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曲素英：钱浩梁晚年很排斥唱《红灯记》，希望观众们也忘了它

这世上，有些人是靠一个名字活着的，也有些人，是被一个名字给困死的。

钱浩梁这辈子，就绕不开“李玉和”这三个字。

观众在台下喊破了嗓子，想再看一眼那个提着红灯的英雄，可台上的人，却像是被那灯光烫着了，躲得远远的。

这灯，照亮了他的前半生，也烧掉了他的后半辈子。

究竟是戏台子上的李玉和绑架了钱浩梁，还是钱浩梁自己走不出那盏红灯的影子，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在那个后来被称为“浩亮”的名字还没出现前，梨园行里只有一个响当当的武生，叫钱浩梁。

这人天生就是为京剧舞台生的。

1943年，他还是个叫钱正伦的9岁娃娃，就被送进了上海戏校。

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戏校都办不下去了，可他学戏的心没断。

等到新中国成立，机会来了。

1950年，他凭着一出麒派的《林冲夜奔》，把主考官周信芳先生给镇住了。

那身段，那眼神，活脱脱一个被逼上梁山的豹子头林冲。

周先生当场拍板，这孩子，是个角儿的料。

进了中国实验戏曲学校，那地方简直就是京剧的黄埔军校，名家大师跟不要钱似的随便你学。

钱浩梁就像块干海绵掉进了水里，拼了命地吸。

他拜尚和玉、迟月亭这些大拿为师，专攻杨小楼、尚和玉两派的大武生戏。

他嗓子条件不算顶好，不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

怎么办？

笨办法，死练。

天不亮就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去喊嗓子，风雨无阻。

那股子劲头，连校长史若虚都看在眼里，亲自下场给他抠动作、说腔调。

他这人聪明，不光肯下死功夫，还懂得博采众长。

毕业后，又跑去跟李少春、盖叫天这些泰斗级的人物请教。

这么一来，他成了个怪才，一个京剧界少有的全活儿。

杨派的沉稳大气，尚派的刚猛遒劲，盖派的潇洒飘逸，他都能来。

不光武戏，文武老生戏也拿得下。

1961年到上海演《伐子都》，台下那些见惯了好角儿的老戏迷都给他鼓烂了巴掌。

第二年，他进了中国京剧院一团，那可是当时京剧界的国家队，身边都是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这样的人物。

所有人都觉得，钱浩梁的时代就要来了。

那时候的他，心里只有戏，脑子里只有舞台，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可这张白纸，很快就要被浓墨重彩地画上一笔，这一笔，叫《红灯记》。

1964年，中国京剧院接了个任务，排现代戏《红灯记》。

主角李玉和，A角是钱浩梁的恩师李少春先生。

钱浩梁年轻，基本功又好，顺理成章地成了B角。

本来这是梨园行里最正常的师徒传承，师父带着徒弟，一点点把戏交出去。

但在那个时候，什么事儿都透着不寻常。

李少春先生身体不太好，演不了几场。

这下，机会就落到了钱浩梁身上。

他本身就是武生底子，演起李玉和这种英雄人物，身板笔挺，气势十足，加上他那练出来的洪亮嗓子，往台上一站，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他的表演，很快就传到了上面。

有一次演出，那位被称为“旗手”的人物看了，据说非常满意，当场就发了话：“以后李玉和就由他一个人演。”

就这么一句话，钱浩梁的命，就不是他自己的了。

他被赐了个新名字，“浩亮”。

这个名字随着后来拍的电影，像风一样吹遍了全国。

一夜之间，他不再是京剧演员钱浩梁，而是文化偶像“浩亮”，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鲜花、掌声、聚光灯，把他一下子推到了天上。

