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白人奴隶史：上百万白人被掳往非洲，白人女子沦为玩物

1627年夏天，冰岛东海岸的一个小渔村，十几条黑色的船突然从雾里钻了出来。船没有挂任何国家的旗帜，甲板上站满了裹着头巾、手持弯刀的人。他们冲进村子的时候，渔民甚至来不及拿起鱼叉。男人被铁链锁成一串，女人被拽着头发拖上甲板，孩子被夹在腋下像货物一样扔进底舱。

三天后，这支船队袭击了冰岛东南部的韦斯特曼纳群岛。他们一共掳走了将近四百名冰岛人，那是这个偏远岛屿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幸存者后来在教会记录里写道，被掳走的人里有一个叫古德里德的孕妇，她在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上被卖给了一个土耳其军官，此后再无音讯。

这不是维京时代的劫掠。这是十七世纪。掳走他们的人不是北欧海盗，而是巴巴里海盗——一群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为基地，受奥斯曼帝国庇护的北非私掠船队。被卖到北非奴隶市场上的冰岛人不知道，他们只是一场持续了将近三百年、涉及上百万欧洲白人的大规模奴隶贸易中的一小批受害者。

这件事在今天的欧洲历史教科书里几乎找不到。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是寥寥几句，仿佛那是一段不值得深究的边角料。但如果你去翻十七世纪英国海军部的档案，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仅在1628年一年之内，英格兰和威尔士沿海就有超过一千人被巴巴里海盗掳走。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有些渔村在连续遭到袭击之后，整村整村地空了。

克劳德·德·圣马特，一个法国天主教修士，在阿尔及尔做了十年赎虏工作。他留下了一份记录，详细描述了他在奴隶市场上见到的景象：来自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的男男女女被剥得只剩内衣，站在泥泞的广场上。买主掰开他们的嘴看牙齿，捏他们的胳膊看肌肉，就像在挑选骡子。一个那不勒斯女人被标价三十个金币，一个苏格兰小男孩被标价十五个。

这就是白人奴隶贸易的真实面貌。它不是一段虚构的噩梦，而是几百万欧洲人切切实实经历的命运。但奇怪的是，这段历史在西方主流叙事中几乎被抹掉了。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时间往回拨三百年。

十六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正处在鼎盛时期。苏莱曼大帝的军队从布达佩斯一直打到巴格达，海军横行于地中海。但奥斯曼人的野心并不满足于陆地和海洋——他们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维持帝国的运转。宫殿要人修缮，战船要人划桨，农田要人耕种，后宫要人伺候。

非洲黑人当然是选项之一，但奥斯曼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从撒哈拉以南非洲长途贩运奴隶到北非和伊斯坦布尔，路途太远，损耗太大。而地中海对面就有现成的人力资源。欧洲的白人基督徒，在地理上近在咫尺，在宗教上属于异教徒——抓捕他们，在奥斯曼的教法体系中完全合法。

这就是巴巴里海盗兴起的根本原因。它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偶然暴富，而是被帝国战略精心培育出来的产业。

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这三个北非港口城市，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奴隶经济体系。巴巴里海盗负责“采购”——也就是出海劫掠。奥斯曼总督负责收税和提供保护。当地商人负责转手销售。奴隶被分配到各个领域：最强壮的男奴被送到桨帆船上做划桨手，一般体力的去农田或建筑工地，有手艺的去做工匠，年轻女人被送进后宫或富人家中做妾，孩子被训练成士兵或仆人。

这是一条成熟运转的产业链，上下游分工明确，利益分配清晰。而它的“原材料”，就是地中海北岸那些毫无防备的欧洲沿海居民。

海盗们后来发现，在海上拦船捕奴效率太低——一艘商船能装多少人？最多几十个。他们很快把目光转向了陆地。欧洲的地中海沿岸，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到意大利的西西里，从法国的普罗旺斯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所有离海岸线一天路程以内的村庄都面临被袭击的危险。

英国和爱尔兰虽然不在地中海沿岸，但巴巴里海盗的船队早在十七世纪初就突破直布罗陀海峡，一路北上。他们利用当时欧洲各国海军忙于彼此征战的空隙，把战火烧到了大西洋沿岸。

1631年6月，爱尔兰科克郡的巴尔的摩村遭遇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袭击。将近两百名海盗在深夜登陆，挨家挨户砸门，把熟睡的村民从床上拖起来。天亮之前，海盗们带着一百零七名俘虏扬帆而去。被掳走的人里有老人，有孕妇，还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巴尔的摩村几乎因此荒废。这起事件在当时英国引起轩然大波，英国议会被迫启动调查，但调查了几轮之后，除了发出一堆无用的谴责声明，什么实质行动都没采取。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欧洲国家的政府，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

表面上的理由是军事成本太高。派舰队到北非去清剿海盗基地，需要跨越数千公里的海域，耗费天文数字的军费。但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比这复杂得多。

