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地质人生》——读《刘平的地质生涯》回忆录

【绿野诗棚】

《峥嵘岁月 地质人生》

——读《刘平的地质生涯》回忆录

陈跃康

贵州知名地质专家：刘平（92岁）

退休多年，日常生活已融入平庸，化为习惯，曾经的往事与自己渐行渐远，模糊了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岁月。

近来，在网上读到龚章河先生执笔的《刘平的地质生涯》系列回忆录散文，不经意间竟重重地撞动了这颗几乎木然的心灵。

刘平先生我是认识，他是贵州地矿局和国内地质界十分受人尊重的地质专家。他因长期担任106地质大队总工程师，所以大家习惯称他刘老总。

1957年12月他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二十三岁的他便被分配到贵州的黔东北地质大队（106地质大队的前身），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至今已有七十个年头。

七十年暑去寒来，七十载春夏秋冬，岁月硬生生地将一个出生天津、生活北京的北方人，变成了次生的贵州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为贵州这片高原，献了青春献终身！

贵州这片山水，似乎与刘老总有缘。他的回忆文章中记叙：

我的老家在天津，我的童年，却大部分时间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造成的举家流浪中度过。

离开天津前，我还不满四岁，对天津没有什么记忆，最初的流亡生活，也记忆模糊，很多事情主要是听父母说。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在天津过得好好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全面侵华开启，全面抗战随之掀起。

战事愈演愈烈，天津待不下去了，政府开始组织撤退，我们一家随后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

1944年10月，到第二年抗日战争结束前的那个夏天，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在遵义熬过了一段凄苦的日子，我经历了一生中因贫困而失学半年多的遭遇。多年后我读到高尔基的《在人间》时，就想到我的这段经历。

那是我们一家在流亡期间，最难熬的时期。

谁料想，十多年后，他又来到遵义，并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一辈子。

童年的苦难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在《遵义印象》一文中，刘老总讲了一个关于听“炒—米糖—开水—”叫卖声的故事。那叫卖声虽然听得很真切、很诱人，可童年的他从未吃到过这“炒—米糖—开水—”：那是他童年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味道与经历。文章写到：

十多年后，1957年12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务川县黔东北地质大队去工作，从贵阳出发路过遵义时，我最想找的，是当年那道刻骨铭心的记忆。

晚上我注意聆听着，终于他来了，来了，由远而近，还是有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声音，循着那“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赶紧拿着茶缸跑下楼去，在街上拦住叫卖的老人。

是的，就是他。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他还是记忆中的那样，背稍稍有点驼，人似乎更显老了些。

像是久别重逢的熟人一样，我和他像老朋友老交道那样热烈地攀谈起来。

我说了一些小时候如何看他做生意的老话，我说我一直想尝尝他的“炒米糖开水”的味道。他也感到很是高兴，那天晚上他不是卖给我一道“炒米糖开水”的味道，而是我从他那儿买回了童年的缺失。

由于当时去务川的公路刚修通不久，人多车少，客车票很不好买，在遵义一直等了三天。每天晚上我都会循声如约与那老人和他的担子相会。来一茶缸炒米糖开水，来一次与童年的美好记忆的温馨的约会。

读到这里，我不由泪目了。

我相信，凡认真看过这段文字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刘平的地质生涯》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成的。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情感真挚、故事动人，有很强的代入感。读者不由自主地就会沉浸与穿越到他所讲述的岁月和往事之中。

如果说，刘老总的童年因战争而背井离乡，流浪远方；他的少年就见证了新中国的“新奇与欣喜”；“我的大学”则使他梦想成真，成为天之骄子。

然而，刘老总的命运看似苦尽甘来，却并未一帆风顺。

在大学当了四年班长的他，并受到刘少奇副主席接见的优秀大学生代表，根本没想到其政治上的人生磨难，竟始于毕业前夕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一次“我自我鉴定”，而被错误地划为了“右派”。

这是他人生的低谷，命运的转折，也是他重生的新起点。

不过他没有消沉、没有灰心。在“戴着右派帽子离开学校”一节中他沉重地写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认真回忆着刘少奇同志接见时讲的话，他特别强调：“一个人要想得到人们的信任，不是短期内可以办到的，至少需要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人们才会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想到这些，就下定决心，决不能因此而虚度青春，更不能因此 而一蹶不振，必须要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在刘少奇同志接见时许下要干一辈子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 庄严承诺， 一定要响应祖国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所以在大学毕业填写工作地址的志愿时，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愿，分别为西藏、新疆、青海、云南。

