义务工等方面，眼晴往往盯着军属家庭，甚至要求他们带头自己则行动，使一些军属家庭感到了压力和负担，因此不愿意“自找麻烦”，甚至将“光荣军属”门牌隐藏起来，久而久之就找不到了。而我的爹妈视这些物品为很高的荣誉，很重的奖赏。不仅大方端正的对外展示，而且也经常擦拭，保持清洁，防止损坏。他们在感受光荣的同时，也经常在思考如何为儿子免除后顾之忧，支持儿子保家卫国，思考一个军属家庭应该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使“光荣牌”永不损坏丢失、永放光辉。如今，我家在农村的老宅，门头、门楣不仅继续悬挂着当年的“光荣军属”老牌子，而且又添加了闪闪发亮的新牌子（见照片14）。那是我的旧居，虽然如今被妹妹全家居住，但却是我现在回到农村的落脚地，妹妹的儿子——我的外甥也成了部队的军官，继续着军人的“保家卫国，奉献青春”的事业，当然也与我共享“光荣之家”的美誉。

在1981年10月以前的十余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海岛的部队服役。边海防驻军也是党和政府格外关心关爱的“宠儿”，每年都派出大量的慰问团到海岛部队慰问，赠送的各种慰问品，饱含着无限的期望和鼓励：毛主席像章、“红宝书”、纪念册等（见照片15、16），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精神力量；针线包、洗漱用具等生活和学习用品，不仅实用，还使我们见物思源，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恩情和嘱托……对于毛主席像章、“红宝书”、纪念册等物品，因为部队配发，暂时用不上，我就寄给妈妈保管；对于生活用品，由于使用多年，自然损坏或淘汰，现在也就只剩下一个针线包、一个肥皂盒了（见照片17）。针线包是1971年新年春节期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拥军慰问团上岛慰问时赠给的，包的表面，印有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亲笔题写的“艰苦朴素”四个烫金大字，包内装有一沓针线和用于裁缝的小剪子，可以说，我们每个拥有这个针线包的军人，都用它缝过被子、补过袜子，这对于我们勤俭建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树立，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直到至今，这个针线包我还在使用。肥皂盒是1969年12月，我在当兵离家时，农村大队革命委员会为我买了一份全套的洗漱用品相赠，其中这个肥皂盒用到至今，仍完好如初。其实，这只是个普通的塑料制肥皂盒，唯一的特别之处是，在盒盖正面内，镌刻着一段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的一段语录：“下定决心，不拍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年那是个对毛泽东思想“大学习、大宣传、大颂扬”的年代，在一些产品上镌刻毛主席语录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有意思的是，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姜主任——一个老退伍军人在向我赠送这套礼品时，特意告诉我：现在是战备的年代，军队的生活可能要更加紧张、更加艰苦，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安心服役，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当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为家乡人民争一分光！所以我们有针对性地为你挑选了一个带有这条毛主席语录的肥皂盒。听到了领导的如此良苦用心，我也激动地表示，感谢领导的关心和鼓励，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每次洗漱，当我看到肥皂盒上毛主席的这段语录，都会想起这段往事，都在要求和鼓励自己：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由于肥皂盒的来历不平凡，我也学习妈妈的精神，对它格外爱惜，精心保管。

