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杀了妈妈和妹妹，爸爸如何面对

一个寻常清晨，男人开灯，搬凳，拉开铁闸。卷帘门后是一间有些年头的旧式茶餐厅。他信步走到门外，习惯性地抬起头，眺望那栋旧楼相熟的窗。镜头随之转到这间房屋，地上的一摊血、前来查案的警察、电视报道的画外音不同寻常：这栋大厦出现了凶杀案，报警自首的是一位15岁的少年。房屋墙上挂着的那张海边合影，是一家四口。相片中的爸爸，正是站在茶餐厅前的男人，刘青云饰演的阮永年。

这是电影《爸爸》的开场。故事取材自2010年“荃湾享和街弒母杀妹案”：一个15岁的少年，凌晨在家用刀杀害母亲及妹妹，再走到海滨公园，自行报警。案发时，不在场的父亲正在茶餐厅打工。这位少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思觉失调），被问及杀人动机，他解释耳边有声音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太多人，要减少一半人口，才能避免污染，拯救地球。”

14年前，刚写完《踏血寻梅》剧本的导演翁子光，受一名导演委托负责这宗案件的资料搜集及剧本工作，因而认识了当事人简先生（案件中的爸爸）。以往执导取材于真实案件的电影，翁子光从没想过认识案中人物，这是他第一次透过真实原型了解，他想知道事件发生之后，这位爸爸怎么面对。

又过了10年，拍完《踏血寻梅》《正义回廊》《风再起时》的翁子光，又拾回了剧本，找到刘青云拍了这部《爸爸》。观众跟着主演刘青云，进入了一个爸爸的内心世界：当普通的日常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女儿和妻子被儿子砍死，留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面对世界。在疗养囚禁中的儿子既是最大的仇人，又是唯一的至亲，该如何面对这一人生困局？

同样是撕开真实案件的切口，不同于《踏血寻梅》的冷冽与锐利，新片《爸爸》多了生活流的平和与温情，拨开惨剧迷雾，银幕上呈现的，仿佛只是一出再平凡不过的家庭写照。《爸爸》在内地上映前，南方周末专访了翁子光，试图去探寻这位曾经的“奇案推手”，在镜头背后走过了怎样的心路转折。

1 不是父子情，而是“爸爸”

银幕上的《爸爸》，镜头在案发前后的时间轨道上反复穿梭、往返，那些时而清醒、时而入梦的记忆，构成了父亲情感的迷宫。

这种跳跃的蒙太奇，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复刻。翁子光透露，当他听着简爸爸诉说往事时，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主观、细碎且不断跃迁的只言片语。“他的情感很像拼图，”翁子光感叹道，“在拼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于时间、命运都会有些新的想法。”

银幕上的惨剧退场，生活似乎依旧如常。去菜市场挑鱼，买回可以围住窗户的铁丝网。推开门，屋里的摆设一如往昔，他像往常一样亲切地唤着小猫“三花”……如同茶餐厅里按部就班的忙碌，这些看似机械的日常惯例，是一个濒临破碎的人，努力抓回生活的秩序感。

导演翁子光手持对讲机在电影《爸爸》拍摄现场。（片方供图）

这种对旧物的执念，并非导演的凭空虚构。翁子光记得，当年去简爸爸家中拜访时，震惊地发现屋里的一切几乎原封不动：沙发没换，连沙发底下那双旧鞋都还在。唯独沙发上当年被砍出的刀痕，被细心地贴上了胶布。

这一细节被复刻在了电影里头，也是爸爸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他依然沉溺于过去，期盼着有朝一日，儿子能康复回家，父子俩重新生活。如同电影里的爸爸，精神科医生建议他写信给离世的太太说说近况，聊聊心境。这是叙事治疗的方法，也为他寻找情感的出口。

起初，简爸爸对翁子光的探访充满了戒备。在此之前，他拒绝了所有媒体。坊间传闻的猎奇渲染，早已让这桩旧案蒙上了一层近乎神怪的惊悚滤镜。直到翁子光带着团队一次次叩门，交付出毫无猎奇之心的赤诚，简爸爸才逐渐卸下防备，将家中的变故、心境的流变，甚至写给亡妻的私密信件悉数向其敞开。

