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白公馆和渣滓洞几乎没有可能：毛人凤想救两个，也只捞出一个

军统息训班学员、当过老蒋中校侍卫官的赵秉钰在《沈醉与我》中回忆，卢汉在云南起义，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特务都会活捉：“我看见沈醉也被送进了昆明监狱，而且进来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在他后面走着的第一个人是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区长徐远举，第二个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第三个是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第四个是保密局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他们五人中，只有沈醉没戴脚镣。”

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戴上脚镣可谓罪有应得，连沈醉也在《我这三十年》中承认：“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

沈醉也写了很多回忆录，但我们细看之下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他道听途说，因为他在军统局时期担任总务处长，军统改为保密局后，沈醉被发配到云南当站长，基本已经脱离了保密局核心，有很多事情他只能听说而非亲眼所见，就更别提参与了，所以他写的东西，有时候并不如郭旭写的更详细可信，比如郭旭的《重庆、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与大屠杀》（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虽然印刷的时候还是繁体地，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当年老蒋及其爪牙的残忍，以及能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那将是多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就连毛人凤想救的两个人，最后也只救出了一个。

沈醉被捉后还暗自庆幸他没有参与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大屠杀，徐远举则在《自供状》（全国政协《纵横》1993年第三期、第四期）中承认了自己和周养浩都是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他将屠杀名单交给保密局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核定后，即交我和周养浩、陆景清分别执行。”

保密局的处室设置很奇葩，给特务发放经费和杀人奖金的，不是总务处而是经理处，经理处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所有特务在执行屠杀任务前后都要从郭旭那里领取活动经费和报账，所以郭旭对特务的罪恶活动，了解得比沈醉更详细。

戴笠死后，毛人凤把沈醉一脚踢开，又扶持起了一批新的嫡系，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跟毛人凤的关系都很近，所以原本比沈醉级别低的徐远举周养浩成了沈醉的上级（保密局云南站在程序上归西南特区管），徐远举还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渣滓洞看守所就是徐远举直接管辖的。

郭旭回忆：“渣滓洞洞看守所，名义上是隶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不属于保密局，因它是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领导，而第二处是由保密局所领导，且该处处长徐远举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因此，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由保密局领导的。（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郭旭回忆）”

渣滓洞看守所在解放前夕还关押着三百多人，1949年10月底和11月27日，两次共屠杀了一百四十多人，而被释放的人员中，绝不包括有地下党嫌疑的人，而是民革、民盟人士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寄押”的军事俘虏及普通嫌疑人。

郭旭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并说他是被释放而非越狱，因为据郭旭了解，在渣滓洞第二次大屠杀中，很难有幸存者——在屠杀的前两天，西南特区会计科长李宪章到郭旭那里领钱要购买十大桶汽油，一部分是逃跑时给大卡车用，另一部分是用来烧渣滓洞的：“以后徐远举告我说，是他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于27日前往渣洞，会同看守所所长李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屠杀的，先将该所人犯集中在一周大房子内，将铁门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后，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

徐远举在《自供状》中也证实了郭旭的说法：“屠杀完毕，为毁尸灭迹，我又命行动总队副队长钟铸人用大量汽油将渣滓洞焚毁，包括那里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全部焚毁了。”

一场大火之后，渣滓洞化作一片断壁残垣，白公馆看守所的情况也很糟糕，那里面除了“政治犯”之外，还关押着一批违犯军统犯律的特务，鬼才知道这些特务是不是混在人群中套情报的。

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后，编制压缩，周养浩主任的息烽监狱中的人员也都被转到白公馆，一时间不大的白公馆挤进了二百多人，实在装不下了，就分流了一百多人去了渣滓洞。

白公馆被关押人员都成分比较复杂，老蒋逃台前在重庆给毛人凤下了一道命令：将关押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速予屠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予屠杀。

既然可以释放一些人，毛人凤也想捞出两人，结果第一把就在老蒋那里碰了硬钉子。

毛人凤想捞出的第一个人叫周均时，当过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既不是地下党，也不是军统人员，而是当年一流弹道专家，曾远赴波兰和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研习弹道学、力学，因为不满老蒋发动内战而被捕，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找到毛人凤，要求白公馆对周均时进行照顾——朱家骅与周均时在德国留学时是极要好的同学。

