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烟如何越过我们的边界｜编辑部聊天室

205期主持人 徐鲁青

最近几年，关于二手烟的讨论似乎越来越多，相关新闻也频繁出现，有人在公交站、高铁站台劝阻吸烟，却因此引发争执，甚至遭遇暴力威胁。

二手烟首先当然是一个健康问题，长期被动吸入二手烟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这也是人们反感公共场合吸烟最直接的原因。但它又不只是健康问题，中国吸烟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吸烟率为43.9%，而女性仅为1.8%。许多劝烟场景发生在女性与男性之间。

与此同时，烟又有另一面。它曾经是电影里的审美符号，也是职场和饭局里的社交工具。它与男性气质、阶层生活、和公共治理都有关。我们反感二手烟，但如果只把问题简化为“抽烟的人”和“不抽烟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可能忽略了它背后更复杂的生活处境。

2025年3月16日，上海，武康路沿街橱窗张贴着艺术化控烟标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01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忍受二手烟？

李欣媛：二手烟有害健康这件事，已经被宣传很多年了。近几年大家对二手烟更敏感也和边界感的变化有关。烟味和烟雾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它的扩散是不受控的，吸烟者点燃一支烟之后，烟雾并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的空间里。

这几年类似的公共讨论其实很多，比如臭车、高铁上电子设备外放、电影院里有人看手机导致屏幕亮光影响他人。它们的共同点是这些东西很难被限制在个人范围内，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会影响到别人。

还有一点是我的观察。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对烟酒的接受度也在下降。以前应酬里，白酒是很重要的社交媒介，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喝白酒，会用奶茶、果汁来替代敬酒。烟酒曾经和某种世俗社交秩序绑定在一起，但年轻一代未必还愿意接受这一套，当它们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和边界时，抗拒就会更强。

王鹏凯：二手烟和这些公共空间里的冲突确实有相似之处。当然吸烟有其特殊性，它不只是让人不舒服，长期被动吸入二手烟也会影响健康。这一点和外放声音、手机亮屏还是不太一样。但如果从整体上看，这背后都反映出人们对边界的感知正在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什么是合理的公共行为，什么构成对他人的打扰或冒犯，这些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

有一本书叫《敏感与自我》，作者是德国哲学家斯文雅·弗拉斯珀勒。她讨论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变得更敏感了？她提到，无论是性别平等的语言还是言论自由，无论是争取弱势群体权利的斗争还是担心失去特权的敏感，共同揭示的都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于重新调整“什么是合理的”界限。

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冒犯，什么是伤害，这些观念都会随着社会进程而变化。但问题在于，相关的话语正变得越来越固化，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愈发难以弥合，一方认为自己正在承受伤害，另一方却认为这是过度敏感。此时进行对话还可能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讨论二手烟时可以采用的一个视角。

[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 著 许一诺 包向飞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3-4

徐鲁青：边界意识确实是在变化，比如我之前和一个朋友讨论租房，她说自己现在特别需要独居，已经没办法和别人住在一起了。我当时就想到，上一代人可能很少有这种需求，甚至很多人从来没有真正独居过。人们对私人空间的定义每一代人都会产生变化，就像人们对与边界的定义是一直不停变化的。

王鹏凯：以前我们上社会学课，老师讲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在八十年代，大家可能会翻墙进学校玩，男女生混在同一个宿舍里，室内吸烟也很常见。放到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这缺乏边界感，是很严重的冒犯。这说明边界并不是天然存在、固定不变的。它和社会观念、代际经验、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徐鲁青：但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谈论二手烟吗？会不会有人觉得，这是把一个明确的健康问题解释成了边界感的问题？另一方面，吸烟者和被迫吸二手烟的人，往往也存在更明显的权力差异。如果只是高铁上一个人外放声音，好像只是邻座之间的冲突。尤其在中国语境里，吸烟者更多是男性，但被二手烟影响的人很多时候是女性。