但他自始至终坚守着一条底线：不准翁子光去探望在疗养院的儿子。他太害怕旧事重提会刺激到儿子，希望儿子可以专心养病。

“听完所有故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人生故事，”翁子光坦言，“我想拍的不是纯粹的父子情，而是生活中‘爸爸’这个角色本身。”

银幕上，观众如同看着“爸爸”阮永年重建内心的巨大废墟：从一开始彷徨失措，直面失去妻子女儿，到执着寻找“为什么”的答案，最后他选择放下和包容，他始终是爸爸，要照顾患病的儿子一同走下去。银幕外，现实中的简爸爸告诉翁子光，自己不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时隔多年，事情在他内心终于过去了。

2 “是你想要答案，而不是我”

观影过程中，观众能自然地沉浸在父亲的视角里。他既是惨剧最直接的受害者，又是事件发生时无能为力的“局外人”。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他满脸彷徨困惑，根本无法理解儿子挥刀的理由。可这位父亲的本能反应不是怨恨，而是自责：他试图在废墟中寻找一个承担责任的落脚点：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才让儿子变成这样？他想和儿子一起分担这份罪责。

他开始拼命回想过去相处的点滴。在写给儿子的信里，他近乎卑微地恳求，希望彼此能坦诚沟通，不要逃避那个终极的拷问：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一步？即便知道这与病情有关，他仍偏执地反思，为什么不早点发现，是不是自己当年的某句话、某个举动，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影中那些在案发前后不断跳转、往返的回忆片段，正对应了父亲的这份执念。镜头陪着“爸爸”在记忆的废墟里翻检、追踪，似乎只要找到哪怕一丝关于动机的蛛丝马迹，病情和惨剧就能得到解释，破碎的至亲情感就还有修正和弥补的可能。

影片上映后，关于“儿子杀人动机被模糊处理”的讨论不绝于耳。然而在翁子光看来，所谓的“杀人动机”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只是观众和戏里的爸爸一样，出于心理防御机制，迫切需要一个“可以被解释的答案”。

“可能很多人无法切换到患者的思维。精神分裂，或者说思觉失调，本质上是大脑前额叶的多巴胺失调。它首先是身体生病了，导致患者对现实产生了不合常理的幻听与幻想，杀人只是身体病理反应的极端投射。就像我们伤风感冒会咳嗽一样，他是在遭遇幻听时失去了真正的主观意识，这里面没有世俗逻辑里的‘犯罪动机’。”

不同于过往奇案电影中追求的戏剧张力，翁子光的呈现方式是留白且克制的，在爸爸的视角里，儿子绝非一个天生冷酷的恶魔，相反，他曾是个极有教养、心思细腻、热爱动物，甚至默默关心着社会的善良少年。但他也曾对妹妹讲过一个暗黑版的童年故事，冷冷地说《哆啦A梦》里的一切其实只是自闭症的大雄对着墙壁幻想出来的，一句话将妹妹温热的童年回忆扯进噩梦；他沉迷游戏，在学校里孤独成一个边缘人；在茶餐厅帮父亲送外卖时，也会因为琐碎的细节与父亲发生口角……这些碎片并非后来造成悲剧行为的原因，翁子光深知精神疾病的复杂与不可预测，才选择用这样的侧写方式，处理得点到即止，保留现实的残酷与未知。

在剧本创作阶段，他与创作团队做了田野调查，向精神科医生反复求证。可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始终没有办法代入儿子的思想。我们或许可以从外部环境找因素，但这种先天性疾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人类的现有认知，医学上也没有统计学能证实它绝对遗传。我并不是想给杀人犯洗白，但透过了解，我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儿子也是一个被疾病蚕食得体无完肤的受害者，他也在经历属于他的难关。”

电影《爸爸》中的阮厚明。饰演者苏文涛（左）凭借在该片中的表演获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资料图）