朱家骅还通过郭旭联系上了毛人凤，从郭旭的回忆中，我们能发现毛人凤在朱家骅面前并不敢嚣张，而且也是准备帮朱家骅救出周均时的：“朱请我通知毛人凤和他见面，我即打电话给毛，毛即邀请朱到嘉陵新村六号晤谈，事后毛人凤告诉我：朱家骅来保周均时，我当晚向总裁请示可否把周释放，总裁指示：不行，早就该把他杀掉的，你赶快把他搞掉了吧。因此叫陆景清于25日把周一并杀了。”

老蒋一败再败，已经丧心病狂，在最后的疯狂时刻，即使身边亲信求情，他也不肯放下屠刀，以至于像毛人凤那样的大特务，也只能另想办法。

毛人凤想救的第二个人叫刘笃一，这个刘笃一不是好人，甚至连个称职的特务都算不上，但却可能是沈醉的部下——沈醉当总务处长的时候，该处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一个电话队，管理科科长邓毅夫在沈醉指使下卷入郑介民与毛人凤的权力之争而被郑介民枪毙，汽车队副队长刘笃一则是没管好裤腰带。

据郭旭回忆，刘笃一是军统兰州训练班出来的，也算沈醉的门徒，沈醉一脚踢到云南，刘笃一跟随保密局先逃往福州，后又逃往广州，然后就出事了，而处理此事的就是郭旭：“在逃往广州途中与保密局总务处一职员的家眷和奸，被人打了‘小报告’报告台湾保密局，该局打电报到广州办事处叫我将刘扣押。当时我已准刘前往重庆，经转电重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将刘扣押，囚禁于白公馆看中所。”

1949年11月23日上午，刘笃一的妻子到重庆找到郭旭，说刘笃一已被判处死刑，请郭旭去找毛人凤说情。

刘笃一在错误的时间做错了事，判处死刑可能有点重，但刘妻能找到郭旭并请毛人凤出面捞人，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毛人凤也有点为难：“总裁近日的脾气很大，前天我去为朱家骅保周均时碰了一个大钉子，不便再为保刘去碰钉子了。”

郭旭好说歹说，毛人凤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保释不行，可以叫陆景清于执行时不将刘杀死，叫刘妻将刘领回去。”

毛人凤当然不会直接给白公馆的刽子手陆景清下命令，郭旭又充当起牵线搭桥的中介角色，恰好陆景清来找郭旭领取经费，并请求郭旭另借他两千银元券，准备在白公馆结束后带着家属去台湾。

郭旭欲擒故纵，表示钱可以借，但有一件事也得办：“陆问何事，我即将毛人凤对处理刘笃一的指示告陆，请他不要把刘杀了，交刘妻领回去，陆答应了。”

过了几天，陆景清来办事处领取借款和执行屠杀人犯的奖金(每人发两块银元）的时候告诉郭旭：“看守所所关押的人犯，原为一百多人除陆续释放的外，到上月底向余七十八人。最近清理，释放四十一人，判处死刑的为三十七人。这三十七人中，除刘笃一未杀外，其余的三十六人是于25日集中在一间房子用机关枪射杀的，个别没有射死的再用手枪补杀死了。刘笃一是我于临执行扫射前密将你向毛先生保他的情况告他，叫他卧于屋角装死，并交代杨进兴等不要射击刘。刘没有受伤，不过饱受虚惊而已，已交由其妻具领回去了。”

通过郭旭的回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特务想杀害的人，完全没有幸存的可能，浇上汽油纵火和补枪，尤其是想在大火中逃生，更是难上加难，除非是有特务暗中放水。

在那残酷而混乱的时刻，老蒋已经杀红了眼，就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想救两个人，最后也只救出了一个，电视剧《风筝》里那个袁农居然说自己在枪林弹雨和烈火焚烧中幸存，您认为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