他走到哪儿，人们看到的都不是他，而是李玉和。

这顶帽子太重了。

他成了文化部的领导，管着剧院的事。

他不再是那个只需要琢磨怎么唱好一个腔、走好一个台步的演员了。

他每天要开会，要学习，要表态。

他被卷进了一个他完全不懂，也无法控制的漩涡里。

那个曾经在排练场里流汗的武生钱浩梁，慢慢地被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浩亮”的政治形象。

他的人生，被那盏红灯的光芒彻底吞噬了。

风暴总有停下来的时候。

1982年，对钱浩梁的审查结论下来了，纸上就十二个字：“犯有严重错误，免于起诉。”

这十二个字，像一把锤子，把他从云端砸回了地面。

他被要求离开北京，这个他成名、辉煌又跌倒的地方，被安排到石家庄的河北省艺术学校去当老师。

从一个全国人民都认识的明星，到一个地方艺校的普通教员，这落差有多大，只有他自己知道。

以前是万人空巷来看他，现在是面对着几十个半大孩子。

舞台上的灯光变成了教室里的粉笔末。

可说来也怪，这次“发配”反倒让他喘了口气。

在石家庄，他终于可以把“浩亮”那个沉重的壳子脱下来，做回那个爱戏如命的钱浩梁。

他把一辈子学来的东西，掏心掏肺地教给学生。

每天早上，学校里最早起来练功的，肯定有他。

一招一式，比学生还认真。

他对学生们的要求，苛刻到近乎不近人情，一个云手，一个亮相，差一点都不行。

他要把京剧最正宗的玩意儿传下去。

在这里，他不再是什么符号，就是一个教戏的师傅。

那段日子，多亏了他的妻子曲素英。

这位同样是京剧名家的女人，在他最难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就跟着他从北京到了石家庄，陪着他，照顾他。

这份情，是钱浩梁在冰窖里唯一的火炉。

人心里的戏瘾是掐不死的。

1988年，政策松动了，他被允许重新登台。

复出的第一场戏，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唱《红灯记》，毕竟那是他最响的名片。

可他偏不。

他选了一出最能代表他武生本事的传统戏——《艳阳楼》。

当他扮演高登的扮相一出来，台下懂戏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

那份功力，那种气派，比当年演李玉和的时候，还要深厚。

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符号“浩亮”，而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大武生钱浩梁。

他回来了。

之后，他自己借钱置办行头，开始在全国各地巡演。

《挑滑车》里高宠“讨令”那段念白，字字千钧，把个英雄的悲壮和豪情全念出来了。

《连环套》里的黄天霸，身段干净利落，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

行家们看了都说，他的艺术，比十几年前更上一层楼，尤其是文戏的唱腔，那是十年动荡后舞台上听过的最美的声音。

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本事告诉所有人：我钱浩梁，首先是个唱戏的，其他的，都过去了。

可老天爷好像总爱跟他开玩笑。

1992年1月，他在济南演《龙凤呈祥》，一个人演三个角色，累得够呛。

演到赵云的《回荆州》那一折，正要一个漂亮的亮相，人直挺挺地就倒在了台上。

脑溢血。

这次倒下，他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

对于一个靠身体和嗓子吃饭的演员来说，这等于天塌了。

又是他的妻子曲素英，像当年一样，守在他身边，一口一口地喂饭，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说话。

整整六年，钱浩梁凭着练功的那股狠劲，奇迹般地又站了起来。

晚年的他，虽然不能再登台，但眼神里那股对京剧的痴迷劲儿一点没少。

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教学生上，把自己的绝活传下去。

只是，谁要跟他提《红灯记》三个字，他立马就摆手，不说话了。

那出戏，那段岁月，成了他心里一块搬不走的石头。

戏曲评论家傅瑾先生说他是个悲剧人物，这话一点不假。

那盏把他捧上天的红灯，最后成了一座关了他一辈子的囚牢。

他拒绝再唱，或许只是想告诉人们，他最看重的，不是那个叫“浩亮”的英雄，而是那个为京剧流了一辈子汗的武生，钱浩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