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正是殖民扩张的高峰期。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些国家，自己就在大西洋另一侧从事着规模巨大的黑人奴隶贸易。英国的皇家非洲公司从1672年开始，每年从西非往美洲运送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法国的南特港是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奴隶贸易港口之一，十八世纪仅从南特出发的贩奴船就超过一千八百艘。

这些国家的政府算计得很清楚：派兵去地中海打海盗，能救回多少白人同胞？几百个？几千个？但与此同时，他们在非洲的奴隶贸易每年能赚回多少英镑、多少法郎？这个账一算，答案就出来了。

英国海军部在1670年代做过一次内部评估，结论是：清剿巴巴里海盗需要至少二十艘主力战舰和上万名士兵，总花费超过一百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能让财政部官员当场晕过去的数字。而与此同时，英国从非洲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经济中获得的年收入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牺牲几百个沿海渔民，保住大西洋彼岸的金矿，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这就是商业逻辑的冷酷之处。它不做道德判断，只做利益计算。当白皮肤的海边渔民和白皮肤的庄园主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他们的利益就不再一致了。英国国会里那些制定政策的议员，本身就是种植园主或者种植园主的投资人。比起那些被海盗掳走的康沃尔渔民的命运，他们更关心的是牙买加甘蔗园里黑奴的价格会不会涨。

但这种计算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当你默许一条邪恶的产业链在别人的地盘上运转时，这条产业链迟早会沿着利益的缝隙渗透进你的领地。

巴巴里海盗的势力在十七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他们不再满足于袭击渔村和商船，开始把矛头指向更大的目标。阿尔及尔的海盗舰队司令贾法尔在1650年代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把整个地中海变成奥斯曼的湖”。到他死的时候，仅阿尔及尔一个港口就有超过两万名白人奴隶在同时服役。

奴隶的价格随着供给量的增加一路走低。在阿尔及尔的市场，一个成年白人男奴的价格在十七世纪初大概是五十到六十个金币，到了十七世纪末已经跌到三十个。女人和孩子的价格更低。这种价格下降对海盗来说是利润空间的缩小，对欧洲沿海居民来说却是灾难的扩大——海盗们为了维持利润，只能加大劫掠的频率和规模。

欧洲各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损失已经大到无法忽视。英国海军部在十八世纪初重新做了一次评估，结论是：巴巴里海盗每年给英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船只、货物、人员）超过五十万英镑，间接损失（贸易受阻、保险费飙升、沿海地区人口流失）更是数倍于此。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派兵清剿的成本。

于是，欧洲各国开始动手了。

但第一个真正下死手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而是一个当时还不太起眼的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刚独立的时候，在地中海没有海军力量。它的商船在地中海航行时，只能靠向巴巴里国家缴纳巨额保护费来保平安。1786年，仅向阿尔及尔缴纳的年贡就占到了美国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六分之一。杰斐逊总统对这件事深恶痛绝，他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与其年复一年地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去喂饱那些敲诈勒索的海盗，不如用这些钱打造一支舰队，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

杰斐逊说到了做到。1801年，美国海军派遣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对巴巴里国家发动了第一次巴巴里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四年，最终以美国胜利告终。但真正让巴巴里海盗彻底覆灭的，是1815年的第二次巴巴里战争。那一年，美国派出了迪凯特将军率领的最强舰队，直接开进阿尔及尔港，把炮口对准了这座城市的心脏。阿尔及尔的总督被迫签署条约，承诺永远不再骚扰美国船只，并释放所有美国籍奴隶，赔偿一切损失。

美国的这顿硬骨头啃下去之后，欧洲列强也终于不再装睡了。1816年，英国和荷兰组成联合舰队，对阿尔及尔进行了毁灭性的炮击，摧毁了停泊在港口的几乎所有海盗船只。1830年，法国军队直接登陆阿尔及尔，把这座城市变成了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起点。

持续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巴巴里海盗时代，至此终结。

但历史的讽刺在于，终结它的人，正是当年默许它壮大的那些人。

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尔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为那些曾经被掳为奴隶的白人建立纪念碑，而是把北非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继续用另一套系统榨取这片土地上的资源。英国人在地中海剿匪的同时，在大西洋彼岸加紧了黑奴贸易的规模——直到1833年，英国才在国内彻底废除奴隶制。美国人则更晚，要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

从1780年到1810年，仅英国贩奴船就从非洲运走了超过三十万黑人。而在同一时期，巴巴里海盗掳走的白人数量正在急剧下降——不是因为海盗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欧洲海军已经彻底封锁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当英国海军的炮舰在地中海追击最后几艘巴巴里海盗船的时候，英国商船正满载着非洲黑奴驶向加勒比海。同一种暴力，在不同地点，针对不同肤色的人群，被贴上了截然不同的标签。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极其冰冷的道理：在利益的驱动下，人类的残忍是可以被无限细分和精确定价的。