最后，他却莫名其妙地，或者说是鬼使神差地被分配到了贵州。更为神奇或荒唐的是：

“二十二年后的1979年，我收到了关于我右派分子改正的通知，并恢复了我的团籍。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我要求查阅我的个人档案（以往是不能查阅自己的档案的），并按照中央议会规定销毁了档案中有关右派分子的材料。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我的档案里，没有见到确定我为‘右派分子’的任何正式文件。经与学校有关部门联系，他们回信说不知道此事详情。后来才知道，北京地质学院所划右派分子，都没有学院党委的正式文件。也就是说，我莫名其妙地就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多从自己找原因，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一蹶不振，努力工作，毫不懈怠，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就是刘老总的胸怀格局，是他矿石一样宝贵品质的体现。

在《刘平的地质生涯》的回忆文章中，对这类遭遇不公，自己委屈的事，他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纠缠和抱怨。更多的是讲述和记叙他在大娄山、梵净山、赤水河、乌江河的山山水水，进行地质勘查和矿产勘探中的所见所闻、趣闻轶事。如“金厂见闻”“三遇猴群”“野性梵净山”等。

听那充满地质工作气息的“搬运工号子”，写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

地质队搬运的常常是一些由八人、十二人、十六人抬的大件机器。

在搬运大件时，排在“杠龙”之首的第一人（尖子）和压轴的最后一人（尾子）最为重要，通常都是由正、副班长或非常熟练的技工担任，他们二人就是这支搬运大军的总指挥。

稍为休息之后，“尖子”说：“休息得差不多了，各人摸到各人的。”接着喊了声：“栽起”！意思是叫大家把杠子抬上肩头；“尾子”看清前面所有的人都已准备好了，就喊一声“开”！大家这才齐步前进。

在行进途中，每当遇到有障碍物或路况发生变化时，都及时喊出号子作为提示。

“尖子”喊声“天上明晃晃”！

“尾子”就会接着喊“地下水凼凼”！

或是前喊“天上鹞子飞”，后应“地上牛屎堆”！

或前喊“左边一个大牯牛”，后应“右边一块大石头”等等。

总之，“尖子”喊的是虚，在于提醒大家，而“尾子”应的是实，表示已知真情。抬在中间的人，就会根据前后的号子声提高警惕，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

在狭窄的山道上，当前喊“青丝挂帷”，后应“撕烂不赔”时，就表示在小路的一侧或两侧，长着茂密的灌木丛或刺巴笼，叫大家注意别把衣服挂住。

当走到较为开阔、平缓且无障碍物的道路时，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尖子”就会大声喊句“烂草鞋”，“尾子”接着应声“提起来”，于是大家就一齐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快速前进。

最后终于到达目的了，选好停放位置，“尖子”喊句“两挑红苕”，“尾子”应声“四箩（落）”，待机器放稳后，前面的人抽走杠子，后面的人解开捆绑机器的绳索，就算平安的完成任务了。

给人留下最难忘的野外工作经历，是《马蜂的报复》一文所讲述的惊险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们的普查组在梵净山一带开展钨、锡、铜矿普查工作。七月的一天，刘老总与同事王金华、曹金弟来到一处山高坡陡，树多林密的地方，意外遭遇了野马蜂的袭击，文章描写到：

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在一处密林中分散行走时，突听曹金弟发出大声惨叫，声音非常刺耳，而且叫声越来越惨。于是，赶紧朝那叫声处扑过去。

我看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恐惧情景：曹金弟倒在地上，他是个北方人，个较大，大个子的他在地上翻滚着，边翻滚边吼叫，那情景真惨不忍睹。

我和王金华分别在曹的左右两侧约4、5米的地方观察，看到他的脸上头上裸露的地方，成群结队的马蜂轮番朝他直面而来，他本能的拼命地乱抓乱挥，企图把那些疯狂的马蜂驱赶走。

哪里管用哟，马蜂们更加疯狂地朝他身上不停地攻击、螫刺。

再一看，在他刚才走过的地方，约1人高的树枝上，挂着一个比两个篮球还大的马蜂窝。显然是曹在穿越密林时，没有注意，撞到马蜂窝了。

马蜂们以为自己受到了外来攻击，触发了它们的自卫本能，于是就成群结队，嗡嗡嗡嗡地叫唤着，向曹发起了疯狂的报复。

我和王金华离曹只有4、5米远，但马蜂却不来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们也不敢贸然扑上去，怕不得要领，引来更多的马蜂，反而帮了倒忙。

这种马蜂呈棕黄色，约有1寸多长，比普通的蜜蜂个头要大得多。早先听人说过，山里的马蜂毒性较大，螫得严重时可致人于死命。

我俩几乎是同时，把工作服上衣拉上来包住头部， 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同时大声招呼曹金弟要忍住疼痛，赶快用衣服护住头部、脸部，趴在地上不要翻滚 ... ...

