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偷听我方延安和重庆最高级别电话，越听越糊涂，还骂错了人

在电视剧《大决战》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老蒋听着延安和重庆两位最高领导人电话录音，越听越糊涂，给他放录音的中校特务一通胡解释，把老蒋气得想起了戴笠。

我方两位领导人的姓名就不用写明了，因为我们后生晚辈实在没有资格直呼其名，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

重庆谈判期间，老蒋的特务在重庆我方办事处周边安插了很多特务，偷听有线电话也不足为奇，搞笑的是老蒋那么高的位置，居然也喜欢亲自偷听电话录音，这格局，已经小到针鼻儿里去了。

这个桥段或许是进行了艺术加工，但却基本符合史实，老蒋听不懂我方延安最高领导与重庆负责人对话是很正常的，但老蒋把中校特务训得灰头土脸却打错了板子：即使戴笠活着，也同样“破译”那些所谓的“暗语”，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理解我方高层的高风亮节，老蒋和戴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然会越猜越离谱。

我们细看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和行动处处长程一鸣的回忆录，就会笑着发现：就是把戴笠、郑介民、唐纵、徐恩曾、康泽、叶秀峰等大特务都找来，他们同样不会理解那段录音是什么意思，倒是《潜伏》里的那个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可能听懂——其人原名吴景中，是我方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后叛变加入蒋系特务机关并在最后担任天津站站长的。

在《大决战》电视剧中，一个挂着中校军衔的特务搬来一台磁带式录音机，那里面传来坚守在重庆的我方谈判最高代表的声音：“李老汉那个天山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延安方面那位用爽朗浑厚的声音回答：“是啊，收成不错，今年白菜长得好，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重庆这边也笑：“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那中校特务立正站着，捧着文件夹一本正经地汇报：“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老蒋气急败坏地打断：“某个，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那中校紧张兮兮：“是的总裁，这套暗语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老蒋一拍椅子扶手：“够了！戴雨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儿都丢了是吧？出去！”

老蒋斥退中校特务，电视机前的读者诸君可能已经笑得打跌：不怕坏人绞尽脑汁，就怕蠢人灵机一动。老蒋和他手下的坏人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忽然蠢人灵机一动给出的解释也能让人笑掉大牙，其实两位我们最敬仰的领导人，说的根本就不是暗语，菜园子就是菜园子，白菜就是白菜，李老汉就是个老农民，哪有什么暗语！

老蒋亲自偷听录音，原本已经落了下乘，听而不懂，不懂装懂，装懂不成就想起戴笠，却忘了戴笠活着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往延安派特务，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老蒋和他的高级特务们五谷不分，对我方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无所知，当然想不到电话中的两位也是亲自种地纺纱包饺子的。

戴笠的生活骄奢淫逸，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写得很清楚：“戴笠每次出门不仅自带厨师，还得带上足够两桌用的精美餐具，与市面上出钱买不到的食品。只要美英等国有一件生活上的新品，不久他准可享受到。至于国内一些著名土特产如哈密葡萄、兰州大辣椒、水果、广东的香菇、云南鸡枞菌等，在他冰箱内总是装得满满的。”

蒋系高官的奢华生活，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揭露：“一九四三年陈诚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经常举行酒会招待美军顾问。十月间有一次吃酒过多，十二指肠溃疡，当时消瘦异常，卧床不起，以后治好，经常吃一种流质食品。据一九四六年秋间陈诚对我说，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每一个钟头吃一次，可以保证十二指肠不会发生问题，可是每天要花十几美元。”

陈诚在蒋系高官中也算“不太贪”的，他仅仅为了“养胃”一天就能花掉十几美元，那可是1943年的十几美元呀！在布林顿森里体系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每盎司（约31克）折合35 美元，陈诚每天要“吃掉”十多克黄金，戴笠购买金华火腿，一次上千只，买蛏干，一次上千斤，让他们去想象我方电话里的饺子和白菜是什么意思，那就跟晋惠帝问“何不食肉糜”一样。

戴笠活着的时候，也曾想过往延安派遣特务，如果真成功了，或许还能对我们的艰苦朴素、官兵一致、上下一心的优良作风有一点了解，但是戴笠的企图都失败了。

沈醉在《军统内幕·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中回忆：“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下，要想长期待在那里很不容易。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就是《潜伏》里的吴敬中，后来又调任军统局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

戴笠活着的时候，往延安派遣特务尚且十分困难，能不暴露或逃回去的没有几个，所以老蒋那边对延安的工作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听到那么高级别的领导谈论菜园子和大白菜，他们要是能明白才怪了。

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回忆：“1941年春，我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在甘肃马栏镇设立情报组，这个组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边缘，专门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报，但在那里，双方都设有封锁线，不可能派遣特务通过。”

军统（保密局）的特务进不去延安，就只能徘徊在外围编“情报”，这样一级一级往上糊弄，到戴笠那一层连十分之一的真实性都没有，到了老蒋案头，就几乎全是假的了。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怒骂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那番话，我们在相关特务的回忆录中也能找到原文：“难怪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你们的军事情报系统，没有发挥过丁点的作用，情报的收集、分析、判断，比狗屎还臭！你还是个高级情报官员呢，就你这样的，毫无客观眼光，毫无判断能力，我当时怎么就相信了你们？”

黄维在特赦前后，也是不停地骂特务：“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你们就没提供过一份有价值的情报。贾汪起义，你有情报吗？人家都潜伏到我们国防部了，你们发现了吗？东北解放军入关，你们预报过吗？华东华北两路大军汇合，你们事先发现了吗？你们给我提供的情报，永远是敌人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一蹶不振，如果没有你们提供的情报，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

特赦后的黄维还对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工作的王春景坦言：“我要是共产党，抓住特务就砍脑袋！”

戴笠活着的时候都不行，他死后郑介民、毛人凤先后掌管特务机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争权夺利、讨好上司上面，搞情报就像黄维指挥作战一样外行，再加上老蒋喜欢听“报喜不报忧”的情报，对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说他们耳聋目盲也不为过。

老蒋和特务们不懂菜园子和大白菜，看起来是小事，但其中却蕴含着大道理：那帮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家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优良传统，指挥胡猜乱想钻牛角尖，估计直到解放后，那帮高级特务进了战犯管理所，才会为自己当年的愚蠢而无奈苦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