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后如何养老？有没有发放养老金？

一个细节很刺眼：清代官方人口统计推算，人均寿命大致在30多岁上下，而礼制和律令里写着的官员“致仕”年龄，经常是70岁。纸面上是“古稀而退”，现实中却是“未老先亡”。这中间的落差，基本决定了古代官员的晚年生活——多半等不到真正意义的退休，更谈不上什么稳定的养老金。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仍然要设定退休年龄、设计退休待遇，还要牢牢抓住官员“能退不能退”的决定权。于是，一个看似是养老问题的制度，最后慢慢变成了权力安排和财政权衡的结果。

一、寿命撑不起的“七十致仕”理想

翻看先秦以来的礼制，七十岁“致事归里”是一种理想状态。《礼记》里讲“七十而致仕”，强调的是尊老，也带点理想化的“人生完成阶段”意味。但问题在于，那个时代的平均寿命可能连40岁都够不上。

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医疗简陋，再加上小儿夭折率极高，人均寿命被严重拉低。到了清代，据人口史学者推算，全国平均寿命大概也就30多岁。官员整体条件好一些，但拉高的也有限。能活到六七十的，本身就算“天选打工人”。

在这种现实下，纸面上七十致仕，多半成了虚线。很多人压根挨不到那一天。像东汉一些尚书、刺史，四五十岁就在“劳瘁”中病亡的就不少。真正能挺到七十，还有精神上朝的，大多已经是朝臣中的“少数派”。

偏偏制度是按理想写的。儒家讲“老者安之”，皇帝也愿意表现“尊贤敬老”，七十这个数就被固化了下来，变成各朝沿用的模板。到了唐宋，名义上还沿着这条线走，但具体操作上已经悄悄变形：年过六十，能干就继续用，干不动了，也未必想让他真闲下来。

看看几个典型人物就知道这种矛盾有多明显。唐代颜真卿年过六十，还要出使讨伐叛军。史书里记载，他进敌营劝降，部将劝他小心，他只是说了一句：“国家之事，岂可以死生计！”这样的人，理论上早该“致仕”，实际上在政治需要面前，只能继续扛着。

再往前看三国，司马懿活到73岁是个长寿典型。曹操一族普遍寿命不算长，司马懿靠着命长、能熬，生生熬出了政权更替的机会。某种意义上，寿命本身就变成一种政治资本。能活到七十，还保持精力，反倒成了一种“优势”，朝廷舍不得放人走，官员自己有时也不愿离场。

从这层意义上说，古代退休年龄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统治者心里的“理想人生曲线”，而不是基于真实寿命的理性设计。制度在纸上完整，现实却支撑不起那条曲线。

二、“致仕”和“退休”这两个词背后的心酸

用词上的区别，掩不住制度上的一个事实：官员想退，很难自己说了算。汉代的张禹是个典型。他在朝中官居要职，年事已高，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奏疏里言辞恳切，大意就是“身体不堪，恐误国事”。但皇帝每次的回复，不是表扬忠诚，就是一句“卿体尚壮，可复效力”。官职没放，人也走不了。

可以想象，当时朝会结束后，有年轻官员半开玩笑地问他：“张公，您又要辞官？”张禹苦笑着说：“老矣，不堪任事。”旁边人压低声音附和一句：“圣意难违，只好再撑几年。”寥寥几句，对话里透出的，是个人意愿在皇权面前的无力。

到了武周时期，还有侯侍郎这样的人，被朝廷下诏“令其致仕”，自己却死活不肯退，甚至在朝堂上装疯卖傻，企图证明“我还能干”，引得同僚侧目。看上去滑稽，背后却是对退休之后生活没底的焦虑：一旦离开官位，俸禄没了，人脉淡了，家里能不能养得起一大家子，完全是未知数。

这些例子合在一起，其实勾勒出古代“退休”的几个特点：

语言变了，从“致仕”到“退休”，心态没变——“身家性命寄于官位”，这个事实，很多官员比谁都清楚。

三、谁能拿“养老金”：从汉唐到宋明清的差别

说到养老，很多人下意识会问一句：古代官员退了，有没有养老金？有，但很不平均，而且常常“看人下菜碟”。

汉代的情况，比较直白。县令这一级别往下，基本没有专门的“退休俸”。真正能拿到国家给的养老钱的，多是郡守、太守以上。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当时，如果一个太守顺利致仕，能领到的俸禄、粮食、赏田，足够维持一个体面的晚年生活，但县丞、小吏这一层，一旦退下来，多半只能靠家族与积蓄。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地方官退下来以后，朝廷会按品秩给一块地，名为“赐田”，其实也是变相的养老金。土地在当时是最稳妥的资产，能养活下一代。但分到多少，有没有好地段，完全取决于官阶和运气。

一是可以带着官衔退休。官员致仕时，往往还会“加一阶”，也就是临退时升一级。这样，名义上的地位不跌反涨。

二是待遇基本不减。很多致仕官的俸禄接近在职水平，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公费支出。

三是保留一定政治参与权。有些大臣虽然“家居致仕”，但遇到重大政事，皇帝还会下诏征询意见，有时还得亲自进京陈奏。

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位老臣向子侄解释自己的处境时，完全可以这样说：“朝中之事，不必日理；俸禄在，官阶在，人也落得个安闲。”这大概算是中国古代官员养老制度的“黄金阶段”。

明代中后期财政窘迫，军费、边防支出巨大，官僚体系却节节膨胀。朝廷能拿出来做“养老金”的资源有限，只能给退休官员一点“养赡银”“廪膳”，再加免税、免徭役这些优惠。对小官来说，这些补贴也就是勉强糊口，远谈不上体面。到了清代，情况也类似，高级官员尚能得到“养廉银”之类的优待，普通官员多半还是得靠家产、宗族支持。