这也可以引出我们接下来想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二手烟和劝烟的话题特别容易被纳入性别讨论？而且从一些新闻事件里可以看到，不管是当事人之间发生冲突还是进入执法层面，处理方式常常都很消极，甚至会让劝阻者再次受到伤害。

2026年3月29日，上海，沪闵路一公交站张贴着禁烟标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02 二手烟、男性权力与公共空间

丁欣雨：中国是烟草消费大国，在全球烟草消费中占比非常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24年发布过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提到，中国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是23.2%。但如果拆分性别，差距非常悬殊。男性吸烟率是43.9%，女性只有1.8%。

我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其他国家的数据。比如日本同一时期的男女吸烟率大约是24.8%和6.2%；韩国大约是34%和3.9%。这些东亚国家同样存在性别差异，但中国的差距尤其明显，女性吸烟率甚至不到男性的零头。

这也说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吸烟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并不一样。鹏凯之前采访过一位英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她也提到在一些国家的语境里，吸烟问题并不会像中国这样被纳入性别讨论。

王鹏凯：我之前采访英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劳拉·贝茨（Laura Bates），刚好赶上英国出台法案禁止2009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购买烟草制品。我就提到中国最近也有很多和禁烟相关的争论，但在中国语境里，劝烟行为很多时候由女性发起，也很容易被纳入性别议题。

她很惊讶，觉得这听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在英国，禁烟更多是一个普遍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讨论的是如何让下一代整体远离烟草，而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性别议题。所以我在想，这可能和中国社会当下的语境有关。不只是吸烟，很多与权利相关的议题，在中国大陆都很容易延伸到性别。

就像刚才讲到的，吸烟这件事无论从数据上看，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多数劝烟场景都是女性在劝男性，我们很少看到相反的情况。这就使得吸烟越来越容易和一种男性权力绑定在一起，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吸烟。

女性在公共空间当中的需求，一直很容易被忽视，不管是被迫吸入二手烟，还是在火车上买不到卫生巾，这些类似经验都和过去几年形成的一种情感结构有关，也和公共讨论中持续出现的性别议题有关。

徐鲁青：当一个女性劝阻男性吸烟时，她挑战的不只是这一支烟，也是男性对公共空间的默认占有权，公共空间好像天然被认为是可以由他使用的。这个时候女性提出异议，就会被看成对这种占有权的挑战。这也让我想到之前讨论过的一些社会话题，其实都和“谁有权占据公共空间”有关。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7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一名女子站在室外泳池的指定吸烟区吸烟，旁边立有写着“Smokers”的绿色标识牌。巴登-符腾堡州新版《非吸烟者保护法》将于6月1日生效，该法对吸烟者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王鹏凯：对，最后还是会回到权力关系的问题。女性劝阻男性吸烟，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头交流，而是一个有风险的社会行动。

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在公园野餐，或者其他露天场合，想要劝阻男性吸烟时，都会有很深的顾虑。因为这个行为可能会让她们暴露在暴力风险里，不管是口头暴力，还是肢体暴力，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它不是一句“请你不要抽烟”这么简单，男性和女性之间在言语、社会地位和身体力量上的不对等都会浮现出来。就像之前唐山打人事件，最初也只是从搭讪、劝酒这样看似日常的互动开始，最后却演变成非常严重的肢体暴力。

丁欣雨：刚才讲到公共空间里的需求，我也会想到，很多场合其实默认存在一种隐形规则。这些规则往往是由参与其中的多数男性制定的。女性一旦提出自己的需求或者表达异议，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不懂规则，或者是在制造没有必要的麻烦。

比如开车这件事。到现在女司机仍然是一个会被单独拎出来的词。太遵守交通规则的女性司机反而会被认为“不懂路上的规矩”。那些更生猛、更敢于突破规则的开车方式，才会被视为车技好。

也包括女性为自己争取权益时，很多时候会因为害怕遭遇暴力或不平等对待，不得不诉诸更公共、更制度化的话语。比如开车时会说“我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在高铁上会说“这是静音车厢，本来就规定不能外放”，在二手烟问题上，也会说“现在已经有控烟条例了”。好像只有当规则被写出来之后，我们才更敢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需求。

