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忆南京城地狱，女人哭声与吃人的狗令人难以忘怀

1937年冬天，南京很多普通家庭的生活被一夜之间掐断。前一天还在熬粥、补衣、吩咐孩子早些睡觉，第二天，街巷里就只剩下烧焦的房梁、倒伏的电线杆，还有散落一地的锅碗杂物。有人曾回忆，那一段时间，城里最清晰的声音，不再是早市叫卖，而是远处传来的枪声、哭喊声，以及狗群在废墟间此起彼伏的吠叫。

在这样的背景里，日本陆军战地摄影记者佐藤振寿被派往华中战场。他和其他随军记者一起，跟着部队进入南京。按照军中的说法，他们要记录“胜利”，记录“战果”。然而真实拍进镜头和刻在记忆里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被反绑的战俘、放声痛哭的妇女，以及被尸体吸引来的成群野狗。

这座原本有轨道电车、洋行商号、学校书馆的城市，在短短几天里，彻底变了模样。

一、日军战俘屠杀：从“战场敌人”到“绑着的目标”

日军攻占南京是在1937年12月13日。城破之后不久，佐藤被命令去“记录一次处理俘虏的行动”。地点是中国第八十八师的兵营一带，时间在12月14日这一天。那时，战斗主要已经结束，剩下的是清点战果和“处理”俘虏。

兵营前的空地被清理出一片区域，两侧已经挖好了大坑，每个坑大约几平方米，边沿还残留湿泥，被脚踩得坑坑洼洼。日军把一百多名中国士兵押到这里，双手反绑，成排跪在坑边。有人低着头，有人呆呆地望着前方，还有人嘴里不停念叨，听不清是祈祷还是自言自语。

“他们都不反抗吗？”有新来的日军士兵小声问身边的战友。

那人只回了一句：“命令就是这样。”

在前线，日军长期接受的是一种极端的战争教育：敌军被视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军中流行的说法是，俘虏会拖累部队行动，解决方式要“简便、彻底”。这一套观念，被一层层灌输到基层士兵身上，再加上连日作战带来的精神紧绷，暴力很容易从战场延伸到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人身上。

当日军把这些俘虏驱赶到坑边时，枪支已经上膛。执行人员有的携带步枪，有的拿着刺刀。命令一声接一声，语调冷硬。佐藤站在一侧，他的任务是记录“军队的威力”，但眼前的一切更接近于冷静的杀戮。

枪决开始。士兵将枪口抵住跪着的战俘后脑，成排扣动扳机。枪声在空地上接连响起，尘土和血水混成一团。有人倒下时带着惯性撞向前方，连同下一排的人一起压进坑里。后面还站着的日军刺刀手则上前补刺，把还在动的身体压入坑中。

有的战俘在被押来途中试图挣扎，到了现场仍不甘心被迫跪地。在某一排尚未执行完时，一个年轻战俘突然猛地起身，朝侧面狭窄通道冲过去。空地不大，四周到处是日军士兵，他刚跑出几步，一声枪响，身体重重栽倒。那一刻，佐藤只觉耳边掠过什么，仿佛有子弹擦过空气，带出一丝诡异的风声。

这类屠杀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战争体系中被默认甚至鼓励的手段。当时的日本军队，对俘虏问题的态度十分明确：对敌军不必抱有仁慈之心。很多基层士兵被告知，仁慈是软弱，软弱会拖累整个部队。被不断灌输“武士道”“绝对服从”的士兵，在具体执行命令时，往往不会多问一句。

足立，一位东京《朝日》杂志记者，也在同一时间段内见过类似枪决场面。多年后，他承认自己记不起确切地点，只记得长排跪着的中国士兵、整齐齐齐的枪声以及队伍倒下的瞬间。当有人质疑他时，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那时候，这样的场面太多。”

屠杀持续了大约一小时。空地上的俘虏逐渐减少，坑里的尸体越堆越高。血水浸透泥土，形成暗色斑块。枪声停下之后，现场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声与偶尔的命令声。这样一个场景，清楚地揭露了南京大屠杀中，对战俘实行无差别屠杀的一个侧面。

不得不说，这种杀戮并不只是“个别士兵失控”。在命令体系、战时宣传、军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暴行被合理化、制度化。佐藤的镜头和回忆，只是把这一层残酷，撕开了一角。

二、军国主义氛围下的精神状态：暴行背后的心理与制度

很多人会问：普通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样残忍的行为上的？在南京的这些日军士兵，并不是天生嗜血。相当一部分人，在来到中国之前不过是学生、店员、农民。但战争环境和军国主义教育，改变了他们看世界的方式。

1930年代的日本陆军，对士兵的训练中有极强的“非人格化”倾向。敌人被称为“支那兵”“敌性民族”，被不断贴上“狡猾”“低劣”“不配谈仁义”等标签。部队内部的体罚极为普遍，下级对上级只有服从，没有讨论空间。长此以往，一个人如果不想成为被打的对象，就只能尽量表现出“狠”“勇”“不犹豫”。