很多史料提到，部分官员在职时格外重视“积蓄”，其中当然包括正常俸禄节省，也不可否认有人在灰色地带动心思。不能一股脑说成“贪腐是刚需”，但养老压力确实为腐败提供了很现实的土壤：不上不下的中层官员，既想“光宗耀祖”，又怕退了之后坐吃山空，不少人就会在任上多替自己考虑一些。

从汉到清，“养老金”的形态在变：粮食、布帛、田地、银两、免税，样式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待遇永远是“按等级发放”，而不是普惠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官阶多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多强；官阶越低，晚年就越悬。

四、退不退，皇帝说了算

在整个退休问题上，待遇只是一个层面，更致命的是：官员有没有权利说“我不干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

汉代张禹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往后唐宋元明清，像他这样“求退不得”的老臣不少。向敏中、孙固这类人，年逾古稀仍在一线岗位上，史书中都留下了“卒于位”的评语。字面含义很简单——人是死在官帽底下的。

这当中有真心为国的，也有被皇帝当成“顶梁柱”不让走的。皇帝的考虑，从来不只是个人身体，而是政治平衡。一个掌管枢机的大臣，如果突然退下去，牵动的是一大片利益格局。与其冒这个险，不如让他继续干，哪怕年纪再大一点。

有时皇帝也会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明初，朱元璋为了削弱勋臣势力，时不时下诏“致仕某某”，摆出一副恩典样子，把人请出权力中心。表面是“体恤老臣”，实质上是权力布局。被“优礼”送回老家的人，晚年日子未必难过，但政治上已经离开了舞台。

明孝宗朱佑樘曾经下过一道诏书，允许年老大臣“自愿告退，不限年岁”。这一点颇值得玩味。一方面反映出他本人性格温和，愿意给群臣一点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此前的制度下，主动退休有多难。诏书一出，确实有些人抓住机会，提出“乞骸骨”。只是这种宽松，很快又被后续朝代严格的人事制度给冲淡了。

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位年近七十的巡抚，上疏请求致仕。皇帝看完折子，批了一句：“卿老成持重，方赖卿以镇地方，岂宜遽归？”这短短几行，就足以把他的晚年再往前推几年。家里人盼他回乡养老，他自己也心有余悸，却只能继续披挂上阵。

从制度层面看，古代的“退休权”始终握在皇帝手里。官员可以提出申请，可以表达身体不支，但最终拍板的是圣旨；有时甚至连申请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接到一道“奉命致仕”的诰命。退休，在这样的语境下，更接近一种“人事安排”而非个人选择。

五、宋代“黄金时代”：为什么能让老官安心退？

众多朝代中，宋朝在退休问题上被不少学者视作一个相对成熟的高点，这并不只是因为待遇厚，更因为制度设计有一套逻辑。

二是实际收入有保障。致仕后的俸禄，虽然经过调整，但对比一般物价，足以维持中上水准的生活。

三是保留发言权。有时遇到大政方针，尤其是重大变法、对外战争，朝廷会专门征询这些致仕老臣的意见，既是礼遇，也是在政治上借他们的口碑。

一个老臣在家乡的厅堂上，招待乡绅、学生，谈及时政时难免会说一句：“朝廷问及，亦曾略陈管见。”这种“退而不休”的安排，对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心理安慰。

当然，这样的制度也有隐忧。致仕官身份仍在，言论仍有影响力，如果和在朝同僚意见不合，难免形成某种“场外声音”。不过，宋廷普遍用“礼遇 + 分散”的方式化解，把老臣安置在不同地方，减少集中形成政治集团的可能。

六、待遇有限，保障缺失：官员晚年的现实算计

退得下、退得早，还要看退得后能不能活得安稳。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也没有系统的医疗保障，官员一旦离开权力中心，面对的是几个现实问题：收入从哪来？医疗怎么办？家族如何继续维持体面？

上层大员，凭借多年累积的人脉、田产，加上皇帝的赐地赐银，晚年生活往往不成问题。有些人甚至回乡之后，成为地方宗族领袖，实权形态从“朝廷官员”转为“地方望族”。这部分人，是整个制度中最受益的一层。

中下级官吏的处境就截然不同。明清时期，很多县级小官，俸禄本就不高，且有一部分是实物发放，节余空间有限。退下来之后，朝廷给的的确有一点“养赡银”，可货币贬值、物价波动一叠加，手里那点钱就显得十分单薄。

于是，一些人不得不在退前做好盘算。有的尽量多置田产，有的与豪绅勾连，有的则在任上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有人私下里对家人说：“俸禄省着用，能养得一时，难保一世。”家中长辈叹一句：“仕途一场，不过求个退路。”这类话，真实反映了制度保障不足下的心理。

在这种环境下，退休制度本来想起到的“安抚”功能，被削弱了不少。很多官员并不是乐于退，而是在权衡了身体、前途、家庭之后，勉强接受。他们对于“致仕”的态度，掺杂着复杂的滋味：一方面是“卸下担子”的轻松，另一方面是“自此无靠”的不安。

可以说，古代的退休与养老，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社会保障，只是附着在官僚等级之上的一套“恩给”机制。享恩多少，看等级、看资历、看际遇；普通官吏，只能在制度的缝隙中自己想办法。

从寿命与年龄的错位，到待遇等级森严，再到皇权牢牢掌握着“退”与“不退”的决定权，这一整套古代官吏退休体系，更多折射出的是权力结构与财政能力，而不是单纯的“体恤老臣”。对局中人而言，所谓“致仕”，既是官场终点，也是另一场生活算计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