起初，爸爸阮永年执着于想从儿子口中掏出一个答案，却被儿子一句清醒的话刺痛：“是你想要答案，而不是我。”直到一次探监，当儿子终于鼓起勇气，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向爸爸复述当晚的经过、努力与爸爸达成某种和解、以此卸下爸爸的重担时，阮永年却缓缓地摆了摆手，制止了儿子。他轻声说，不要讲了。他担心谈论会刺激到儿子的病情。

他之所以放下了，是因为这个难关，溯源的结果是“无解”，他终归找不到答案。翁子光说，这部电影并不是讲父亲如何与杀害家人的儿子达成和解，而是他终于在时间的洪流里，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他不再执着于溯洄过去。他放下的，是那场注定落败的、关乎时间和命运的对抗。

3 “你饿不饿”

刘青云在《爸爸》中的表演，高明在一种生活化的“无痕”。他所饰演的阮永年，在一夜之间痛失妻女，遭遇了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中年海啸。但在银幕上，他的双眼像一口枯井，肉身如同一具行走的躯壳。从头到尾，他的情绪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决堤，绝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平静地，甚至是愕然地行尸走肉般过活。

案发后，阮永年在羁留病房第一次见到沦为凶手的儿子。没有歇斯底里的质问，没有抱头痛哭，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只是简短而日常的“你饿不饿” ，仿佛那些血腥与残酷从未发生过。

这句台词，是刘青云在拍摄现场向翁子光提出来的。在电影的创作中，演员与导演都意识到，在脑海中闪过千言万语后，真正的阮永年会本能地退回到最惯常的父子相处模式里。

翁子光将这句淡淡的对白视为全片的神来之笔。当被命运的重锤砸中后，这种懵然与麻木，恰恰是一个父亲无意识的、自觉的本能。“他是出于一种开茶餐厅的习惯问出那句话的。‘你饿不饿’，这是全天下父母最习惯问儿女的话。在那一刻，他首先记起的是自己‘爸爸’的身份，他还要继续照顾儿子。”

这种作为家庭照顾者的极端困局，旁人根本无法设身处地。翁子光剖析道，这位爸爸面对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第一重是情感上的无解，承受着滔天创伤，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凶手儿子；第二重则是处境上的重压，在情感决堤的边缘，他还要强撑着去收拾残局，把儿子从深渊里拉出来。这就是“爸爸”这两个字所承载的、近乎沉重的责任。

电影《爸爸》中，阮永年在亡女的房间收拾旧物。（片方供图）

给电影取名《爸爸》，翁子光的初衷非常纯粹：他希望借由这场极端的悲剧，去剥开平凡家庭中，那个被习以为常的父亲角色的深意。

“很多人问我，他除了是爸爸，不也是丈夫吗？电影里确实用了很大篇幅去回溯他和太太的感情与婚姻。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很多时候夫妻有了小孩，妈妈有时候都不叫‘老公’这个称呼，而是跟着小孩子一起叫‘爸爸’，这个称呼像是被家庭里的每个人共享了，它天然地带着一种必须张开双臂去拥抱的责任感。”

在电影上映后的路演期间，翁子光经历了他导演生涯中从未有过的“长尾体验”。许多观众在映后除了聊电影的解读，更多的是红着眼眶分享自己与父亲的日常、分享各自的家庭观，仿佛这部电影还在随着时间长河流动，那些银幕上的留白，最终由观众的现实体验共同完成了创作。

他记得，有一位六七十岁的爸爸在映后对他感慨万千：“作为爸爸，其实很难和儿子说话的。”

在翁子光的记忆里，自己的爸爸同样是传统、威严的。在中国式家庭里，“爸爸”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剥离了情感属性，退化成一种纯粹提供经济与安全保障的“功能性存在”。

这也让翁子光很感慨，他希望这部电影同样能唤起更多爸爸深藏在内心的柔软和爱意。“他们的形象通常是严肃的、沉默的、背负着沉重包袱的。那种欲言又止的爱、那些难以言说的软弱，大多时候被他们自己默默消化掉了。”

