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愤怒的真相：为什么很多争执无关对错》，[加拿大]库尔特·格雷著，黄子凡译，中信出版社
“在我们的脑海深处，每一场道德争论都可归结为同一件事：对伤害的不同知觉。当人们否定我们关于导致伤害的原因的假设，当他们拒斥我们对受害状态的看法时，我们就会对他们感到愤怒。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对在某种情境中谁‘真正’受到伤害意见不合时，我们也会感到愤怒。对受害者身份的不同知觉在社交媒体、工作场合和路怒事件中激化冲突。”
开车为什么会斗气？吵架时为什么会感觉对方又蠢又坏？为什么一篇帖子就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在《愤怒的真相》一书中，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库尔特·格雷通过分析道德心理学、人类学的前沿研究成果，试图说明一个颠覆常识的观点：人类作为惊恐的猎物度过了数百万年，这种深埋于我们基因中对伤害的恐惧，塑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道德分歧与政治冲突。作者提出了“基于伤害知觉的道德心智”理论，即所有的道德判断，本质上都是对“谁受到了伤害”“谁更容易受到伤害”的感知。
而我们对伤害的知觉又源于我们成长的经历，以及我们对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不同的假设就导致了不同的道德判断。作者说，“有关人类天性、道德心智和弥合道德分歧的普遍迷思，都阻碍我们真正理解自己的心理和彼此。但还有一个在今天尤其根深蒂固的错误知觉，那就是我们甚至不应该试图理解对立方的想法。当人们陷入‘我们’与‘他们’的战斗中时，仅仅试图理解‘他们’可能已经感觉像是一种背叛。”这无疑加剧了我们周遭愈演愈烈的立场对立和文化战争。
《压抑的愤怒》，[美]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美]彼得·N.斯特恩斯著，刘且依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这部情感史著作中，两位作者试图还原美国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反愤怒运动”，以“情感学”概念捕捉真实感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断裂，拆解“好伴侣”“好员工”“好父母”的中产阶级理想，如何造就了对“愤怒”这一基本情感的全方位压抑。
这一情绪驯化史背后的演化逻辑在于，国民对于愤怒的认知、应对愤怒的努力以及管理愤怒表达的方式，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社会几乎没有表现出对于愤怒本身的担忧，这同样适用于当时的西欧。18世纪中叶，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其中词汇的转变显示出人们试图更清晰地指认愤怒情绪。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关注的中心是没有愤怒的理想家庭。重估和限制愤怒的第二个现代阶段从19世纪中叶开始延续了至少七十年，人们关心的仍然是家庭中对于愤怒的控制，但关于儿童社会化的理念变得更加精细复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最具美国特色的对愤怒的矛盾心态诞生了，这也意味着驯服愤怒的努力不仅在理想上，更在现实中成为普遍流行的国民价值。从20世纪20年代起，第三个现代阶段开始形成。在这一阶段，人们一方面试图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控制愤怒，从家庭扩展到工作场所，另一方面也重新定义了家庭的价值本身。与工作中的愤怒控制同步出现的，是育儿方面对愤怒更全面的压抑。这一阶段延续至今。
而压抑与驯化的另一面是，愤怒很难被完全消除。人们声称自己毫不愤怒，却往往伴随着哭泣、生病等替代性表现，内心冲突并未化解，愤怒的情绪潜伏在试图掩盖的表象之下，挥之不去。毫无疑问，无论社会变革和生物心理学常量之间的平衡如何改变，愤怒情绪的任何变化程度，都没有达到现代情感学所期望的那种水平。愤怒的外在表达已经被阻止或减少，但内在的愤怒情绪却没有相应地减少。愤怒在关键宣泄渠道中受阻，便会转而在其他地方寻求发泄。因此，问题便演变为要为一种虽然可能确实有所减少但仍在寻求表达的情绪找到出路。作者认为，控制愤怒运动最隐蔽的危害在于其极具潜在麻痹性的主张，即认为愤怒是一个内在问题，而不是对外部刺激的正常反应。即使是在19世纪，当时对家庭的重视背后也暗含着一种假设：家庭安宁受到的侵扰来自市场的动荡。20世纪管理主义方法的兴起，更明显地催生了这样一种观点：愤怒要么不是对任何现实的回应，要么是在回应与表达愤怒的场景无关的现实；因此工作中的愤怒反映了家庭的不和谐，而家庭中的愤怒是从工作场合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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