我妈妈是2003年11月去世的，回想从1965年替我保管小学《毕业证书》开始，就把那些在我眼里不值一提的过往“碎片”，视为珍宝，不动声色地精心守护，就等于帮我保管这些“宝物”38年，这也是她老人家对我惦记、给我温暖的38年。回想妈妈保管这些“宝物”，那可耗费了极大心血。从居住条件讲，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我家就居住在祖辈传下来的三间茅草房，夏不遮雨，冬不挡寒，由于地势低洼，房屋又是土坯垒砌的墙壁，春、夏、秋季屋内墙壁又总是潮湿不干，尽管用报纸贴裱了墙面，也既不防风，也不防潮。妈妈怕有些物品受潮，时常把它们包好放到衣柜里。后来听妈妈说，1975年2月4日晚上7点时分，妈妈正在炕上做针线活，突然地动山摇，门窗、房梁发出刺耳的“咔嚓咔嚓”声响，炕也在颤动。“地震啦！”只听屋外一声吼叫，妈妈立即登上布鞋，就跑到了屋外。当她在屋外院子站定后，突然想到：墙上挂的这些“宝贝”一旦压到废墟里损失就无法挽回了。于是，她急忙又跑进屋里，快速从墙上摘下这些镜框，用围裙包了包，便拎了出来……随后的日子，根据县广播站的反复通知，各级干部不厌其烦地组织动员，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妈妈又把这些“宝贝”放到地震棚里保管。由于地震给房屋造成了严重损坏，震后，我家不得不将旧房拆掉，翻盖新房。经过一段时间的物资筹备，于1976年秋开始建房。原计划建四间瓦房，但由于资金不足，只建成了三间。在拆掉旧房、建设新房和里外搬动的过程中，家中的陈旧物品损坏和丢掉的不少，而妈妈保管的这些“宝贝”却安然无恙，而且搬进新房后都给予了妥帖的“安置”……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都会把她替我保管的跨越时空的照片和物件拿给我看。这是些经过时间沉淀和风雨洗礼的“宝物”，承载着沉甸甸的母爱。本来有些照片和物品在我的记忆中已没有印象了，可是，当看到妈妈摆在眼前的东西，便又唤醒了我的认识，填补了记忆上的一些空白。我十分感动：是妈妈帮我守护了青春，守护了荣誉，守护了历史，才使我找回了自己走过的完整的人生之路。经历不“断片”，内容才能丰满。一个老兵，在妈妈珍藏的旧物里，重新认领了自己的青春和荣耀。

感动之余，我又十分自责。妈妈后来身体不好，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而且农忙时节还要下地干农活，自己不能帮她减轻负担，怎么还要让她为自己的事儿操心呢？认识到这些后，我就告诉妈妈，与自己有关的物品由自己保管，不再劳累妈妈，因此她老人家也把一些物品交给了我。

有时我也在想，妈妈为什么对与我有关连的事情和物品那么精心、那么认真？我知道这是出于她对自己儿子的爱。可是，那她为保管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喜报”和“通知书”等，宁愿冒着政治风险，不允许别人“改动”和“销毁”，那能说是出于对儿子的爱、不怕连累儿子吗？从她的话里我感到了她具有的是一种“人间大爱”：她自己说，她这样做“也是爱军队、爱国家”，这不正是那种“大爱”——高尚的家国情怀吗？

战友们听到妈妈为我守护旧物的过程后，有的称赞妈妈“创造了奇迹”，是“伟大的妈妈”“英雄的行为”，有的也在为自己因马虎未保护好有价值的东西而懊悔，有的还在为当年没将物品交给自己的妈妈保管而自责。此刻，我也体会到，任何见证人生经历的“碎片”都不该丢掉，丢掉了便很难寻找。因为“碎片”记录着经历，而所有的经历皆为馈赠。人生路上，每个人都被无数的“碎片”托举过，只有不丢掉这些“碎片”，衰老时才拥有一种“收成”般的富足感。

☆ 本文作者简介：周立胜，大连市企业退休“高管”人员，曾在陆军部队服役17年，在海军部队工作了7年，一直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曾是党报、军报多年的通讯员、人民海军报实习编辑、特约编辑，所写稿件被各新闻单位采用1200余篇，多次受到沈阳军区、海军、辽宁省军区、北海舰队和旅顺基地等领导机关的奖励，还荣立两次三等功。转业地方工作后，曾任大连市保险学会秘书长、中国保险报记者并兼任大连记者站站长、保险经纪公司总经理、大厦党总支书记等。在大连市驻连新闻单位第五届、第六届“大连杯”竞赛活动中，均被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获奖文章60多项，著书8部，被评为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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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