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方面已将纳粹党党员登记卡公开到互联网上，访问量很大。这一现象说明，德国社会对历史的反思走到了什么阶段？
按照联邦德国关于“历史清算”的传统进步叙事，人们其实很难解释这一现象。自今年3月起，纳粹党党员登记卡已可在网上免费查阅。若按那种常常过于简化的理解，如今本不该再出现如此强烈的关注。毕竟，追问父辈一代是否有“褐色过去”，按这种说法，自1968年以来就已是联邦德国记忆政治的一部分，理应早已得到回答。
如今，当年的“六八一代”已经退休，成年时期亲历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也几乎全部离世。尽管如此，许多家庭显然仍不清楚，父亲、祖父或曾祖父——女性在纳粹党内只是少数——当年与希特勒的政党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查明这一点，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依赖网上的纳粹党党员登记卡。向德国联邦档案馆提出查询申请，至少足以确认是否存在相关材料；现存记录约保留了80%的党员登记信息。不过，这样做显然比直接登录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更麻烦，更不用说《时代周报》和《明镜》整理过的纳粹党党员登记卡版本了。
因此，仅凭大量用户涌入，并不能说明社会对纳粹历史的兴趣出现了新的显著增长。同样，过去没有就亲属是否加入纳粹党向联邦档案馆提出查询，也不能据此认定一个人就持有“到此为止”的历史态度。
但这一现象确实说明了另一点：即便81年过去了，尽管一直有人声称相关问题早已说尽写尽，但关于1933年至1945年那段岁月，远远谈不上已经尘埃落定。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的历史清算层面，更是如此。多年前曾有人担心，国家社会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会像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那样，仅被视为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至少从眼下看，这种担忧还言之过早。对历史清算，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时间尺度。
眼下，这两种时间尺度的差异尤为明显。一方面是历史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已经考察了前纳粹分子及其关系网络在联邦德国早期众多政府部门、机构和企业中的作用。结论大体总是相同的：从“第三帝国”到联邦德国初期，人员延续性非常强。
没有迹象表明，这与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盘算有关。德国联邦档案馆之所以不能公开，是因为德国的人格权保护规定不允许这样做。相关档案只有在当事人去世10年后，或者在无法查明死亡日期的情况下，于其出生100年后，才会解禁。
没有理由为纳粹党党员登记卡设立例外，就像当年为史塔西档案所作的特殊安排那样。每个人都有权知道，曾经是谁监视了自己；但没有人天然享有知道邻居是否曾是纳粹党员的权利。而且，这样做又能带来什么呢？
如今，查阅这套登记卡确实更方便了，但对结果的解释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容易。加入纳粹党，本身就是对希特勒表示忠诚。但仅凭一张登记卡，还无法判断当事人究竟是狂热的纳粹分子，还是随波逐流者——至少在1933年之后入党的情况下，单靠卡片本身无法作出这种区分。
今天，面对自身家族中的纳粹历史，人们也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挑战。纳粹分子也可能是充满爱意的家庭成员，这一点80多年来早已为人所知。近些年新增的一项历史认识是：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者后来都成了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尽管褐色思想仍有延续，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联邦德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模式。这两件事不能相互抵消，但它们同样属于历史清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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