“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在屠杀战俘的现场，当有士兵动作迟疑时，身边的军曹会直接拍打他的肩膀，甚至抬脚踢他一脚。

那名士兵咬了一下牙，很低声地说：“他们已经投降了。”

军曹没有多解释，只是盯着他的眼睛：“军命在前。”

短短三个字，把责任抽离到看不见的命令系统中，而扣扳机的那只手，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宽恕”。在这种逻辑下，杀人的动作一旦重复，就会迅速变成机械化行为。

此外，日军在南京的作战持续时间虽不长，但当时不少部队是从上海附近一路打过来，经历了前线消耗、长途行军、食宿紧张，又承受着高强度精神紧绷。战斗结束之后，这种紧绷不可能马上消失，很多人出现兴奋、麻木交织的状态。一旦新的命令要求“处理俘虏”“清理战场”，他们反而容易通过继续杀戮来“延续”这种状态。

从这一角度看，南京战俘屠杀不仅是战术动作，更是制度与心理双重作用的结果。佐藤站在一旁，用相机记录，用眼睛观察。他后来回忆，执行命令的士兵眼神有的发直，有的干脆不去看倒下的人，只盯着前方某一点。这种刻意疏离，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用来对抗良知与命令之间的撕裂。

三、沦陷城市里的女人：求救的手伸向了谁

日军入城后的数日，南京的街道表面上看似安静，却暗藏无数抓捕、搜查和暴力。男人被当成“可疑分子”带走，妇女则很快成为另一类目标。日军占领区的“慰安所”制度，在这里迅速铺开。

佐藤在12月16日前后，奉命去拍摄所谓“战后城市状况”。车队经过一些难民聚集区时，路边的女人纷纷围上来。那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侧的房屋多已受损，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挤满了人。看到挂着日军标志的车辆缓缓驶来，一群妇女突然拥向车侧。

“帮帮我们！”有人用破碎的日语喊。

也有人用带哭腔的汉语反复说：“不要再把我们带走了，求你说一句话。”

声音杂乱，却都透着同一种绝望。她们抓着车门，有人伸手拉住佐藤的衣袖，眼里布满血丝。

车上的士兵不耐烦地呵斥：“走开！让开！”

佐藤努力分辨这些词句的含义，大概听懂了“不要再去”“不要再叫去那边”之类的说法。他下意识问旁边的翻译：“她们说的是什么地方？”

翻译压低声音：“多半是被抓去做慰安妇的地方。”

“她们以为你能帮她们。”翻译又补了一句。

这类“慰安所”，在日军侵略战争中有一套固定运作方式。军队或者随军机构，会在占领城市征用房屋，设立专门地点。妇女的来源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街头被抓，有的是从难民集中区被挑选，还有的是从周边地区强征而来。在南京，这类慰安所的设立很早就被日军文件和战后证词所证实。

制度之所以残酷，不仅在于性暴力本身，还在于它具有系统性。从管理者角度看，这是为了“维持士气”“防控传染病”等，看似有一套“管理理由”。但对被拖进去的妇女而言，生活被彻底摧毁。有人被反复折磨，直至病死；有人被迫忍受屈辱，只盼哪一天有人来登记、记录她们受难的事实。

当这些妇女在街头向佐藤伸出手时，其实已经清楚知道军人的权力。他们逼近时，她们要低头；他们路过时，她们敢于堵住车，说明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她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戴着相机的日本人身上，只是因为那是少数看上去不像前线士兵的对象。

“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句，让我们回家？”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妇女用微弱的日语重复着。

佐藤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他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意愿为这些妇女与军队对抗。车缓缓开动，那些手慢慢松开。有人仍在追着车跑了几步，嘴里还在喊着什么，最终被尘土和距离甩在后面。

这一幕，只是南京沦陷期间众多性暴力场景中的一个缩影。慰安妇制度的背后，是占领军对女性身体的彻底控制，是战争暴力向社会最薄弱一环延伸的结果。在男丁被杀、被抓的家庭里，留下的母亲、妻子、女儿往往没有任何保护，只能在恐惧中等待下一次敲门声。

从历史研究来看，南京地区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妇女具体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但各类档案和幸存者证言表明，这种强征在1937年12月之后迅速加剧。这种制度化的性暴力，使得南京妇女的哭声成为那段时间最频繁、最压抑的声音之一。

四、尸体、野狗与废墟：城市秩序如何崩塌

屠杀和暴行，不会在现场结束。大量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是南京沦陷后的一个严重问题。城内外道路、空地、河岸边都可以见到倒卧的遗体，有的是战场上留下的士兵，有的是被枪杀的平民，也有的是在清剿中被集中杀害的居民。

佐藤在城中活动时，多次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条街两侧的房屋半毁，门口横着几具尸体，有些已经开始腐烂，衣物被扯开，脸部难以辨认。远处飘来一股难闻的味道，夹杂着灰尘和烟气。