黑人适合在甘蔗园里做体力劳动？好的，他们被标记为“劳动力商品”，价格按体质好坏分级。白人沿海居民适合做划桨手？好的，他们被标记为“军事资产”，价格按体力强弱的等级排列。女人适合做妾和女仆？好的，她们被标记为“家政服务”，年轻漂亮的贵一些，年老色衰的便宜一些。孩子适合被训练为士兵？好的，他们被标记为“长期投资”，年龄越小的越贵，因为训练周期长、可塑性高。

在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的奴隶市场上，每一类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价格区间，有专门的经销商负责竞价和转手，有完善的信贷系统支持买家分期付款。这不是一群野蛮人在偶然作恶，而是一整套成熟运转的奴隶经济体系。它在组织化程度上，一点也不比大西洋对岸的黑人奴隶贸易差。

这种体系的恐怖之处在于，它不认肤色，只认利润。英国人在西非抓到黑人，卖给美洲种植园，赚到的钱流进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巴巴里海盗在地中海抓到白人，卖给北非奴隶市场，赚到的钱流进阿尔及尔、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两条产业链，方向相反，逻辑相同。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这两条产业链之间并不是毫不相干的。

十七世纪的伦敦金融城里，有一些商人同时在两头下注。他们既投资皇家非洲公司的黑奴贸易，也通过马赛和里窝那的中间商向北非的奴隶市场提供金融支持。对他们来说，一个苏格兰渔民和一个刚果农民，都只是一个数字。区别只在于他们是在加勒比海卖掉，还是在地中海卖掉。

这种跨越肤色和宗教的资本联盟，才是那段历史中最黑暗的部分。

但欧洲后来的历史叙述，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一切。

十九世纪之后，当欧洲列强开始以“文明使命”为旗帜在全球扩张时，白人奴隶史就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它提醒世人，白人并不天然地站在奴隶主的位置上，黑人并不天然地站在奴隶的位置上。奴隶制的本质从来不是关于肤色，而是关于力量——谁掌握了暴力工具和资本优势，谁就能把别人变成商品。

所以这段历史被悄悄抹掉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教科书里，详细记载了英国海军如何英勇地剿灭巴巴里海盗，但绝口不提在这之前的两百年里，英国政府是如何为了省钱而对海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迪凯特将军远征阿尔及尔的壮举，但很少有人提到，这次远征的动机其实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人道主义。

被抹掉的不只是施暴者的责任，还有受害者的声音。那些被掳到北非、终生未能返回故土的白人奴隶，他们的名字散落在教会档案、赎虏记录和领事报告里，从没有人系统地收集和纪念。他们的后代在北非繁衍至今，早已融入当地社会，不知道自己的曾曾祖母来自爱尔兰一个叫巴尔的摩的渔村。

冰岛雷克雅未克的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一本泛黄的册子，是十七世纪一位牧师写的。册子里记录了1627年被巴巴里海盗掳走的冰岛人名单，一共三百七十九个名字，每个人都有姓名、年龄、村庄。名单的最后是一段用鹅毛笔蘸着黑墨水写下的潦草批注：除了少数几人被丹麦国王赎回，其余皆死于异乡。愿上帝怜悯他们的灵魂。

这本册子在档案馆里躺了三百多年，很少有人去翻阅。

1775年，德国巴登的一个女孩被巴巴里海盗从家门口掳走，辗转卖到阿尔及尔。她在奴隶市场被一个当地商人买下，为他生了好几个孩子。二十年后，她通过一名法国传教士给德国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我还活着。她的父母收到信时已经年近七十，据说老父亲看完信哭了一夜。

这些零散的碎片，就是被历史忽略的百万欧洲白人奴隶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它们不构成宏大的叙事，只是一些普通人破碎的人生残片。但正是这些残片，拼出了一个被故意掩盖的真相——奴隶制度从来不是某个特定文明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利益诱惑面前的共同选择。

在阿尔及尔老城区的深处，有一座十七世纪建造的监狱。监狱的地下室曾经关押过等待拍卖的白人奴隶。墙壁上用指甲和碎石刻满了字迹，有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英文，还有些辨认不出来的文字。其中一面墙上刻着一行英文，笔迹很轻，勉强能辨认出来，那行字是说一个人来自德文郡，叫托马斯·佩恩，1625年被抓来这里，再也没能回去。

海盗已经死了。奴隶主已经死了。那些决定这一切的政府官员和投资商人也都死了。留下的只有这面墙，和那行被海风侵蚀了将近四百年的字迹。

这段历史很少被人提起，但它对人类社会的警示一直都在。在那个奴隶制度横行的时代，从伦敦的金融城到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从牙买加的甘蔗园到伊斯坦布尔的后宫，人被当成商品买卖。不管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在利润面前都只是工具。历史带来的只有一道解不开的伤疤，提醒着今天的人们，把任何人当成商品来交易，最终都会付出代价。那些曾经以为奴隶贸易只属于一个种族或一个阶层的幻象，早已被地中海的海风吹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