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25年5月8日。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下了一段话。这段话，定义了清华国学院的起点。
“研究院事属首创，开学前有种种布置……院事由我首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我为自己信用计，为良心命令计，断不能舍此就彼……”
什么意思？翻译一下：国学院是我倡议成立的，开学前有太多事要布置。这事是我牵的头，刚起步，我只要稍微松懈，整个局面就会散掉。为了我的信用，为了我的良心，我绝不能半途而废。
这就是梁启超。一个把“信用”和“良心”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
清华国学院的成立，与梁启超有着莫大的关系。1918年，叱咤风云二十余年的梁启超决定退出政坛，开始了最后十年的著述讲学生涯。1925年清华改办大学时，决定开办研究院国学门。梁启超是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倡导者。他的助手蒋善国后来回忆说：“其实该院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
梁启超为什么如此看重国学院？因为他忧国忧民忧学。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东西否定过甚，日后国学将后继无人。他愿意到清华国学院来培养人才，为的就是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在国学院导师的聘请上，梁启超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校长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有没有著作”时，梁启超的回答掷地有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如果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
最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大师齐聚清华园。这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1925年9月8日，梁启超从天津“饮冰室”搬到清华北院教员住宅2号。每周除两天在城内理事外，其他时日都在清华。他积极谋划清华改制大学后的发展方向，把主要精力投入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生。
“院事由我首倡，我稍松懈，全局立散。”——这句话，是责任，是担当，更是一个大师对学术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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