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授衔这事，从来都不只是肩膀上几颗星的面子问题。当年解放军第一次评军衔的时候，闹出来的故事不少，有人争，有人让，还有人明明职务降了一级，军衔反倒半点没降，甚至还被最高领导人专门拍了板——这个人的上将，必须得授。
说起来，这位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从井冈山、从长征一路走过来的老红军，早年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将领。他是山西人，穷人家孩子出身，年轻时候为了谋条出路投了军，从底层排长干起，一步步熬到了高级将领的位置，后来一直在傅作义手下，以能打硬仗出名。
抗战那十几年，他没少跟日本人拼命。长城抗战的时候，带着一个团守阵地，硬扛日军的进攻，打退了十几次冲锋；绥远抗战的百灵庙大捷，他是前线的主攻指挥官，带着部队迂回包抄，端了日军的据点，那仗打完，全国都在叫好。整个抗战期间，他一直在绥远前线，从旅长升到师长，再到军长，没躲过后方一天。
解放战争打到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当时是绥远的军政一把手，手里握着几万部队。那时候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老长官傅作义也起义了，给他带了话，劝他走和平的路。他犹豫了很久，不是怕打仗，是觉得跟了国民党半辈子，就这么反了，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也怕手下的弟兄们想不通。
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选了和平。1949年9月，他带着绥远的军政官员和部队通电起义，整个绥远省没放一枪一炮就和平解放了。后来毛主席把这种模式叫“绥远方式”，不用硬打，慢慢争取，既保住了城池百姓，也给其他还在观望的国民党将领做了个榜样。
起义之后，他的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他还是司令员。部队刚整编完，抗美援朝就打响了，他主动给中央打报告，要求带着部队入朝参战。
1951年，二十三兵团跨过鸭绿江，任务不是上前线拼杀，是修机场、守交通线、负责后方警备。那时候美军飞机天天轰炸，修机场的战士们冒着空袭赶工期，几个月就建起了好几个前线军用机场，志愿军空军能往前推进，这里面有他一份实打实的功劳。
从朝鲜回国没多久，全军开始精简整编，很多兵团级的番号都撤了。第二十三兵团也在其中，缩编成了第六十九军。就这么着，他从兵团司令员，变成了军长，职务明明白白降了一级。他自己倒没什么意见，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干，一门心思抓部队训练。
转眼到了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按当时的常规标准，兵团级干部大多授上将，军级干部一般是中将、少将。他当时是正儿八经的军长，按职务套的话，评中将也合规矩。
他自己也觉得，授上将太高了。毕竟自己是起义过来的，跟那些爬雪山过草地、打了二十多年仗的老革命比，资历差远了。他专门给上级写了信，托杨成武将军转给毛主席，主动请求把自己的军衔降为中将，说很多老红军老八路才授中将少将，自己授上将，心里不安。
结果毛主席听完汇报，当场就表了态。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都行，可董其武不一样。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论功劳、论贡献、论资历，都该授上将。谁有意见也不能改，这不是个人的事，是党的政策。
这话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这个打了几十年仗、见惯了生死的老军人，当场就红了眼。后来他跟身边人说，在国民党那边干了几十年，从来没受过这么实打实的信任。共产党没把他当外人，这比什么军衔都金贵。
最终授衔结果公布，他被授予上将军衔。那时候他还在当第六十九军军长，是当时全军仅有的两位正军职开国上将之一，另一位是同样起义出身的陈明仁。加上陶峙岳，三位起义将领最终都授了上将。
再往后的几十年，他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后来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直到1982年，八十三岁的他终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了自己半辈子的心愿。其实早在1980年，他所在的支部大会就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党龄从那时算起，走完两年的考察程序后，中央正式批准了他的党员身份。从国民党的旧军官，到共和国的开国上将，再到耄耋之年入党，这一辈子的起落转折，比很多小说都精彩。
直到今天，还有人会聊起这件事，说一个起义过来的军长，凭什么跟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同授上将。也有人说，能让一方百姓免遭战火，能让几万士兵不用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份功劳，怎么算都不算小。
其实军衔这东西，说到底是对贡献的认可。有的人的功劳在冲锋陷阵里，有的人的功劳在和平抉择里。到底孰轻孰重，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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