在这种环境下，野狗开始成群聚集。原本在街边觅食、依靠居民施舍度日的狗，在战争爆发后失去了主人，饥饿驱动它们四处奔走。遍地的尸体，对它们来说成了最容易获得的“食物”。

某天，佐藤从一片废墟边经过，听见前方传来急促的犬吠。他绕过一堆倒塌的砖块，看见几只狗围在一具尸体周围，那具尸体半边衣服已经被扯烂，露出被撕咬的皮肉。狗的嘴边沾着血迹，牙齿间还有残留物。一只狗抬头看到有人靠近，发出低沉的咆哮，眼里带着警惕。

路边一名随行士兵骂了一句，抬起枪，向空中开了一枪。犬群被吓得一哄而散，但跑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观望。显然，它们已经习惯了枪声，只是短暂退避，很快就会再回来。

佐藤后来又遇到一次更近距离的遭遇。在一条偏僻街巷，他几乎与一条野狗正面撞上。这条狗骨架瘦削，眼窝深陷，毛发打结结块，显然已经很久没有正常吃食。它盯着佐藤手中的相机，再把目光移到他的腿上，慢慢向前挪动几步，鼻子不停抽动。

身边的士兵迅速提枪，低声骂道：“这些狗都快疯了。”

开枪的动作并不迟疑，子弹打在狗身侧，灰尘扬起。那条狗发出一声惨叫，飞快跑开，消失在巷口。巷子里回荡着吠声，但没人再走近查看那具已经被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有意思的是，从表面看，这是“狗的问题”，但更深层的，是城市尸体处理系统的完全瓦解。正常情况下，一个城市的死亡都有相应流程：医院、殡葬、家属告别。但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这套流程被战争切断。屠杀发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任何民间或宗教组织的处理能力，而占领军并不急于替这些“敌方尸体”寻找归宿。

一些国际人士和南京城内的安全区组织，后来安排了部分义工进行尸体掩埋和火化工作，但在暴行高峰期，他们能做的实在有限。大量尸体长时间暴露，不仅带来恐怖景象，也引发卫生问题。传染病风险在冬季虽稍被压制，但对幸存居民而言，每天行走在遍布尸体和野狗的街道上，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巨大折磨。

野狗吃尸的现象，在不少当时的记录中都有提及。有的记载强调狗群数量巨大，有的则反复提到犬群对人类的攻击行为。即便具体描述有所差异，但一个事实难以否认：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里，的确处于一种人、尸体、野狗共同存在的极端状态。城市秩序不仅崩塌在人与人关系之中，也崩塌在最基本的环境控制上。

五、目击与记录：佐藤的镜头与南京的铁证

作为战地摄影记者，佐藤在南京的几天里拍摄了不少照片。有的是日军进城的队列，有的是被火焚烧后的街区，还有的是被集中押送的俘虏和聚集在安全区的难民。他后来回忆，当时很多同僚并不愿意拍摄过于血腥的场面，或者拍了之后也不敢轻易交给上级。

“这些画面，能不能印出来？”有同伴问他。

“看编辑部和军部怎么决定吧。”他只是这样回答。

日军对前线报道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所有照片、稿件都要经过军方审查，删去不利于军队形象的部分。战俘屠杀、妇女受辱、野狗撕咬尸体，这类内容几乎不会公开刊载。但即便如此，在现场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这些影像也已经存在。哪怕底片被毁，目击者的记忆也很难抹去。

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像佐藤、足立这样的随军记者，提供了侵华战争中一部分宝贵资料。他们的身份很特殊：既是侵略军的一员，又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记录者的位置上。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这类回忆与照片成了日后揭露暴行的重要证据，打破了少数人试图用“夸大”“虚构”来否认的说法。

当然，佐藤并不是站在道德高地的旁观者。他在屠杀现场没有站出来制止，在妇女求助时也没有给予实际帮助。他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在暴力机器内部工作的人，顺着机器的方向走，又在某些瞬间意识到这台机器的可怕。

从他留下的回忆可以看出，他对南京的印象始终围绕几幅画面：俘虏在坑边倒下时发出的闷响；妇女抓着车门哭喊时的颤抖；野狗叼着残肢在废墟中奔跑。他曾说，这些画面在战后多年仍时不时闯入梦中。对一个曾经坚定执行军命的人来说，这种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负担。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一个数字，不只是“被杀害三十万”的抽象概念。它具体到一批批被押上广场的战俘，一条条被拖进慰安所的女人，一具具被弃置街头任由野狗啃食的尸体。正因为有像佐藤这样站在侵略军一侧的见证者留下记录，这段历史才更加难以被抹去。

南京城在那几年经历的破坏，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战俘的屠杀，让许多父亲、儿子的名字连同尸体一起被埋入大坑；妇女的哭声，在很多年里都无法对外说出口；野狗啃食尸体的场面，则成为城市废墟时代最刺目的符号之一。这些，都构成了南京沦陷那段时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