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红七军团造成巨大损失后授一级上将，后被誉为防卫金门铁三角

1933年夏，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央红军进入全盛时期，闽赣省驻地黎川锣鼓掀天，鞭炮齐鸣，红军的一支劲旅第七军团在这里隆重成立，随后这支部队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洵口、硝石、资溪桥等战斗，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立下不朽功勋，然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不利，红军总部决定扩编红七军团，这支队伍的核心指挥团队可谓是超豪华配置：军团长寻淮洲年仅 21 岁，是红军中最为年轻的将领；政委肖劲光（后乐少华），在军队治理方面极为严格；参谋长粟裕，则有着非凡的谋略智慧。三人携手合作，被称作“铁三角”，这支部队原本应当拥有充分施展自身能力的契机。然而，事与愿违，铁三角尚未彻底成型，便遭强行拆分。

红七军团正式组建后，为减轻中央根据地受到的军事压力，牵制敌军，奉命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中地区进发，根据红军总部《作战任务的训令》，命令他们“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渡过闽江。此时占领古田水口，再“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英勇的果然不负众望，一路势如破竹，一举攻占闽清安仁溪、大箬、闽侯小箬，抵达雪峰、大湖江洋等地进入福州北郊山区，随即开始攻城，并利用红军善于夜战的特点，当天晚上红军向福州发起进攻，一部在赤桥击溃敌便衣队，大部沿村道至新店，敌排哨缩回浮村高地。

午夜12时，一部牵制浮村的守敌，大部向义井猛攻，一部占领玄沙寺佯攻大夫岭，大部沿着新店通往北门楼的马路挺进。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进军路线，殊不知它也是敌人最重点防守、部署兵力最强的一个地段。因此，先遣队进攻必经之地隐士山坡时，守敌凭借着地形、工事、武器等方面的优势负隅顽抗，几次激战直到天亮前均未能攻下阵地，天亮后为了躲避敌机狂轰滥炸，只好收兵，退到北郊的岭头、外洋、里洋一带隐蔽休整，准备天黑后再攻福州城。

据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大将后来回忆，“红军打得十分勇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攻城仍未成功。据时任先遣队第三师师长后授予开国少将的王蕴瑞回忆：“部队接近福州时，我师是前卫，直逼城下。到晚上，从城西北角攻城。因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梯子太短，城墙又高，梯子靠在城墙上没有爬上，当即撤出战斗……攻城时，我和粟裕同志在一起。攻打福州，先遣队三个师都参加了战斗。

先遣队第一次攻打福州虽没有成功，但也让城内的政军头目吓出一身冷汗。他们一面严令北郊守军拼死顶住，一面密令王庄飞机场备机以便城陷时逃亡。天亮前先遣队撤出战斗，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又令空军派飞机前往北岭山林密集处盲目地狂轰滥炸。据报载：“航空第三队、第五队派遣轰炸机，自晨至晚，前往掷弹十数次，计掷重量炸弹六十枚。”接着敌人的重兵向福州合围过来，上级领导决定放弃攻打福州，放弃攻福州原因据粟裕回忆：“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据时任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回忆：“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以致先遣队围攻福州……始终得不到各方面的消息，而影响到七军团的军事行动与围攻福州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

粟裕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时任先遣队政委乐少华在回忆中也写道：“大家都认为，如果攻进去了，也只能占据一角，否则兵力便会分散，福州实在太大了。”“于是我们决定部队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继续北上。”然而，令红七军团所有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次撤退过程中，竟然碰上了硬核，在福州北面的宦溪镇降虎村一带，遭到刚刚上升的敌87师261旅上校旅长刘安祺抄近路在“追剿”和“搜剿”。