徐鲁青：这里面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地方。比如在一些场合身边都是男性，大家开始发烟，每个人都会被问一遍，问到我的时候对方一般会说：“你抽吗？”这句话背后其实默认女性是不抽烟的，这个时候如果我说“不抽”，又会觉得自己好像落入了某种刻板印象。

我还想到鹏凯之前截过一张社交媒体上的图，大意是说，“女性、酷儿、高素质烟民除外”。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反对没有素质的烟民，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对“女性、酷儿、高素质烟民”的想象，好像成为这样的烟民有一些向往的地方，这样一来，烟的含义就变得更复杂了。

1953年10月29日，德国多特蒙德，多特蒙德“尼古丁”吸烟俱乐部和埃森“继续吸烟”俱乐部的女士们举行了一场比赛，以决定谁是冠军女烟民。由于参赛者吸出的烟雾太大，裁判无法看清，因此未能做出裁决。画面显示三位女士正在吸雪茄，争夺冠军头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03 吸烟的审美与治理问题

李欣媛：我在想，烟和酒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种很便捷的权力工具。比如同龄人一起喝酒时，我们未必会立刻感受到权力关系。但如果场合里存在上下级、长辈晚辈，就会有敬酒、劝酒的情况发生，酒变成了服从和表态的工具。烟其实也类似，如果只是一群同龄人在抽烟，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一旦放到特定环境里，就会把权力关系彰显出来。

徐鲁青：我印象最深的是《志明与春娇》。这部电影的背景和香港禁烟条例有关。禁烟之后，整栋办公楼里的人不能在室内抽烟，楼下的吸烟点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小据点，大家在那里聊天、交换八卦，也认识新的人。

志明和春娇就是这样认识的。电影开头还有一段类似DV采访，问香港市民禁烟条例颁布之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一个人说，他觉得认识女生更容易了，因为大家都被迫聚到楼下抽烟，反而更容易和同一栋楼里的女生搭话。抽烟也是一种非常非正式的社交方式。比如在街上点一支烟，向旁边的人借个火，就可以很自然地开启一句话。禁烟和吸烟之间的变化，其实也改变了人和人之间交往的方式。

丁欣雨：电影里会把禁烟拍成另一种关系的开始，甚至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但在中国高铁禁烟之后，列车中途停靠两三分钟，很多人跑到站台上集体吸烟，这个场景就没有变成一个故事，反而更多变成了一个新问题。

刚才鲁青提到《志明与春娇》，在电影里，如果是异性之间递烟、点烟，它很容易产生一种流动的暧昧，甚至带有性意味的隐喻。《志明与春娇》里就有两个人互相点烟的镜头。很多港片也会用点烟、递烟这类动作来设置人物关系。比如在一些夜总会题材里，女老板和前夫之间的点烟动作，就很容易暗示他们之间仍然存在某种亲密或欲望。

但如果是同性，比如男性和男性、女性和女性之间递烟，含义又不太一样。它可能会变成一种不言自明的同盟感，也可能是在说明这个群体内部的权力位置。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7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一名吸烟者手持点燃的香烟并吐出烟雾。巴登-符腾堡州新版《非吸烟者保护法》将于6月1日生效，该法案对吸烟者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李欣媛：我记得《老友记》里有一集，瑞秋在职场里遇到一个问题。她的领导抽烟，同事也抽烟，只有她不抽。每次领导说要出去抽根烟，同事就跟着出去了，瑞秋完全被排除在外。后来她发现领导和同事在抽烟的时候，会顺便聊工作、决定事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更亲近的关系。瑞秋因此感到自己的职场处境受到了威胁，于是她试图假装自己也抽烟，强行融入这个关系。

徐鲁青：不过现在影视作品里，对抽烟镜头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吸烟镜头会被剪掉，或者直接打码。有意思的是，这和现实中的控烟政策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影视里对吸烟形象的管控很严格，但现实中，烟草包装和销售的限制又显得相对宽松。比如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烟盒上会印很醒目的警示图片，像病变的肺、口腔癌，或者其他非常直接的健康风险图像。但中国的烟盒上通常只是写一行“吸烟有害健康”，视觉冲击力弱很多。

