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王”陈士榘和4位名将的争议

陈士榘这个人，打仗是把好手，但跟人处关系确实不行。1971年叶剑英想提他当国防部副部长，他想都没想就推了，说自己人缘太差，去了只会添乱。这话不是谦虚，是真话。从解放战争到建国后，他跟不少名将都闹过不愉快，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段公案：叶飞、宋时轮、陈赓、王近山。咱们一个一个说。

一、叶飞：宿北战役，撤还是不撤

1946年12月，宿北战役打响。这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指挥后的第一仗。陈士榘当时是山野参谋长，负责指挥一纵和八师。叶飞是一纵司令员。

仗打到关键时刻，叶飞带着部队夜袭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占了便宜。但天亮之后，一纵被胡琏的部队反包围在曹家集附近。叶飞赶紧打电话给陈士榘请示，陈士榘回话说：赶紧撤。

问题出在这儿。叶飞觉得白天突围伤亡太大，想熬到晚上再走，还请陈士榘过来看看地形再做决定。陈士榘说包围圈太紧他过不去，还放话——不撤就不管了，直接断了联系。最后叶飞自己想办法带着部队突出了包围圈。

这事儿的说法有两个版本。

叶飞这边的说法是：山野前指下过一道命令，鉴于敌军全线溃退，命令出击以免对方退回宿迁城。叶飞按命令出击后发现情况不对，下令收回来不及了，两个团孤军进入整编十一师的纵深阵地，一度被敌军一个旅包围。更要命的是，山野前指甚至陈士榘告诉他——其他部队已经撤退了，把一纵部分部队置于危险境地。战后叶飞质问山野前指，出击命令的依据是什么，当时没人回答。

陈士榘这边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他在《天翻地覆三年间》里写的是：整十一师因为恐惧被歼，收缩了阵地。然后一纵副司令员何克希向陈士榘报告，说一纵两个师已经撤到了八师阵地后面，而且没留部队继续包围晓店子的敌人。陈士榘严肃质问何克希——为什么在一无陈毅命令、二无他本人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后撤。后来一纵知道错了，要将功补过，陈士榘重新分配了任务。

两个版本，一个说自己被命令撤退还被卖了，一个说对方擅自撤退还不认账。叶飞的回忆录出版得早，主动挑明了这事。陈士榘的回忆录出来得晚，绝口不提叶飞说的出击命令，给人的感觉是撤退完全是一纵的个别行为。几十年后两人还在打笔仗。

一纵副政委谭启龙也批评过叶飞不该率部后撤，叶飞埋头不吭。但第二天叶飞主动请战，率部穿插三小时，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一个旅。仗是打赢了，梁子也结下了。后来每次提起宿北战役，叶飞脸色都不对。

二、宋时轮：梁山阻击战，谁下的渡河命令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要挺进大别山。陈士榘带着华野陈唐兵团临时归刘邓指挥，任务是拖住敌人。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师被蒋介石调过来，咬着尾巴追。陈士榘把阻击任务交给了宋时轮的第十纵队，只撂下一句话：“克服困难，把敌人拖在梁山。”

宋时轮以善守出名。十纵队跟敌人血拼了五天五夜，伤亡惨重。但突然有一天，十纵北渡黄河撤了，四千多支前民工没来得及转移，落到了敌人手里。

事后要追责。中央军委大怒，毛泽东来电批评：“……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个极大错误……”

问题来了——十纵北渡，明明是陈士榘的命令，如今却成了宋时轮“自行北渡”。宋时轮一口咬定是陈士榘口头同意他撤的。陈士榘直接表示：我没说过这话。

当时没留下书面凭证。宋时轮差点挨了大处分。陈毅、粟裕后来给宋时轮发电报，说“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事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渠［榘］唐指示执行的”。算是给宋时轮说了句公道话，但宋时轮还是觉得委屈——损失那么多人，无端受责备，领导不了解情况。

最后还是粟裕出面把事儿压了下去。但两人自此见面，顶多点头示意。后来宋时轮手下的人见了陈士榘都绕着走。

这事儿说到底，是指挥风格的碰撞。陈士榘当参谋出身，凡事讲计划、讲纪律。宋时轮是野战将领，讲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觉得命令就得钉是钉铆是铆，一个觉得战场形势变了就得灵活应对。两人都没错，但凑一块儿就是拧巴。

三、陈赓：洛阳战役，“山头主义”的帽子

1948年3月，中央让华野陈唐兵团（陈士榘、唐亮）和中野陈谢兵团（陈赓、谢富治）会合，共同攻打洛阳。两个兵团来自不同野战军，互不隶属又平级，谁来指挥是个麻烦事。

从资历上讲，陈赓是黄埔一期，参加革命比陈士榘早。但陈士榘也有来头——秋收起义的老井冈，一直很得毛泽东器重。而且陈士榘麾下重武器多，实力更强。陈赓很大度，主动让步，把指挥权交给了陈士榘。