使红七军团损失巨大的降虎村位于晋安区宦溪镇，因为村中有因降虎寨而得名。相传古时候山中一老虎中药箭，求助于岭上僧人，僧人为其去箭镞，老虎痊愈后遂相随左右，降虎二字由此沿用至今，村落中的古驿道，是古代南往北来商人和学子的必经之路，商贩自行聚集，渐成围寨村落。寨子前后有两道门及一圈围墙，从古道遥望布满藤蔓青苔的古寨门，有“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之感。降虎村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守护福州的“北大门”之称，至今村里有红军墓、烈士纪念碑、纪念馆默默矗立，诉说红军上北抗日先遣队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回荡着红军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降虎村红七军团纪念碑

史料记载，此役使红七军团损失巨大，最后不得不折返并随后番号取消。而围攻红七军团，被老将誉为有勇有谋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刘安祺很快就晋升为少将，随后成为老将最信任的人进入快速晋升模式，到后来一直做到一级上将。

刘安祺，字寿如，乳名开秦，山东省峄县义和庄人，祖父、父亲以种田为业，有瘠田三百多亩，属于当地的大地主，后来，其父刘宜德在韩庄开了一家杂货店，专卖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之后生意做大，取名德泰恒。有钱的刘家早早把刘安祺送入私塾，读《千字文》、《论语》、《孟子》等，12岁时又到韩庄镇高等小学继续学习。据村里人说，小时候的刘安祺是个“老实得有点窝囊的孩子”怎么看也不像长大之后能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一级上将。

据他的邻居老辈人说，小时候的刘安祺喜欢发呆，别的小孩在玩，他只在旁边呆呆地看着，有时甚至盯着个地上的蚂蚁、蚯蚓也能独自看上半天；上学时低年级比他小得多的一群孩子也追着他打闹，别人问他你咱不还手呢，他笑着说吃点亏无妨。后来，在一本叫《刘安祺先生访谈录》的书，他自己介绍说：“当时家里中堂有人写了一个‘学吃亏’的匾额……”可以说他这种生意人的料子，要先学会吃亏再学会做人，做人要自求多福，不叫人可怜，别处处让人帮助，因此，这三个字伴随刘安祺一生。

本来，按照刘安祺父亲的设想，让儿子读点书能算数，便可以打理生意，因此，早早地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偏偏他不喜欢子承父业。但是，那年代军阀混战，有一次他的老家来了一批军队，到他店里购物时要使用“军用票”，由于他父亲知道军队都使用军用票，军队一走就倒号，成了废纸，因拒收军用票，被当兵的辱骂之后还挨了几记耳光，差点惹了大祸。他好心为一位客商砸了一次店保，结果被人坑了，赔了两部缝纫机的款，可把刘宜德疼坏了。为此，他觉得去当兵说不定能保住生意。

后来，他在老同盟会员孙树成的介绍下，去上海参加黄埔军校考试，在全国370位考生中脱颖而出，最终以73名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读书期间，第一次东征，没有丝毫战争经验的他只充当了“挑夫”的角色，负责运送弹药。之后他进入突击队，作为先锋冲在前头，那场战争让不少同学丧命，刘安祺也身中两枪，幸好都打在了雨衣上，侥幸逃过一劫。短短一年中，历经了两次东征和数次战役，到毕业典礼时同学已经少了一多半。那天，北方人粗狂的身躯让刘安祺获得了一次机会。他自己回忆说“毕业典礼时，校长亲自点名，那时我晒得比现在还黑，因为是北方人，身体比别人高大，人也长得粗犷，所以校长特别把我叫出来，问我是哪儿人。当场一共挑了十四、五个同学，准备派我们去当署连长(代理连长)。”

真正的军事生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从见习排长到排长，再从机关枪连连长到步兵连连长，刘安祺在这其中经受了很多。他太年轻，得忍受老兵对他的嘲讽;为了给士兵示范动作，他挑灯夜战做准备;后来到步兵连练兵，他又得天天练习打枪。就在这个过程中，年纪轻轻的刘安祺成长起来了。在1926年北伐，时为连长的刘安祺浴血奋战。有一次追击敌人，一天走了100多里路，走得脚都流血。