而且现在有些烟盒越来越像糖果。比如我身边很多人抽ESSE，它有各种味道，芒果味、西瓜味，包装也做得很精巧。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不像在买一盒烟，更像在买一盒糖果，或者一杯口味很多的奶茶。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烟草营销的控制程度不一样，也就导致烟草作为一种商品，能够采取的包装和营销方式都不同。它既是一种有健康风险的商品，又仍然在市场里被不断包装、被吸引消费。

王鹏凯：这也让我想到另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讨论吸烟时需要考虑交叉性。前面我们更多是把性别放进来讨论，但吸烟其实也和阶层有关。有朋友提醒过我，在中国，对很多底层工人或者重体力劳动者来说，休息时抽一根烟，可能是一种成本非常低、也最容易实现的放松方式。他们抽的也许是很便宜的烟，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爆珠烟，也不是包装精致、价格更高的烟。

又比如在川渝地区，一些老式茶馆里，很多老人喝很便宜的茶，抽烟斗或者烟袋里的烟草，它可能比普通香烟还便宜，是和底层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说吸烟有害健康，或者只说二手烟是对他人边界的侵犯，其实还不够，它有更复杂的生活语境。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9日，加沙地带加沙城，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奥马尔·穆赫塔尔街的烟草市场展示干木槿叶。由于加沙地带物资严重短缺，烟民在持续限制下转向简易替代品，商贩和居民称这些叶子会被加工并混入液态尼古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徐鲁青：说到交叉性我也在想，除了烟是一种普遍、便宜、容易获得的放松方式之外，它的成瘾会不会也和更底层的生活环境有关？比如劳动强度更高、压力更大、休息方式更少，会不会让烟瘾和抽烟频率变得更高？

可能在中国社会没有那么明显，抽烟习惯并不是一个非常按照阶层划分的习惯。但我会想到《学做工》里写到的工人阶级男孩，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需要学习某种男子气概。抽烟在这里就不只是一个个人习惯，也是一种同伴习得的行为。身边的人抽烟，如果一个男孩不抽，可能会显得不够酷、不够像一个“男人”。

李欣媛：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讨论二手烟，会过于聚焦在“抽烟的人”和“不抽烟的人”之间的对立。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很容易变成两类群体互相指责。

二手烟在家庭空间里也常常存在，比如做饭的时候的烟雾就是另一种二手烟，那是不是也应该讨论更多男性参与家务、做饭、让母亲和孩子更少暴露在家庭二手烟里？我们不能只把二手烟理解为街头或餐馆里的问题，它也存在于家庭和性别分工中。

王鹏凯：前面我们聊了很多交叉性，如果回到治理层面，也应该把交叉性纳入进来。《敏感与自我》里其实也谈到，现代人的敏感性并不是一个绝对正向的事情，它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敏感性当成普遍标准，并认为它必须被推广给所有人。

比如我们抵制二手烟，或者反对公共场合外放声音时，也需要想一想背后的复杂性。到底是谁在发出声音，在吸烟？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之前有朋友提醒过我，如果一味强调公共空间必须安静，也可能变成一种健全人的暴政。因为像是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或者其他处境中的人，并不总是能够完全控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吸烟也是类似的。如果我们只说禁止，却不考虑不同人群对此的需求和状况，那政策也可能变成由最健全、最精英、最有社会优势的人来制定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即使看起来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仍然可能包含新的不平等。

徐鲁青：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强调车厢必须绝对安静，那么孩子、神经多样性人群，或者一些没有办法完全自我管理的人，就很容易被视为麻烦。

前几年也有很多所谓“厌童”的讨论。小孩在公共空间里哭闹会打扰到别人休息，而小孩就是所谓没有完整“自理能力”，或者说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我们这么强烈地维护自己的边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休息时间非常稀缺，当休息变得很难得，我们就会更想保护它，不让任何人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