按说指挥权定了，事儿就好办了。但打着打着，矛盾还是出来了。

陈赓提出暂缓总攻，等重武器运上来再打。理由很实在：还有两个据点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重武器没法及时运到前线，强行进攻只会造成无谓伤亡。陈士榘断然拒绝。他认为缓攻固然可以减少伤亡，但会留给敌军增援部队时间，搞不好影响整个战役走向。

陈赓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让步了。但后来的战事确实如他所料——打得极为困难，进攻频频受阻。陈赓不得已亲自给下属解释：为了战役，再大的伤亡也要坚持。各旅长高度不满。

更让陈赓生气的是支援问题。四纵和华野三纵都是攻城主力，但两支队伍一直等不到支援。陈唐兵团本可以分兵支援，但从头到尾没出手。四纵前后受敌，伤亡越来越大，陈赓只得亲自到前线坐镇。而陈唐兵团只是在后面指挥，没有支援的想法。

仗打赢了，但事儿没完。

洛阳战役后的总结会上，刘伯承主持。轮到陈士榘发言，他一个劲儿说这次能赢全靠炮兵准备到位。这话听着就不对味儿——中原野战军刚从大别山撤出来，重炮丢得差不多。你当着没炮的人说全靠炮，这不是戳人心窝子吗？

刘伯承当场接话：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战术对了没炮也能打胜仗。会后陈毅直接发电报批评陈士榘——“当着挫人说矮话，太不应该”。陈毅还着重指出，洛阳战役陈谢兵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士榘认了错，写了检查。

这事儿在中野传开后，大家都觉得他是华野来的，太摆谱。更微妙的是后面的事——“抢炮事件”。洛阳打下来后，缴获了不少火炮。陈士榘的部队和陈赓的部队都想要。这本是小事，但暴露了两支部队潜在的竞争关系，给后续矛盾埋了伏笔。

洛阳战役之后，陈赓和陈士榘再也没有合作过。这是两人在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合作。

四、王近山：双堆集围黄维，指挥权之争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中野兵力不足、装备较弱，决定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带三个纵队和部分炮兵支援。

陈士榘率部到达后，与王近山的中野六纵编为南集团。问题来了——谁来统一指挥南集团？

王近山有“王疯子”的绰号。从黄维兵团东进开始，王近山的六纵就一直咬着对方，一直追到双堆集，出了大力、立了大功。中野成立东、南、西三个集团进攻黄维时，南集团的作战一直由王近山统一指挥。从情理和指挥延续性看，让王近山继续指挥是合情合理的。

总前委最初的决定就是这个——由王近山统一指挥南集团。

但陈士榘不干。他是老井冈，华野参谋长，长期指挥大兵团作战，级别是正兵团级。王近山是副兵团级。让一个正兵团级的给副兵团级的当下属，陈士榘接受不了。

他直接表示异议，准备率部队去参加南线的阻击战。说白了就是——不让我指挥，我就走人。

这事儿在中野传得很快。陈士榘到了前线才发现，中野的部队占好了阵地，没人给他腾位置。他等了半天没人搭理，直接带着队伍就要走。刘伯承知道后赶紧协调，最后王近山给让出了进攻位置。

最终的结果是：陈士榘被召回，接受了由自己担任指挥的安排。华野三纵、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后，由陈士榘统一指挥。

但中野从上到下都觉得——陈士榘来帮忙还端架子，心里都窝着火。

五、为什么都是陈士榘？

四段公案，四个名将，四个不同的战场，但核心问题其实一样——陈士榘这个人，打仗脑子转得快，敢拍板下决心，但性子太直，战场上急起来就不顾人情世故。

他跟叶飞的矛盾，是指挥部里的命令传达出了岔子，一个说撤一个说不认。他跟宋时轮的矛盾，是口头命令没留凭证，一个说让撤一个说没说过。他跟陈赓的矛盾，是指挥风格不同，一个要快打一个要缓攻，加上总结会上的话太伤人。他跟王近山的矛盾，是指挥权归属问题，级别高的人不愿给级别低的人当下属。

陈士榘自己心里门儿清。他后来对叶剑英说“我人缘不好”，不是矫情。1965年上头想让他管总参，他推了。1971年叶剑英想让他当国防部副部长，他又推了。他说自己就适合干工程兵，干不了管全局的活。

这话说得实在。他在工程兵司令的位子上干了二十多年，导弹发射井、核试验场、西南“大三线”的隧道工程，全是他带人干的。有人跟他说：“陈司令，您这功绩比在战场上还大。”他笑了笑，没接话。

战场上的那些旧账，他心里有数。与其在高位上应付人际纠纷，不如干点实在活儿。这个选择，他做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