4 每个人都会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从写下剧本到终于开拍，《爸爸》在翁子光的抽屉里搁置了整整十年。这期间，他拍完了《踏血寻梅》、《正义回廊》和《风再起时》，也经历了亲人的离世。翁子光坦言，这些年随着阅历渐长，自己或许也变得“世故”了些，对人情世故有了更深的体谅。

曾经的《踏血寻梅》，将个体的悲剧命运推向了无法逃离的极致，有种孤独与冷冽的无力感。而十年后拍《爸爸》，他突然发现，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并延续了当年的命题——“在人生的版图上，我们与他人一定是存在连接的，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出口。”

这十年间，翁子光曾试图把剧本改成一个剧情更强、悬念更多的商业版本，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还原十年前那个更克制、更生活化的初版。只是在临开拍前，他不忍心让这个故事走向绝对的绝望，于是在结尾添了一场戏：十几年后，长大的儿子阮厚明从精神病治疗中心康复出来，回到家和爸爸一起吃一餐饭。饭桌上，儿子吃着饭对爸爸说：“上一次是妈妈洗碗，那这次不如就由我来洗吧。”这句台词，承接着当年案发前一家人吃饭的一刻，时隔十多年后儿子依然记得。凝固了的过去，以这样的方式流动了。

直到进入最后的剪辑阶段，翁子光深刻感受到，它是一部关于“时间”的电影。“这部电影表达了时间对我们的折磨，就算不是遭遇破碎的悲剧，一个家庭的人也终究会离开，人有生老病死。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每个人都会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电影的最后一幕，父亲与儿子一同看向那张多年前在海边旅游时的家庭合影。两人都在回想拍照当天的情景：是谁拿的相机？又是怎么拍下的？两人的记忆却出现了偏差。人对于过去，永远是主观的。

“有些人会埋怨家人，是因为你们一起经营的共同回忆不够好，但家庭里，爱一定是多于恨的。很多时候那个‘恨’是很复杂很特别的，它出于爱得不够，得不到预期才会出现。这些回忆离不开你和家人一起合作经营，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已经发生的回忆。”

电影《爸爸》中的一家人合影。谷祖琳凭借在该片中饰演妈妈金燕（右一）获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资料图）

电影里几次出现的木棉花在风中飘落的空镜头，那是翁子光在拍摄时无意中捕捉到的画面，他才领会到，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木棉花的花语，恰好是“珍惜眼前人”。

在大众眼里，翁子光是一位擅长抽丝剥茧的“犯罪奇案”导演。但对他而言，犯罪悬疑从来只是外衣，他更喜欢用一种“社工的心态”去研究人的心理。电影创作，不过是他用来探讨“人的存在价值”的媒介。“我其实不是一个擅长拍类型片或恐怖片的导演。或许很多人以为我会聚焦在那些血淋淋或刺激的视觉感官上，但我真正迷恋的始终是人性，牵引我拍下去的，往往是人的故事。”

在《爸爸》的视听语言里，他特意用了很多旧物件，电影里4:3的画幅仿佛让观众回到过往看旧时电视的时光，片中用来拍照的数码相机，在如今这个被AI与智能化席卷的时代，大都抵不过时间的洗刷，逐渐退化成了某种“古早科技”的遗迹。

影片结尾处，翁子光悄悄放下了一只“黄色的哆啦A梦”。当儿子阮厚明时隔十几年回到家中，看到妹妹生前最钟爱的玩具黄色哆啦A梦，瞬间泪流满面，最初的纯真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凝固在了过去。

“现在很多小孩子可能不知道，哆啦A梦在漫画里的原始版本其实是黄色的。因为它看到老鼠很害怕，耳朵被老鼠咬掉了，眼泪哭干了，才变成了后来的蓝色。大雄在故事里也总是想坐着时光机穿梭回去，看一眼哆啦A梦原本的样子。可是连哆啦A梦自己，也没法回到最初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