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左右的科技发展是否会引向灾难？｜地缘科技「平」论 x 黄平

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地缘科技

vol. 14 no.14

「平」论

2026/06/24

June

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在AI时代发生了什么根本性改变？

第14期

总第14期

编者按

PREFACE

随着近来中美AI竞争的日趋加剧，以及脑机接口芯片人体临床植入的实现，碳基与硅基的边界正在加速消融，地缘政治对科技发展方向的主导程度前所未有。这也引出本文的核心问题，即人类与科技应该以何种关系共存，AI时代的人与科技关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本文指出，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已经由人类单向主导技术转向双向促进，并在AI时代演进为科技的自主迭代。本轮科技竞争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其一，竞争主体正从人类主导转向“人机协同”甚至“机器主导”，那道在危机关头由人类感性踩下的“刹车”将不复存在；其二，这是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由非西方文明深度参与，并影响最前沿技术的发展的现象。中国AI的出现，价值远超单纯的产业和科技竞争，而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西方价值以外的技术选项，而这恰恰是人类文明多元性在AI时代得以延续的现实可能。

近来，全球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一边是中美AI竞争进入白热化，两国都在进一步提高人工智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地位；另一边是Neuralink的脑机接口芯片已在全球完成21例人体临床植入，碳基与硅基的边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模糊消融。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让一个原本属于哲学讨论范畴的问题变得无比紧迫：当地缘政治开始主导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科技发展方向，人类文明走向的是繁荣，还是灾难？

2026年4月13日，一名士兵从在阿比让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工智能、国防与太空展览会横幅旁走过（图源：Getty Images）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乐观”或“悲观”来简单回答的问题。要回答它，必须先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与科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AI时代又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01

人类和科技之间

出现过哪几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

人类单向主导技术，

技术服务于生存

历史上，人类与科技之间最初呈现的是一种单向关系：人类主导技术，技术服务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这个阶段，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尚未产生，更多是人类通过长期实践活动积累出来的技术经验。公元前6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早期农耕居民发明了最早的灌溉系统，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引入农田，极大地提升了粮食产量；中国约在公元前3300-2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开始使用犁耕技术，后来逐步发展为铁犁牛耕，成为农业文明的技术支柱；轮子、陶器、青铜冶炼这些技术的出现，都源于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直觉性把握。

这个时期的技术产生没有门槛，任何人类都可以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发明出一些技术。技术的传播以口耳相传和经验模仿为主，不需要系统性的教育，更不需要资本的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公共品，它不足以区分出不同的人类群体，更不会制造出系统性的社会分层。

这是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总体状况：单向的、朴素的、基于劳动实践的、服务于生存的。

第二种关系：

资本介入，人类与科技

进入双向互动

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单向关系被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资本开始在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科技的发展从此有了门槛——资本的门槛。

无论是科学的发现需要系统性的教育基础，还是技术的创新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这些都需要资本作为前提。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纺织业的技术创新从珍妮纺纱机到蒸汽动力织布机，每一次迭代背后都是资本家对新技术的定向投资；德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正是在19世纪末期大资本与国家力量联合驱动下崛起的。

古斯塔夫·多雷1870年所绘伦敦工业区（图源：维基百科）

这个时期，人类与科技的关系变成了双向的：人类利用资本推动科技发展，科技的发展反过来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结构。科技制造了阶级，掌握技术和资本的少数人获得了统治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被技术替代的多数人则沦为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科技，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在服务于人类需求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哪些人的需求更重要”。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或者换句话说，没有资本的加成和主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会如此迅速，规模不会如此庞大，应用不会如此广泛，特别是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OpenAI从非营利到营利的转型，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无不说明：这一轮AI革命，本质上仍然是一场资本驱动的技术革命。

第三种关系：

AI自主迭代，人类

或将退出主导位置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正在向一种前所未有的第三种范式演化。

这种范式目前尚未完全成形，但其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不同的AI Agent形成某种自组织的系统，以人类设定的或基于人类设定的目标发展出来的目标，自主迭代科技的发展路径。科技不再只是被人类使用的工具，而是开始具备自我进化的能力。

OpenAI的o3模型已经在多项标准化科学推理基准上超越了顶尖人类研究员的平均水平；谷歌DeepMind的AlphaFold虽不直接生成新序列，但以其为核心的AI生态，结合生成式模型，已能从头设计全新蛋白质序列。这不是“工具辅助人类做研究”，而是接近“机器自主推进科学发现”的边界。

这将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与科技之关系。即便就当下的人工智能和智能体技术水平而言，这样一个未来也是完全可以预期到的。而它究竟会把人类带向何处，正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02

这次有什么不同？

主体变了，价值观也变了

历史上，地缘政治并非第一次介入科技的发展方向。美苏冷战期间的太空军备竞赛是最典型的案例：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直接刺激美国成立NASA并启动阿波罗计划，最终在1969年实现人类登月。在这场竞赛中，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主导科技投入和发展的核心动因。

那这一次，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主体之变：

从人类主导，到人机协同，

再到机器主导

第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是这场竞争的主体变了。

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本质上仍然是由人类主导的。科学家、政治领袖，无论他们的判断多么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归根结底仍然是人在做决策，而人本质上是感性的。这种感性虽然有时候会导致非理性的决策和被放大的博弈损失，但也恰恰是这种感性，在关键时刻让事情的发展回归到有利于人类价值的轨道上。

最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军在不知道苏联潜艇上带有核鱼雷的情况下，向苏联核潜艇B-59投掷了五颗训练用深水炸弹以逼迫其上浮。舰长误以为核战争已经爆发，遂决定下令发射核鱼雷，但副艇长阿尔希波夫坚决否决了这一决定，避免了一场核战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人类的感性，对战争后果的恐惧、对生命的本能珍视，成为了阻止灾难的最后防线。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封锁古巴，并对驶近古巴的苏联船只进行拦截检查（图源：Getty Images）