刘安祺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记录》中：“那时候我们都穿草鞋（北伐刚出发的时候穿稻草鞋，过仙霞岭到浙江才穿麻草鞋），一个月发一双布袜子，长途行军，袜子顶多只能穿一两个礼拜，所以大家都赤脚；公家发的草鞋也穿不了多久，所以有的也自己打。一直要到江西与红军作战，全军才有布鞋穿，民国二十三年，官长才开始穿皮鞋。”在北伐战争中，刘安祺随北伐军浴血奋战，攻福建，下杭州，跨湖州，越上海，到镇江，一面打一面追击敌人，一直打到淮阴。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担任团长的刘安祺奉命驰援十九路军，驻守在江湾，靠近吴淞炮台，是日寇飞机炮火最密集的地方。那场战争打得异常惨烈，最后连火夫和通讯兵都用上了，连参谋和随员都战死了。多次与日寇展开白刃战，打得血肉横飞，死伤不计其数，当时那里是湖沼之地中想找隐蔽都不容易，不得已只能扒开坟墓当掩护，水没及腰身，从那之后，刘安祺患了风湿性腰痛。谈及这场战役，刘安祺说：“我们阻挡了日本人的野心，把我们抗日的士气提高了，也把我们一口气争回来了。”

当年与日本人打仗，到处流传的是侵略者的凶残，因此，刘安祺的父亲刘宜德特别担心儿子的安危，他每天在老家院子里烧香磕头，求老天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整日提心吊胆的老人家后来听说儿子升了官，又要带兵去江西一带打红军，他听说红军打仗可厉害啦，便只身亲自跑到他的部队里，那时刘安祺正骑着大马一身戎装出门，刘宜德竟然冲破警戒线扑了过去，拉住刘安祺的马缰绳说：“开秦我儿，咱不干这玩意儿，太危险了!咱家做着生意，有口饭吃，饿不着你……”但刘安祺感念父亲对他的保护，但自古忠孝难两全，仍然坚守在战场上。刘宜德看劝不住儿子，整天愁眉苦脸，不到半年时间便去世了，他老家韩庄人说，刘宜德是生怕他儿子打仗打死吓死的。

后来，刘安祺回老家韩庄安葬父亲，德泰恒院里高搭灵棚，开门七天受吊，街巷摆满了花圈、帐子。喇叭鼓乐、旗牌幡伞，大摆筵席、招待宾朋。一街两巷摆满了花圈、帐子。正中第一个花圈是蒋中正敬挽，第二个是何应钦送，依次师、团，各界送的花圈，琳琅满目，数不胜数，这事轰动一时。老百姓至今还是念叨这事，因为他父亲出殡那天不收礼，光待客，来吊丧的人7天内不限餐数，流水席一直来者就大鱼大肉好酒好茶吃着喝着，一时间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前来蹭吃蹭喝。

自打刘安祺所谓“智取”红七军团，他的人生便像开了挂，升得非常的快，从少将旅长到青年军师长、军长，这期间他战场上并没有多少出彩，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刘安祺奉调到东北，一度主办训练团。在东北著名的四平攻坚战时，陈明仁被革职查办，寸功未立的刘安祺却跑来坐享其成。整个第七十一军瞬间军心涣散，大批基层军官私下里叫苦连天。借着东北败局已定，刘安祺又一次提前脱身，被调到山东青岛担任绥靖区司令。

此时的山东几乎全境解放，青岛成了一座随时倾覆的孤岛。不过刘安祺手里握着一张免死金牌，当时的青岛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和太平洋舰队的大批军舰。美国人把这里当作制衡远东的关键跳板，死活赖着不走。毕竟我军还没有到与美军直接对峙的阶段，有这两万多美军当人质，刘安祺过得比谁都滋润。他心里盘算得很明白，只要洋人在，解放军就不会轻易强攻。

