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博物馆引舆论：深陷争议的“纳克巴”展，为何变为政治宣传

• 加拿大人权博物馆“纳克巴”展被指以国家权威传播单一政治叙事
• 展览突出1948年巴勒斯坦流离失所，却淡化阿拉伯拒分治与战争背景
• 文中称展览忽略至少85万犹太人被驱逐，且抹去相关历史处境
• 作者批评其淡化哈马斯袭击与251名人质，统计口径也存争议
• 文章认为该展将复杂冲突压成单线因果，反而伤害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

温尼伯——参观完加拿大人权博物馆最新展览“被连根拔起的巴勒斯坦：过去与现在的纳克巴”后，可以得出的感受是：加拿大政府正在同时辜负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围绕巴以冲突的又一场分歧，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关系到一个民主政府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以及它选择通过具有官方权威的机构传递何种价值观。作为获得联邦支持的国家级博物馆，其职责应是以准确、平衡和学术严谨的方式追求历史真实，而不是像倡议组织那样，把某种政治叙事当作既定历史来传播。

正因如此，“被连根拔起的巴勒斯坦”才格外令人不安。这个于周六向公众开放的展览，远不只是讲述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一“灾难”——这是其官方网站对“纳克巴”一词的定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定义真正广泛流行不过约40年。最初，这个阿拉伯语词汇用来描述阿拉伯联盟在军事上的尴尬失败，而其对手主要是犹太社会主义农民、战争幸存者和前难民，且几乎没有得到国际支持。

展览没有引导加拿大人去面对世界上最复杂的冲突之一，而是让参观者把这场冲突理解为以色列建国的单一后果。这样一来，巴勒斯坦人的真实苦难被转化为一种持续性的政治武器，指向一切与以色列有关的事物，并鼓励公众把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视为一场持续历史不公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这不是对历史真实的追求，而是借加拿大国家权威之名传递的一种有害政治训导。

走进位于温尼伯市中心的博物馆，有一处设计安排立刻引起注意。“纳克巴”展厅被设置在大规模历史暴行展厅之后，参观者会从人类历史上记录最充分的严重族群灾难之一，直接进入一个高度政治化的1948年阿以冲突叙事。

这种衔接在情感和解释框架上搭起了一座微妙却清晰可辨的桥梁，把参观者从一个普遍公认的道德框架，引向一个当代政治叙事，并暗示两者可以自然套用同样的理解范畴。参观者被引导得出的结论，显然受到了这种“历史悲剧叙事倒置”式暗示的影响。

进入展厅后，这种框架更加明显。展陈材料并未作为多种历史解释或尚无定论的争议来呈现，而是围绕一个单一前提展开：1948年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不只是一个成因复杂的历史事件，而是一场由犹太人主导的以色列强加的、持续至今的悲剧开端。凡是无法归咎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苦难，则被完全忽略。

参观者会看到这样的表述：“大约750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国建立期间被强制驱逐。”但导致战争爆发的更广泛背景几乎没有得到呈现。阿拉伯方面拒绝联合国分治方案、周边阿拉伯国家军队入侵新宣布成立的犹太国家，以及围绕巴勒斯坦人为何逃离的历史争论，基本都没有出现。就连博物馆官网也承认，一些巴勒斯坦人“是在警告或指示之下离开的，包括来自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的警告或指示”，但参观者在展厅内看不到这一与单一叙事相矛盾的限定。

展览也没有提到，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至少有850000名犹太人被迫流离失所或遭阿拉伯国家驱逐，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战争期间及其后数年。伊拉克、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延续数百年的整个犹太社区，事实上被抹去了。

这种模式贯穿整个展厅。以色列的检查站、行动限制和隔离屏障被呈现为压迫的证据，而促成许多此类政策出台的数十年大规模杀戮却被忽略。

其中一块展板对2000年代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模糊提法——称其为“巴勒斯坦起义”——给人的印象是，这只是犹太裔以色列人任意“破坏住房权、家庭生活权、生计权和法律面前平等权”的借口。展览没有提及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和普通民众杀害了1000多名以色列人，也没有提及在俗称“内部起义”的暴力中遇害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照此呈现，那个时期最大的不公，似乎只是安全检查站带来的不便，以及一道难看的隔离墙。

类似的叙述还在继续。展览写道：“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后，以色列在加沙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根据加沙卫生部和联合国机构的数据，如今已有超过240000人死亡或受伤。”

那场经过精心协调、伴随大规模杀戮、酷刑和性暴力的恐怖袭击，被压缩成一个模糊的伤亡数字，251名人质则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署名的统计口径，它模糊了个体数据，把死亡人数与受伤人数混为一谈，得出的数字甚至高于加沙卫生部自己公开提出的说法，而展览并未说明该卫生部本身由哈马斯控制，也没有提及围绕数据是否遭操控的争议。

在整个展厅中，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主体性基本被剥离。政治决策、被拒绝的妥协、内部压迫和暴力行为都退居次要位置。这种处理方式鼓励参观者把加诸两族人民的悲剧，理解为同一个持续故事的不同章节，而这个故事被方便地设定为始于1948年，并始终可以归因于以色列。

于是，最初的叙事框架决定了最终结论，把一个多世纪以来复杂且往往彼此无直接关联的发展，压缩成一条单一的因果链。

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国家邮报》此前大量报道所示，围绕该展览的争议不仅涉及内容，也涉及其形成过程。犹太组织多次对博物馆不透明的咨询程序、顾问委员会的构成、在某名顾问曾发表反犹言论后仍决定留用此人，以及他们所认为的展览根本上单边化的呈现方式表示担忧，但这些意见显然没有被听取。

这正体现了“纳克巴叙事”的空洞。它无法完整解释巴勒斯坦历史，因为其中太多内容与其核心前提相矛盾。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难民营中长期遭受困顿、压迫和杀害的经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腐败与压制，哈马斯对加沙民众的残酷统治，以及一代代人在“解放将通过摧毁另一个社会而不是建设自身社会来实现”的观念中长大——这些都被降为次要，甚至完全不出现。

这不仅不公正地妖魔化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也严重伤害了巴勒斯坦人。它向他们以及所有加拿大人暗示，只要削弱或消除犹太裔以色列人的力量，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就会结束。更糟的是，它还隐含着一种承诺：一旦这一目标实现，巴勒斯坦人将不再值得同样的关注，因为他们苦难的来源据称已经被消除了。

这个展览的讽刺意味不容忽视。该博物馆是加拿大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由一位以民主、多元主义和追求真理为信念的加拿大犹太复国主义者创立。这家由联邦资助的机构，本应体现加拿大公民价值中最好的一面，而不是为那些犬儒地利用巴勒斯坦人苦难的人提供合法性；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是为了暗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在本质上不具合法性。

衡量一个民主社会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回避艰难的历史，而在于其领导人是否有勇气诚实地讲述这些历史。

当政府通过其国家机构讲述这样的故事时，它就不再只是容忍某种政治叙事，而是在为其背书。加拿大人理应对那些肩负保存历史真实职责的机构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当政府把历史呈现得简单化、道德绝对化，或宣称其不容争辩时，人们更应保持警惕。

历史很少会因这种选择性叙述而得到伸张，但宣传往往会。

作者：亚当·卡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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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Adam Katz: I visited the 'Nakba' exhibit, and it is every bit as anti-Jewish as fe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