最后，他们终于冲出了马蜂围攻的包围圈。

曹金弟的头部和脸部有28处被马蜂蜇伤，血迹浸出，伤口红肿。好在刘老总带有“季德胜蛇药片”，便将药片咬碎，敷在伤口处，按说明书要求，口服了几片，让他仰卧在林间草地休息。神奇的是，曹金弟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竟能和大家一起上山工作了。

由此可见，地质队员野外工作虽充满风险，但同事之间的互相帮助与深厚情谊，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脉脉温情与力量源泉。

通过《一篇论文是如何完成的》的文章，我才知道刘老总还是最早的贵州梵净山第四纪冰川的研究者、先行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李四光先生《天文 ·地质 ·古生物》一书的影响，刘老总自发地开展了对梵净山北坡第四纪冰川的研究，还掏尽了自己当时全部的积蓄，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跑野外，收集第一手资料，并撰写了《梵净山北坡第四纪冰川遗迹》一文，1976年发表在当时贵州唯一的地质学术刊物《贵州地质科技情报》上。

刘老总这种自觉、敏锐而无私的科学家探索精神，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支持下，贵州山水旅游资源勘察开发设计院的李兴中、王立亭、刘家仁、陈跃康等历经近十年时间，对梵净山第四纪冰川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完成了旅游地学专著《梵净山地质》（见附图）一书，由贵州省地矿局原总工程师、局长韩至钧作序，于2022年3月由贵州出版集团科技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今天的《梵净山地质》一书的学术观点，继承了刘老总当年《梵净山北坡第四纪冰川遗迹》一文衣钵，并以更充分、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和分析数据，论证了梵净山第四纪冰川的科学性与旅游地学开发的科普性、现实性。

梵净山第四纪冰川研究，一文一书，虽然两者相距近半个世纪，其地质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探索大自然秘密的勇气则是一脉相承的。

在阅读《刘平的地质生涯》时，我有一种感觉，当年刘老总考大学时选择地质专业，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似乎也受父亲的职业影响。

从刘老总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抗战的流浪岁月里，他父亲的工作与一家的生计总是与矿业有关：

——1939年，父亲从重庆到綦江县（现属重庆市）南桐煤矿工作，全家随之前往。

——1942年1月， 父亲调到四川达县铁矿工作，我就读于铁矿附近一乡村小学。

——1942年12月，父亲调到广西贺县（八步）原资源委员会平桂矿务局西湾煤矿工作，我随之就读于西湾煤矿职工子弟小学。

——抗战胜利，全家到了新晃后，我考进西南汞业管理处职工子弟小学，从五年级念到六年级。

可见，刘老总一家在抗战的逃难中，都与煤矿、铁矿及汞矿等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有关。这对年幼的刘老总来说，从小耳濡目染、司空见惯，无形中就形成了未来从事矿业开发的朦胧意识与职业向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老总是穿越新、旧两个社会时代的“地质二代”，他堪称中国“地质二代”楷模。

从1957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来到贵州，刘老总任劳任怨、一心一意从事地质找矿工作，凡七十载，为贵州铝土矿、汞矿、锰矿及金矿等矿产资源的勘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整个《刘平的地质生涯》回忆录，有二十多篇文章，十来万字。仿佛是一座地质岁月的巍峨山脉，刘老总严谨的口述与龚章河先生生动的文字记载，就像山中的一条条蜿蜒的山路和一段段崎岖的驿道，一路风光无限、风情迷人，令人回味和沉思。

我这里所撷取的片段，只是这大山中飘落的几片树叶，或是在峡谷中采集的几块岩石。不过，这一叶一石，都滴有刘老总地质人生的汗珠，都踏着刘老总峥嵘岁月的足迹... ...

文字有限，意犹未尽，特赋“陈氏古风十四行诗”一首：《地质人生》——致刘平老总

《陈氏古风十四行诗·地质人生》

——致106地质大队刘平老总

龙眼（塔名-诗题）：地质人生

虎头（塔基-绝句式）

燕赵多英才

华夏即舞台

岁月凝峥嵘

壮歌咏慷慨

凤腰（塔身-律诗式）

幼小离乡井

流浪历十载

一声炒米糖

穿越两时代

立志地质业

初心永在怀

踏平坎坷路

风霜化风采

豹尾（塔顶-对联式）

今喜九零后

回眸更精彩

研究梵净山冰川的旅游地学专著《焚净山地质》

2026年6月25日于绿野诗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