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正是这项加州提案对他构成危险的原因。它把纽森的话当了真。纽森反对这项税，不是因为它违背了他的原则，而是因为它恰恰证明了这些原则会带来什么后果。在全国层面，纽森希望华盛顿向超级富豪征税，作为一场宏大“经济重置”的组成部分。他说，亿万富翁拥有过多权力，税制偏袒他们，财富集中威胁民主，美国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
但当加州一项公投提案主张对加州亿万富翁的净资产一次性征收5%的税时，纽森突然像个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此时，激励机制变得重要了，税收政策会影响行为，资本可以流动，富人并不是被拴在州议会草坪上、等着被挤奶的牲口。
纽森实际上替自己的口号提出了反证。亿万富翁可以搬走，财富可以转移。那些在全国讲台上听起来像正义的话，一旦落实到加州，就会变成财政恐慌。这不仅仅是税率之争。随着反对声增加，推动该提案的工会曾提出把拟议税率从5%降到2%。纽森仍然反对。
因此，问题不在于5%，甚至也不在于2%。问题在于，不能在纽森最需要亿万富翁留下来的地方向他们征税。他无法把这些话直接告诉自己的支持者。他不能说，州一级财富税会惩罚成功、赶走资本并缩小税基。那样说，听起来就太像他平日嘲讽的保守派了。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能找到的最好说辞：这项提案范围太窄，专项指定过多，过于体现单一利益集团的意志；它没有为更多学校、住房、诊所、大学或公共安全项目提供资金。但这并不是他真正反对的理由，那只是托词。
他真正的反对理由更简单：亿万富翁可以离开，财富可以流动。加州不能靠掌声维持开支，萨克拉门托也无法用革命口号来替代流失的资本。正因如此，这项税收提案不只是又一项左翼支出措施，更像是一个陷阱。它要求纽森按照自己演讲中的说法来执政。
如果亿万富翁真是问题所在，那就在这里向他们征税。如果极端财富真会危及民主，那就现在先拿出一部分来。如果萨克拉门托的每一项承诺都需要资金，为什么还要等国会？为什么不让加州先做样板？纽森知道答案。加州早已依赖那些本州政客口头上不断谴责的财富。这个州一边对亿万富翁进行道德批判，一边围绕他们做财政预算；一边抨击不平等，一边依赖资本利得；一边谴责成功，一边花着成功带来的税收收益。它说话像个公社，征税却像个捉襟见肘的帝国。
这就是雅各宾派式的老难题。雅各宾派的崛起，靠的是让民众相信，私人财富就是公共不公的证据。财产必须服从“美德”，多数人的苦难可以归咎于少数人的过度占有。它把嫉妒转化为道德，把没收包装成正义。但一旦这种欲望被喂养起来，它就不会继续温顺。如果财富本身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要放过这笔财富？如果公共需要足以成为征收的理由，为什么要豁免那个阶层？如果富人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还要等待？
那些煽动阶级愤怒的人，总以为自己始终能掌控这种愤怒。历史对这种想法并不宽容。加州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纽森也不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不必担心帕洛阿尔托搬到奥斯汀去。纽森的问题更现代。他想要雅各宾派式的语言，却不想让雅各宾派式的税吏真的出现在萨克拉门托。他希望民众的愤怒足以为全国性的亿万富翁税喝彩，但又不要愤怒到在他自己的州把这项税通过。
美国最富有的州，高速公路下却有成片帐篷营地。硅谷旁边就是露天的贫困景象。萨克拉门托无休止地谈论同情与关怀，而中产阶级被高成本挤出，穷人成为政府体系的依附者，富人则把自己隔离起来，或者干脆离开。在加州，进步主义理论常常被算术现实迎面击中。
联邦层面的亿万富翁税，让纽森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人民代言人”；而加州层面的亿万富翁税，则迫使他去治理一个财政上依赖于那些他口头谴责之人的州。雅各宾派最终明白得太晚：你不能一边教人们仇视财产，一边又指望财产继续安全、继续创造收益，并继续为你的计划所用。纽森得到的教训没有那么血腥，但同样清楚：你不能把亿万富翁称作敌人，然后在选民要求你按这套说法执政时表现得惊讶。
纽森希望美国征收亿万富翁税，因为站在总统竞选讲台上，这样的主张听起来充满道义感。他之所以在加州反对同类税收，是因为萨克拉门托不能靠掌声支付账单。一旦政策威胁到他自己的税基，这位“革命者”就发现了谨慎的重要，这位“人民代言人”也变成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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