但这次不同。当竞争的主体从人类变成“人机协同”乃至“机器主导”，这道感性的防线将会被系统性地侵蚀。AI会根据既定的目标，不断迭代出完全理性的路径和方式。这种理性从短期内看似乎更加高效，但从长期来看，它是过度目标导向的。它会沿着设定的目标方向以最优路径推进，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忽视那些无法被量化、无法被编入目标函数的人类价值。

更令人警觉的是，传统的政治领袖将潜移默化地被人工智能所左右，且往往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当一位国家领导人面对的所有情报分析、战略推演、决策建议都来自AI系统，他的决策在表面上仍然是“人做的”，但实质上已经是AI驱动的。这种决策主体从碳基到硅基的悄然转换，很可能让人类之间的冲突向更极端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某个关键节点上，那个原本可以凭借人类感性踩下刹车的瞬间，将不再出现。

价值之变：从西方单极主导，

到中西价值观的首次共同参与

第二个根本性的不同，是这场竞争背后的价值观格局变了。

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的主导力量都是西方国家，更具体地说，是奉行基督教文明价值观的英美体系。这套价值观不只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输出，更是通过技术标准、平台规则、知识产权体系悄无声息地嵌入到全球科技发展的底层架构中。

这一次，这个格局第一次被打破了。

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牵头并深度影响最前沿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智谱GLM-5.2开源大模型的发布，让全球AI社区第一次认真讨论“中国大模型是否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代际”。这背后不只是技术能力的差距收窄，更是一种深层的价值观差异开始渗入AI发展的底层逻辑。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对齐目标、应用场景，都带着与美国体系截然不同的文化印记。

这种价值观的差异，比任何技术差异都更深远、更难消除。美国主导的AI体系，嵌入的是一套封闭的、绝对的、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标准的价值框架；而中国主导的AI体系，嵌入的是一套更开放的、相对的、强调包容和平衡的价值取向。这不是简单的“哪个更好”的问题，而是两种文明基因对“什么是好的人类未来”这个问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更深远的影响将在脑机接口技术普及之后显现。当Neuralink已经实现首例人体植入并开始收集神经信号数据，当AI与人类神经系统开始直接交互，价值观的传导将不再是通过媒体、教育或政治宣传这些可见的渠道，而是通过算法对神经反馈的塑造，以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度影响人类的思维和判断。这正是最大的不同：价值观的传播将从外部渗透变为内部重塑，从可以选择拒绝变为难以察觉。

Neuralink芯片植入人脑示意图（图源：Neuralink）

03

是灾难还是繁荣，

谁说了算？

历史的答案：

单一价值观主导的繁荣，

最终走向反噬

回顾历史，工业革命以来，每一个主导世界的帝国或霸权体系，其繁荣的背后都是一套单一价值观的强制推广，而这套价值观的扩张，从长期来看，无法兼容人类文明天然的多样性，最终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反噬。

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依靠从拉丁美洲掠夺的白银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版图，但殖民体系的暴力基础最终在整个拉丁美洲埋下了数百年社会动荡的种子。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自由贸易”之名建立了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垄断，但其在班达群岛对当地居民的种族灭绝式清洗，至今仍是殖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页。19世纪大英帝国以“文明使命”为旗帜推进全球扩张，但其在印度推行的去工业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印度传统纺织业的崩溃。

即便是近代试图扮演“负责任领导者”角色的美国，其单极霸权的实践也留下了大量值得反思的历史记录。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推行，为多国带来了短暂的经济自由化繁荣，但随后的债务危机、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付出了数十年的代价。

现在，试想这套价值逻辑叠加上人工智能的传播速度，再加上未来脑机接口对人类主动性的替换，这套单一价值观最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已经不难推演。

因为本质上，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违背这个底层规律的文明扩张，无论在多么宏大的价值旗帜下进行，最终都会被自然法则所纠正。

中国AI的出现：不是威胁，

而是一种可能性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AI的发展和全球化，其意义已经远超中国自身的AI产业和科技竞争。它关乎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多元性。

中国AI所嵌入的价值逻辑，与美国AI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只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更体现在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关系的底层理解上：强调关系而非个体、强调动态平衡而非静态标准、强调实用理性而非普世原则。这些特质，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们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一种经过长期检验的文明智慧。

嵌入了这种价值逻辑的中国AI，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其意义不只在于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价格更低、性能更强的技术选项，更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不必接受美国价值预设就能使用先进AI的可能性。

在一个只有美国AI的世界里，全球数十亿用户在使用AI工具的同时，也在被动地接受一套特定的价值预设，关于什么是客观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值得优化的。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且随着AI应用的深化而不断强化。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将以一种比任何历史上的文化殖民都更隐蔽、更彻底的方式被侵蚀。

中国AI的出现，至少让这个故事有了另一种可能的走向。

在2025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拍摄的人形机器人

（图源：新华社）

04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地缘政治左右的科技发展是否会引向灾难？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最危险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走向垄断；最可怕的不是价值观的差异，而是价值观的多元性被彻底抹去。

人类正处在文明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时间节点，AI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制度和伦理体系的适应能力，地缘政治的博弈又在将这种技术力量推向最具破坏性的应用方向。在这个节点上，中国AI的全球化，不只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只是中美博弈的一步棋，而是人类文明多元性在AI时代得以延续的一种现实可能。

马斯克把人类的边界向外推，汪滔把技术的价值向下沉。繁荣，从来不是某一种价值观独占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创造的产物。

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一套统一的答案，而是保留不同答案的权利。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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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李 征

排版｜詹蕴第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