果然如他所料，我军采用“逐步压缩、迫敌早撤，于敌撤退之际寻机歼其一部或大部”的作战方案，接下来随着我军占领了青岛东部的重要口岸沙子口，青岛完全陷入陆地包围圈中，再守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接着美第七舰队撤至公海，兵团司令刘安祺率领部队不战趁夜陆续从海上撤退。

这次从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个当时是上尉军衔的人，名叫郎丰津，他的儿子便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郎咸平曾经说，父亲是刘安祺的老部下，而且对于这个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小时候的郎咸平心里有点怕。“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候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郎丰津是1949年加入国民党第26军，也就是刘安祺的部队的，一参军便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郎丰津跟着刘安祺撤到了台湾。当时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军队很多，作为最后撤离的刘安祺部队把青岛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郎咸平说：“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郎丰津在《八十年风雨人生(国民党空军少将郎丰津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当时花八十美金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他带着怀孕的太太坐了11天的船到了台湾，再回大陆就是40多年后的事了。

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刘安祺当时只是一名中将，要知道，那时候台湾的中将那可谓遍地都是，就是二级上将也大有人在，但为何偏偏他官运亨通呢？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金门岛的事情。

说起金门岛，大家可能会认为无非是一个长二十公里，宽十四公里，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公里，金门与大陆最近距离约 2 公里，形状像个哑铃，东部多高山，西部多丘陵，北岸琼林至后沙到西北角古宁头一带都为黄白色沙质硬滩，礁石不多，确实是个理想大规模登陆的地点的小岛而已，当年很多人都认为，老将能守住金门，全靠那道窄窄的海峡和后来美国人的军舰。但这摆明了就是外行看热闹。要知道，面对当时势如破竹、炮兵建制已经完全成体系的解放军，光靠那㳀㳀的海水怎么可能挡得住钢铁洪流？

而真实能把我大军挡住的，后来人们总结，其中出了三个关键的人物，即三个国军悍将，后人称防卫金门铁三角，这三个人性格迥异、打法不同，各有特色，用十来年的时间，硬生生地像接力赛一样砸出来的一套立体防御体系，即使是我军曾经采用大部队抢滩登陆、823炮战、斩首行动等多管齐下，还是让这个小岛在绝境中死死顶住了历史的车轮，这三个人便是胡琏、刘玉章和上面介绍的刘安祺。

先说胡琏从淮海战场上漏网的败将，光棍司令走投无路之际竟然在江西招得数万人马，新组建12兵团，率领这支部队以优势兵力，打出台湾后来吹嘘的所谓“古宁头大捷”， 取得了金门战役的胜利。不得不说这位“狡如狐，猛如虎”，金门战役中使我军九千热血男儿魂断海峡，成了萧锋将军一生背负的十字架，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在战后写下六千字检讨的那几天里，体重从75公斤暴跌到58公斤。

此后，金门有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 “ 伯玉路 ” ， “ 伯玉亭 ”，金门之战也让胡琏爆得大名，老蒋对他高度肯定，先是镇守金门，后晋升为陆军上将。他在镇守金门期间，持之以恒地干着一件事，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多藏弹药。每日开山不止，从而构筑了较完整的环岛防御体系，各种坑道纵横交错，有外国记者把掏空的金门称作是“一块布满窟窿的瑞士奶酪”。“‘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猫在山洞里把望远镜对准只有一个步枪射程之遥的大陆。防止伞兵降落的铁钉遍布全岛。在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精心安放了一层层用水泥桩、铁丝网、深壕构置的鹿砦。

这个原本风沙强劲、亘古荒凉，只见稀疏的茅草与菅芒花随风摇曳的小岛，打桩声、开钻声、浇灌声、号子声、军歌声 …… 通宵达旦，迷宫一般的地下战备坑道，充满肃杀气氛的海岸阻隔桩、各种军事伪装和防御工事一一竣工，成为今人凭吊冷战历史中不可或缺之场景。埋设的地雷像天上的繁星无以计数，以致时常有人畜挨炸的事件发生。伪装过的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着港湾和公路交叉路口。仔细观察，茂密的树丛间伸挺着黑洞洞的坦克炮、榴弹炮炮口。纵横交错的地下道路和隧道通向营房、炮台、哨位、饭店、医院，甚至一家电影院。数万全副武装的军人像地老鼠一样常年在炸开坚石修建的地下工事里生活和工作。

再说第二位是外号“水道里打游击的老狐狸”刘玉章，跟胡琏是老乡。辽沈战役进入决战阶段，时任第五十二军军长的刘玉章，驻守辽宁营口这一关键海口要塞。彼时东北国军主力全线溃败，锦州、沈阳相继失守，数十万大军兵败被歼，东北战局已然彻底翻盘。在全军溃败的绝境之中，刘玉章深谙保存自身实力的为官之道，刻意消极驰援锦州主战场，集中全部兵力牢牢把控营口出海通道。他利用灵活的战术、虚假的情报迷惑手段，成功干扰我军作战部署，趁机带领麾下主力部队从海上乘船逃走，成为辽沈战役中极少数成建制逃脱的国军高级将领。他的这次侥幸突围，并非正义战力的体现，本质只是反动派军阀保存残余势力的投机自保行为。

这种在绝境中四两拨千斤的脱围本事，正是金门此时最需要的。后来，他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在驻守金门的数年时间里，疯狂加固海岛防御工事、整编整训驻军兵力，持续强化前沿战备力量，长期维持台海对峙的紧张局势。刘玉章一上岛，眉头一皱，直接把胡琏时期的“死扛”战术给废了。他太清楚了，死守碉堡就是给解放军大炮当活靶子。刘玉章一出手，更是绝了。他把防御重点从“点”直接铺成了“面”。步兵连被强行拆解，化整为零，重组成一个个极具杀伤力的“机动火力小组”。不仅如此，他下令翻修山道，拉网布雷，在全岛死角硬生生抠出52个独立射击圈。

最硬核的是刘玉章的后勤手笔，金门本岛和小金门之间的海域，被他秘密改造成了“弹药中转带”。夜幕降临，货轮熄灯卸货，小艇像蚂蚁搬家一样转运。所有山腹里的储弹坑洞全部编码，A1、B2、C3……哪怕哪天指挥所的通讯电缆被解放军炸断了，前线连长盲抓一个编号，就能准确掏出相应的口径炮弹。这套极高颗粒度的物流运转系统，后来连美军第七舰队的军事顾问看了都倒吸一口凉气，直接抄去当了《岛屿防御教案》。1954年末，一江山岛战役解放军大获全胜，炮兵火控技术已经能做到指哪打哪。面对解放军日益暴涨的战斗力，刘玉章的机动防御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最后一位便是我们要重点谈的是心理战高手刘安祺，1958年，金门炮战时，他代替成为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那时鹰厦铁路及其他有关战备公路均已修建完成，交通设备良好，人员、武器装备，弹药各种补给运输，机动便利；通讯方面，均有各种大小通信部队，担任各级通信勤务，其器材装备精良，通信灵活，军用情报传递迅速，加之海狼战术，鱼雷快艇机动灵活之性能，与岸炮充分协调合作，可以随意袭击任何目标；或以佯攻，牵制敌兵力，使之疲于奔命，同时又采用野战，尽量接近我舰艇，使之雷达失去效用，以达偷袭之目的。可以说，两岸的军事差距进一步缩小，所有的士兵认为与强大大陆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单纯的军事对抗已经很难稳住军心，这个时候再去叫进攻显然是不全时宜，那怎么办呢？人称玩弄心理战的高手刘安祺登台了。

倘若是论打硬仗，刘安祺比胡琏、刘玉章那是差好几个档次，但他有前面两人没有的优势，一是他对我军除了红军时期与红八军团有过战事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与我军相处比较融洽，单一说到青岛担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兼青岛警备司令时，没有执行“炸毁青岛”的提议，让青岛工厂、码头设施完好地继续运转，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这一点，在大陆口碑还是较好的，而且撤退时也没有同我军发生冲突。反之胡琏、刘玉章都曾经与我军有过激烈冲突。二是人称他善于做“教师爷”，他当年是靠巡回演讲动员知识青年入伍起家的人。上任第一件事，不是修碉堡，而是印发《金门心理防卫守则》。每个连队塞进一个“政治教导员”，大喇叭里轮流广播《前线之声》，硬生生把口号刻进每个渔民的脑子里。

战术上，他玩了一出极致的“示弱”。白天故意放出“缺弹药，盼美援”的假情报迷惑对岸，一到深夜，工兵就在滩头疯狂接入电控引信系统，悄悄扩建雷区。他对岛上的渔民也绝不刁难，反而将部分人吸收进“海上情报网”。渔船出海和岸上暗哨对口令，一发现可疑木帆船，立刻燃放信号弹。这种军民合一的情报网，让解放军的情报部门五味杂陈，直呼此人“行事沉着，难以琢磨”。还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角色。

同时，在金门823炮战过后，老蒋、胡琏、刘玉章等人甚至包括刘安祺自己，一致认定军事力量如此强大的大陆一定会来进攻，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的每当伫立在金门北太武山顶环顾四野，便觉杀气腾腾，上冲云霄。料敌从宽，古有明训，而且一定要计算到敌必来攻。金门孤悬海上，并没有盘弓弯马的余地，一场大战，必然是硬碰硬的重量级拳击赛。因此便想到了一句江湖术语：能打不如能挨！意思很明确，只要扛得住就是胜利。

因此，刘安祺对当这个金门防卫司令很是心安理得，不慌不忙，他叫人修筑地下堡垒，以确保金门十万军民的生命安全，当时的金门岛光秃秃一片，炮战停止后，刘将军又派人到菲律宾买草种，到屏东县小琉球买树苗，动员全体官兵种树，绿化金门。如今金门岛变为绿树成荫、花木成畦的公园与观光胜地，这是当年的远见所致，功不可没。”

刘安祺感觉无比幸运的是，这座面积不大的小岛，往后的日子真的能在百万大军的博弈中存续，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靠的从来不是天险，而是背后主将们榨干脑汁的战术算计和士兵的血肉之躯，胡琏、刘玉章、刘安祺各显所长守住这个小岛，与解放战争时要解放金门的总指挥萧锋将军临终前感叹：别再让金门之战重演！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回过头去看看，军人的天职是沙场对决本无可厚非，但战事的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对于基层的百姓来说，能过上好日子才是真真切切，任何一方胜负，不外是同室操戈的悲剧，终究是中华民族一道深深的伤疤。哪怕战术再精妙，防御再硬核，也掩盖不了骨肉分离的痛楚。唯有铭记这些用鲜血写就的教训，期盼山河一统，国泰民安，人民幸福，才是告慰所有在这片海域沉睡英魂的最好方式。

不过，刘安祺晚年在台湾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曾经有人送给这样一副对联：朝士无前辈，三军皆儿曹。说的是，当时政府官员三军将领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当过联合参谋大学(简称三军大学)校长，受训学员都是高级参谋和高级指挥官，因此，台湾的人尊称刘安祺为“寿公”，因为他的字寿如，甚至有些公开场合人家一见到他就一开口就喊他“寿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给刘将军祝寿，于是握手的、敬酒的、照相的都来了，弄得刘将军啼笑皆非。

刘安祺晚年在台湾的住所取名叫“平淡园”这两个字取自他的人生箴言：人我之际看得平，功名之际看得淡。无论是在战场上，或者对敌人，这一点还算是做得比较到位，1995年9月9日凌晨时分，这位曾经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刘安祺于睡眠中安详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